《5940-吕景琳正说洪武大帝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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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0-吕景琳正说洪武大帝朱元璋- 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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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瑞回应天,而把祝宗、康泰留在江西。胡廷瑞把祝、康的情况隐约地作了报告,元璋便发使者到洪都,传谕二人带领部队前往湖广,跟随徐达攻打武昌。他们的船队驶至江州东南的女儿港,便宣布造反。这时正好有商人的贩布船经过,他们掠布做旗,直向洪都进发。傍晚抵达城下,飞炮攻城。城内猝不及防,叛兵蜂拥而入。守将邓愈带领几十个骑兵且战且走。叛兵急迫不舍,随从大部分战死,邓愈一人牵着三匹战马飞奔,连跨三马,三匹马都被砍伤,眼看被活捉之际,又飞身跃上他养子骑过的战马,方得逃命,一路狼狈,奔回应天。都事万思诚和南昌知府“四先生”之一叶琛等遇害。不知元璋是出于刘基事先提醒而疏于防范的自责,还是出于偏爱,对邓愈失城逃亡竟至没有作赵仲中失太平那样的处理。邓愈也确实是朱元璋的一员爱将。他是虹县人,自幼随父兄起兵反元,父兄死后,他以十六岁的少年统率这支农民军,随后去滁州投朱元璋,被任命为管军总管。他十七岁镇守广德,为广兴翼元帅。二十岁率兵南下取宁国、徽州,以行枢密院判官驻防。二十三岁升任江南行省参政,总制各翼军马。邓愈在招降平定江西陈友谅各部中功勋卓著,洪都又事关全局,故以邓愈为江西参政,镇守洪都。他此时只有二十四岁。这个青年英雄的偶而蹶失,大概是元璋没有杀他的重要原因。    
    洪都叛乱发生时,右丞徐达正在向武昌发动攻势。元璋急调他回援洪都。祝宗、康泰稍作抗拒便弃城逃窜。祝宗逃到新淦,为守将邓志明所杀,康泰在广信为追兵活捉,送到应天,因他是胡廷瑞的外甥,为元璋特予赦免。    
    浙西和洪都的两次叛乱,使元璋感到对地方将领有进一步加强控制的必要。这一点做得如何,往往关系到事业的利钝成败。在兵荒马乱的时代,有枪就是草头王,军马器仗粮饷地盘就是实力,就是威福。兵强人附,兵弱附人,朝秦暮楚,晨合夕离,是常有的事。这里通行的原则,实际上是横暴和强权,是弱肉强食的兽性。但是,这既然是人的作为,是人类社会的活动,它就必然还有人性,有人类社会当时的社会道德法则。所以,你要做一个各路兵帅的共主,就不仅要会做一个磨牙吮血的野兽,也还要把自己打扮成行侠仗义的英雄和峨冠博带的圣贤;你要显得胸襟坦荡,如泰山乔岳,长江大海;你要作出恩如春风威似霹雳的手段;你还要善于利用传统忠义道德的社会维系作用。仅有这些还不够,你还要设法了解各地将领的动静,他们在想些什么,说些什么,做些什么;还要对他们有所牵制,有所约束。传统的中国文化和现实的残酷斗争都可以教会那些有心人如何装扮自己,塑造自己,约束别人,控制别人。在这个学习和历练中,可以看出朱元璋做得很认真,很有成绩。他在约束、控制各地将领中也学会和采取了一些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大养义子。父子是一种亲缘关系,义子是一种准亲缘关系。养义子是当时的社会风气,很多将领都利用义子团聚自己的势力,前面提到的胡德济就是胡大海的义子,二十岁的年轻将领邓愈也收养有义子。朱元璋养的义子就更多。他的外甥李文忠就改名朱文忠(小名保儿)做了他的义子。李文忠、朱文正在至正十四年(1354)去滁州投奔朱元璋的时候,还有十岁的孤儿沐英、十四岁的孤儿朱文辉(后来复姓何)被收为义子。沐英小名周舍,又名沐舍。此外见于记载的义子还有朱文逊、朱文刚(小名柴舍)、道舍、马儿、真童、金刚奴等,据说共收养义子二十多人。这些小孩子自幼恩养抚育,情同父子,长大了就命他们同诸将一起分守各地,承当起监督驻地将领的责任。如用沐英(周舍)守镇江,道舍守宁国,马儿守金华,柴舍(朱文刚)、真童守处州,金刚奴守衢州,朱文逊守太平。柴舍朱文刚死于处州之难,朱文逊死于太平保卫战。李(朱)文忠和沐英后来封公封侯。这些义子不仅为元璋出生入死,而且把各将领的情况随时报告给元璋。元璋小时候的朋友汤和应该是他的亲信了,他在守常州的时候,曾为一个不大的事请示元璋被驳回,心里很不自在,便独自喝起闷酒。一杯二杯三四杯,直喝得酩酊大醉,那郁闷之气也就化作酒后胡言顺嘴溜了出来。他喃喃说道:“想我汤某镇守在这里,就像坐在屋脊上,想往东倒就往东倒,想往西倒就往西倒,谁能把我怎么样!”这酒后胡言也被监视的义子报到朱元璋那里,使元璋很是恼怒,当时虽没有治他的罪,却是一生耿耿于怀。    
    为了控制诸将,他还把将领的妻子留在后方,起初留在江北的和州,后来留在应天。又怕将领们离不开女人,便准许他们在外边讨小纳妾。元璋还不允许武将帐下收留文人儒士,以免文武结合,滋惹事端。就这样,金华、处州、洪都的叛变仍然猝不及防,元璋决定派遣更知底细的人镇守浙西和洪都。于是,任命其义子李文忠为浙东等处行中书省左丞,坐镇金华,总制衢州、处州、信州、严州、诸全诸军马,把整个浙西交付给他;任命他的侄子朱文正以大都督府左都督统领元帅赵德胜、参政邓愈镇守洪都,把江西的驻防重任托付给他。应天、金华、洪都三点一面,都是朱家天下。    
    尽管做了这些善后和补救,元璋心里仍不踏实。回头想想刘基临走时候的嘱咐,全都应验了,觉得这位伯温先生确实神奇,必须快点把他请回来,暂时不能回来,也要请教一下他对下步吉凶趋避有何指点。信使往返,六月二十二日,带回了刘基对元璋问题的条答,谓:“六月、七月间举兵用事,不利先动。当候土木顺行、金星出现则可。”元璋对这几句话虽然一时不得要领,但既然六七月间有不吉不利,星相不顺,便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诸事小心。    
    事有巧合。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七月,应天城内确实发生了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大将平章邵荣和参政赵继祖合谋刺杀朱元璋。    
    邵荣和赵继祖都是元璋在濠州的旧人,特别是邵荣,勇敢善战,又很有智谋,与徐达、常遇春号称三杰,而地位又在徐达、常遇春之上。邵荣授任行中书省平章,为行中书省丞相朱元璋手下第一人,徐达任行中书省右丞,要低平章一个等级,中书参政常遇春又等而下之。邵荣率部到处州平叛,发现几个幺麽小丑就能把好几个府州搞得天翻地覆,以致半个浙江震动,便萌动了造反作乱取而代之的野心。回应天以后言谈举事越加骄纵,还时常在将领们面前流露对元璋的怨愤和不逊,借以观察他们的反应。结果,发现部下并不附和,他甚至怀疑有人已把这些话传到元璋那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与中书参政赵继祖元帅宋国兴等合谋作乱。    
    这一天,元璋在三山门外阅兵,邵荣等在门内埋下伏兵,俟机行刺。也是元璋命不该绝,在阅兵刚要结束的时候,突然刮起大风,将那旗帜拍打在元璋的身上和脸上。这些天元璋时时把刘基的警告和预言提在心上,那警惕和防范是何等小心,何等谨慎,对这个小小的意外,立时觉得不祥,便急急更换了衣服,在亲军的严密护卫下从另外一条路归府。这个紧急举措,使元帅宋国兴心里疑惧,便主动向元璋自首告发。


第四章 大踏步往皇帝宝座奔去一、刘基掐指算天意(6)

    邵荣、赵继祖被逮捕。元璋把他们同锁在一个房间,置酒相待,问道:“我同你们二人一起在濠州起事,甘苦与共,实指望成就大事,共享富贵,为一代君臣,你们为什么要谋害于我?”邵荣说:“我等常年在外取讨城池,多受劳苦,你却把我们的妻子老小拘留在应天,使我们骨肉分离,不得团聚,无非是为了你一己之利。我们不得已走上这条路。”说罢,不觉泣涕。赵继祖大声向邵荣说道:“要听我的话早下手,就不会像今天这样猎狗死在床下。事已至此,死就是了,哭有什么用!”说话间,举杯痛饮。元璋不想就这样杀掉他们,七月十三日,他把将领们召集在一起,说道:“我不负邵荣,而邵荣做出这样的事,大家看应该怎样处理。”常遇春抢先愤然说道:“邵荣等凶恶已极。他们一旦忘恩负义,造反作乱,不利主公,接下来就要害及我等。就是主公不忍杀他们,我等也誓不与他同生于天地之间。”这些话正说到元璋的心坎里。但是,残酷的斗争不仅教会了元璋毫不手软的杀戮,用最阴暗的心理猜度和提防一切,而且还教会了他毫无真情的作戏,用最冠冕的姿态应酬答对。他要会哭会笑。当笑而哭,当怒而笑。他的自身与他的感情和灵魂必须脱离,以便随时进行各种组装。这种自身与感情的对立,首先使他变成了战争与政治的奴仆和玩偶,久而久之,他的感情就可能不再是他自身的感情,而成为权势和威福的化身,成为权势和威福这个潜在暴君的感情。因而他就可能变得喜怒无常,把一切人一切事变成自己的奴仆和玩偶。目下的朱元璋像蛇蝎蜕皮,蛹蛾变幻,正处在酝酿与蜕变的过程中,但已经相当老道。他对邵荣等人的仇怨与愤怒真恨不得把他撕成碎片,可他们是同乡,是朋友,是多年的相知,邵荣、赵继祖联系着一同渡江的成千上万的弟兄,他要系住这些人的心,拴住这些人的情。他要在干净利索处理这件事的时候,做得坦荡,显出悲痛。于是,集合部队,学着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样子,置酒洒泪与他们诀别,而后行刑处决。    
    几次事变都证实了刘基的预言。元璋同刘基的书信问答更为频繁,七月底,他派遣使者再次持书前往青田。信中写道:“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愚与先生自江西别后,屡有不祥,皆应先生前教之言。幸获殄灭奸党,疆宇少安,收兵避暑。遣人专诣先生前,虔求一来,望先生发踪指示耳,日夜悬悬。六月二十二日,克期回得教墨,谕以六月七月间举兵用事,不利先动,当候土木顺行、金星出现则可。使愚一见教音,身心踊跃,足不敢前。如此者何?盖以先生一二年间以天道发愚,所向无敌。今不敢违教,然择在七月二十一日甲子,未得吉时。是以再差人星夜诣前。望先生以生民为念,德教为心,早赐来临,是所愿也。如或未可即来,可将年月、吉日、时辰、方向、门户择定,密封发来,实为眷顾,唯先生亮察,不备。”在刘基的文集中,这段时间内元璋写来的亲笔信还保留了两封,其中一封写于至正二十三年年初,信中写道:“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去岁先生行,曾言湖广之事,一去便得。然得不得,直候正月尽间二月内可得。果然。初至湖广,贼人诈降,后又坚壁不出,至今未下,实应先生之言矣。兹者,再行差人赍书诣前,专望先生早为起程前来,万幸,希亮察,不具。”这几封书信是星相占卜学上不可多得的宝贵文献。它的足兹珍视,一来在于它的真实性,二来在于它的严肃性。这是元璋的亲笔书信,是历史上两个伟人关于星相占卜应验的真实记录。元璋不是一个简单角色,所问的又是军国大计,来不得半点障眼欺瞒与儿戏,刘基也绝不是信口雌黄的江湖术士,而是当世奇才,一代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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