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40-吕景琳正说洪武大帝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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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0-吕景琳正说洪武大帝朱元璋- 第4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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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故而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桑、麻、棉的种植与推广。他发布硬性指标:有田五到十亩的,栽桑、麻、棉各半亩,十亩以上逐级加倍,即要求有1/6左右的土地用来解决穿衣的问题。地方官要亲临田地检查督责。还规定,不种桑的要出绢一匹,不种麻的出麻布一匹,不种棉的出棉布一匹,作为惩罚。有趣的是,三种作物同样推广,却只有棉花这种新品种获得了迅速而广泛的发展,在很多地区取代了传统的桑麻地位,成为第一位的经济作物。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对棉业兴旺颇引为国家的盛事,说:“至我朝其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枲(麻)盖百倍焉。臣故表出之,使天下后世知卉服(棉)之利始盛于今代。”棉布、棉絮很快成为百姓、士兵甚至中上人家的通用衣着和御寒之物。它比丝品价廉,比葛麻结实美观,可以说是服饰物料的一次革命。明代植棉业租棉纺织业的发达直接得力于朱元璋的提倡与推动,它同时为朱元璋所期望建立的男耕女织的小农社会增添了新的活力和生机。转动乾坤,梭行日月,披辰戴星,五日三匹,换得来官赋完私债了,家有黄犬,野有黄犊。这一轮一梭,像一些地方的一桑一蚕一样,成为小自耕农维护生计的有力助手。    
    为了温饱和备荒,元璋还令全国广种桑枣。洪武二十七年,他对身边大臣说:“朕深知百姓艰难,曾千方百计劝督耕作,希望都能得以温饱。近年来百姓家给人足,但水旱之灾不可一日忘记。民间但有空闲之地,要广种桑树枣树。遇有凶歉,也可以作为解决衣食的一个办法。”因为桑枣抗旱抗涝的能力都很强。他让工部转行各地方官,督率百姓种植,并传授种植技艺,分发树种。要求每年呈报种植情况。    
    元璋说他千方百计劝导督促百姓耕作,确是实情。他除三番五次劝诱开荒垦种,兴修水利,植桑种棉之外,还严禁“逸夫”、“游民”,即不农不工不士不商的游手之徒。他为此推行一种职业、身份及其活动的引凭制度。商人经商必须持有商引,无引者以奸盗论。贩盐有盐引,行茶有茶引,无盐茶引以贩私论,处以死刑。一般百姓外出有路引,只要离乡百里之外,就需持有官方发给的路引,没有文引的,则擒拿送官。还允许别人告发,有事实可据给以奖赏,纵容的问罪。在天下要冲去处设立巡检司,专门盘查贩卖私盐、犯人、逃囚、奸细及无引可疑之人。洪武十九年,朱元璋对户部说:“朕有天下,务使农民尽力田亩,士人笃于仁义,商贾沟通有无,工技专于艺业。所以如此,盖欲各安其生也。然而士农工商往往流于游惰,则民食何由而足,教化何得而兴也?”他令户部榜谕天下:令四民务在各守本业,即使行医卖卜之人,也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凡出入作息,必须乡邻互知。有不务正业而各处游惰者,迁之化外,藏匿者同罪。这一年他公布亲自编写的《大诰续编》,内中专利条款,禁止逸夫游民,重申互知丁业,辨验丁引。他列举逸夫游食的祸害说:这些人不但荒废职业,而且往往帮闲在官,教唆官吏,扰害良民,贼害乡里。因而严令市村之内绝不许有无所事事的“逸夫”、“游食”,对这等不知悔改的无业者,许四邻、里甲、亲戚诸人拘拿到京重处。如果坐视不问,这些人一旦作奸犯科,里甲亲戚四邻都要连坐。为了让人们安守四业,命令百姓邻里,互相“知丁知业”,即各成年男子各做什么职业,各在何处营生,都要彼此知晓。对于农业劳动者,则要求“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相知晓”。    
    为了督促百姓耕作,元璋命令每个农村置鼓一面。农忙季节,乡村老人(地方基层官员)五更擂鼓,大家都要闻鼓下田。老人点验人数,有懒惰不到的,老人有权责罚。如果老人失于督饬,不负责任,造成农夫穷苦,为非犯法,本乡老人也有罪责。


第六章 先喂饱肚子再说二、毕竟是农民皇帝(6)

    古人说,保护天下如保护赤子(小孩子)。有一人不得衣,如我冻之,一人不得食,如我馁之。无衣无食就像我把他挤进沟壑。元璋不一定有这种圣贤的仁慈,但他却知道一个人饿急了会是什么滋味,能够做出什么举动,造出什么罪恶,百姓们吃饱喝足之后,他的江山又是怎样的安稳。对此他曾经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话:“保国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朕思徽时,兵荒饥馑,日食藜藿,今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未尝一日忘于怀。”所以他对百姓衣食情况就不能不十分关心。洪武十四五年,以后连年丰收,却听说民间仍有不得温饱的,便十分警惕。说道:“今岁丰而民犹如此,若有荒歉,又将如何?”他感叹道:“四民之中唯农最苦,有终岁勤劳而不得食者,做地方官的怎能不加意抚恤!”所以他对地方官的职责要求,第一条就是劝课农桑,督促生产。包括州县教官也有责任关心反映老百姓的生活状况。有一年,山西岢岚州学正吴从权、浙江山阴县教谕张恒等入京朝见,元璋问道:“尔等皆老儒,来自州县。民间疾苦,稼穑艰难,请如实讲一讲。”他们两个都说职在教学,对于民事无所知。元璋不禁勃然变色,说道:“哪有久居乡间不与人交接的道理,就是初一十五休假、四时八节与朋友亲戚往来也应该谈及民情世务。如何说不知?”因而把他们流放到边远地方,并且让刑部出榜告谕,引为鉴戒。为了使百姓安居乐业,他经常告诫官员注意访贫问苦,告诉他们说:“朕昔在民间,目击鳏、寡、孤、独饥寒困顿之徒,常自厌生,恨不即死。乱离之时遭到这种情况,心中也为之恻然。今代天治民十有余年,若天下之民仍有流离失所者,不但有背于朕原来救民之心,亦于代天之责有未尽。尔等当体朕怀,有贫苦无告者,给以衣食屋舍,不可使天下有一夫之不获其所也。”开国之初,各地方官纷纷奏报有景星庆云、嘉禾芝草等祥瑞出现,礼部请求颁布祥瑞呈奏的办法。元璋看罢奏章对大臣们说:“你们所议的只是祥瑞,而不及灾异。殊不知祥瑞固然是上天的爱怜,而灾异尤其是上天的垂诫,关系更为重大。今后,各处发生灾异,无论大小,地方官都要快马飞奏。”有些紧急水旱等灾害,元璋允许地方官先赈济后奏报,以免百姓饥饿死后,酿成祸患。    
    中国传统儒家的治国思想,首要的是财产土地的均平,大家都有田耕,有饭吃,有衣穿。其次就是要教化,以教化为管理。解缙向元璋《献太平十策》中,就根据儒家重要经典《周礼》的乡闻治理办法,提出,两百丁为一里,里同巷,过失相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每里居中设一堂,推选年高德厚的人坐堂治事,堂右边设塾,左边设庠,八岁以上的儿童入塾,学习洒扫应对日常劳作、礼仪和礼、乐、射、御(驾车)书、数,十五岁以上学习《诗》、《书》、《礼》、《乐》的儒家经典以及修己治人的方法。成年男子早晨都出工耕作私田或公田,晚间饭后都去左庠讲习道德礼仪。左庠的后面设中堂,妇女相聚在这里从事纺织缝纫女工。这种整齐化一的形式在现实生活中是难以推行的,但这种教化精神,元璋却是非常欣赏。他采取了很多变通措施,加强乡村的自我教化,自我治理。    
    他建立了一种老人断案理讼的乡村自治制度。规定,户婚、田土、斗殴、争占、失火、盗窃、骂人、钱债、赌博、擅食田园瓜果、六畜践食禾稼、亵渎神明等一切小事,不许径直告官,必须由里甲中推选出来公平正直、德高望重的老人来处理剖断。一般每里推三到五人,多不过十人。遇有难以决断或涉及外里的案件,则会同三里五里老人、里长共同审理。老人中有行为不正、倚法为奸、断案不以公论的,允许其他老人拿解赴京。老人审讯判理案犯,可以用竹篦荆条量情决打,但不得设置牢狱,不得拘禁。白天审问,夜间放回,可以第二天继续审理。本乡本里有无籍泼皮无赖,平日为非作歹,欺压良善,屡教不改,许众老人严加惩治,直至拿送官府,解赴京城。本里有逃军逃囚,老人要诸户叮咛告诫,将他们押送官府,不得隐藏。    
    惩恶之外,更注意扬善。本里有孝子贤孙、义夫节妇,里长老人可以直接上奏朝廷,同时申文官府转奏。海里每乡设立申明亭和旌善亭。凡境内之民犯有罪过,将姓名事实写榜,张贴在申明亭上,有善于则张榜于旌善亭。在每里海乡设置一个木铎,即播铃,由残疾人每月六次在乡里循行,高声喧唱六句劝人为善去恶的话:“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勿作非为。”乡里人户,随其志愿给这些持铎教元璋还特别注意对青少年训导教育。洪武初年曾在各地普遍设立社学,后来因为有些官吏借端骚扰百姓,不得不暂时停止。晚年又有所恢复。另外,又在七八岁十二三岁的孩子中普及法律,学习元璋亲自撰写的《大诰》。还曾让各地方官选择儿童到京背诵《大诰》,元璋亲自聆听考察。    
    为了做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百姓亲睦”,元璋专门发布乡里之间互助互济的文告,说:“乡里人民,贫富不等。婚姻死伤吉凶等事,谁家无之。今后本里人户,凡遇此等,互相周给。且如某家子弟婚姻,某家贫窘,一时难办,一里人户,每户或出钞一贯,每里百户,便是百贯,每户五贯,便是五百贯。如此资助,岂不成就。日后某家婚姻亦依此法,轮流周给。又如某家或父母死伤在地,各家或出钞若干,或出米若干资助,本家或棺椁,或僧道修设善缘等事,皆可了济。日后某家倘有此事,亦如前法互相周给。虽是贫家,些小钱米亦可措办。如此则众擎易举,行之日久,乡里自然亲爱。”    
    朱元璋希望把农村搞成一个自立自足的封闭体系。在乡里内部,通过互相制约和渗透而增强凝聚,但在各乡里之间,则尽可能彼此隔离,相互独立。凡是有可能打破这种宁静和凝固的,他都尽可能避免。如联结官府与百姓的吏与胥,在征收赋役等公务活动中,不免与百姓打交道,而只要他们一下乡,则定然搅得鸡犬不宁。元璋为此规定严格控制吏胥下乡骚扰。粮税收解,在南方几个省区改田粮长负责,所谓“以良民治良民”。一般民事纠纷,由里中老人负责调解裁断。很有点乡村自治的味道。而这样一些彼此孤立、沉静而安定的农村,正是一个封建专制皇帝和王朝最坚实的基础。    
    小农经济并不排斥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农夫耕,商旅行”依然是小农经济的生动画面。从总体看,朱元璋对工商业采取了扶植政策。    
    手工艺人被编入专门匠籍,以便征发他们为皇家和官府服役。这一点同元朝并无不同。当时最大的手工业部门依然是官府手工业。这种官手工业,原料以赋税的形式征自民间,劳动力出自对匠人的劳役征发,生产不计成本,生产品应有尽有:丝绸衣帽、金银瓷器、车轿舟船、铁铜金银、兵仗器械,举凡皇家、政府一应用品和军队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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