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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穷人的孩子穷当家二、空印案、郭桓案：杀鸡给猴看（2）
准许老百姓控告捉拿官吏，这也是亘古未闻的制裁贪官污吏的措施。规定：自布政司到府州县官吏，若非朝廷号令，私自巧立名目，害民取财，许境内诸耆宿人等，与乡村市井联名赴京状奏，明指实迹，以凭议罪。他还鼓励百姓们主动监督本地官员，向朝廷报告本地官员的贤否。在具有法律效力的御制《大诰》中申明：“今后所在布政司、府州县，若有廉能官吏，切切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深知其详。若被不才官吏、同僚人等捏词排陷，一时不能明其公心，远在数千里，情不能上达，许本处城市乡村耆宿赴京面奏，以凭保全。自今以后，若欲尽除民间祸患，无若乡里年高有德人等，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岁终议赴京师面奏：本境为民患者几人，造民福者几人。朕必凭其奏，善者旌之，恶者移之，甚者罪之。呜呼！所在城市乡村耆民人等，肯依朕言，必举此行，即岁天下太平矣。民间若不亲发露其奸顽，明彰有德，朕一时难知，所以嘱民助我为此也。若城市乡村有等起灭词讼，把持官府，或拨置官吏害民者，若有此等，许四邻及阖郡人民指实赴京面奏，以凭祛除，以安吾民。呜呼！君子目朕之言，勿坐视纵容奸恶患民。故嘱。”惯例，只是皇帝命官吏监视百姓，治理百姓。现在却是皇帝请百姓监视官吏，评论官吏，告发官吏，有冤情的官吏，也要请百姓辨诬保全。而且说得很诚恳，很客气：“助我为此”，算帮个忙！对官可以奏报，告发，对吏则径直可以捉拿绑缚：“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滑顽民，专一起灭词讼，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间者，许城市乡村贤良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害者，会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滑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敢有邀截阻挡者，枭令。”又令：“曩者所任之官，皆是不才无籍之徒，一到任后，即与吏员、皂隶、不才耆宿及一切顽恶泼皮，夤缘作弊，害我良民多矣。似此无籍之徒，其贪何厌，其恶何已，若不禁止，民何以堪。此诰一出，尔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壮豪杰者，助朕安尔良民。若靠有司辨民曲直，十九年来未见其人。今后所在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邻，旁入公门，将刑房该吏拿付京来；若和买诸物，不还价钱，将礼房该吏拿来；若赋役不均，差贫卖富，将户房该吏拿来；若举保人才，扰害于民，将吏房该吏拿来，若勾补逃军力士，卖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邻里众证明白，助被害之家将兵房该吏拿来；若造作科敛，若起解轮班人匠卖放，将工房该吏拿来。若民从朕命，着实为之，不一年之间，贪官污吏尽化为贤矣。为何？以其良民自辨是非，奸邪难以横出，由是逼成有司以为好官。其正官、首领官及一切人等，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据载，有嘉定县民郭玄二等，手执《大诰》赴京状告本县首领弓兵杨凤春等害民，被巡检何添观留难，弓兵马德旺索要钱财。事发，马德旺被砍头示众，何添观被砍掉双脚带枷示众。常熟县民陈寿六等擒拿害民吏顾英，执《大诰》赴京，受到奖赏。乐亭县主簿汪铎及县吏张进等八人被赵罕臣等绑缚进京。汪铎一路讨饶：“我十四岁读书，灯窗之劳至此，你可免我此番，休坏我前程。”官吏们怕百姓，向百姓求情，请百姓辨冤，百姓保护，他们真觉得世道有些变了。
为了防止官吏对农民的敲诈勒索，元璋对他们的活动给了很多限制。比如，严厉禁止乱摊派，乱科敛。当时科敛摊派的名目很多，如造黄册、官吏赴京朝觐，折收税粮各种附加，造上、中、下三种户等民册，等等，朱元璋三令五申予以禁止。为了便利官员进京朝觐和出公差，元璋特给予路费补贴，并且向老百姓公开、申明，如果此后此官此吏仍不改前非，故行搅扰，可随时赴京申诉，以凭问罪。其他哪些是百姓应该负担，哪些为朝廷法度所不允，都公布给老百姓。额外科敛，许百姓对官吏进行告发和扭送。但是百姓怕官，官欺百姓，是几千年的传统，一时难变风气。为此，元璋规定：严禁官吏、皂隶下乡。如有擅自下乡扰民，许百姓捉拿赴京。为了防止有人假称衙门人员在乡下胡作非为，命令各布政司、府州县各衙门，将各自的吏员、皂隶的人数、姓名张榜公布，各谕周知。各衙门对百姓有公务差遣，必须将所差遣人的乡村姓名书写于唤民牌，而后由吏员、皂隶持牌下乡。若三牌而民不至，方许遣皂隶前往勾拿。民至，必询问不至的理由。恐怕他们单夫只妻，为生理而远出，或近处有急事办理。果然如此，非民之罪也。若加以罪，实有司故虐吾民。
这里附带说一下朱元璋对吏的严厉惩治的态度。在元明时代，官和吏是不同的。官是有品级的政府官员，吏则是衙门文秘书办和其他具体办事人员，一般称吏典或胥吏。在府州县，与中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相对应，也设置办理饯粮、兵政、讼狱、工程、学校等事务的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办事吏。经验表明，很多贪赃枉法的事都要通过他们的手，或者由他们的主意而进行，故而这是一个十分黑暗的阶层。元朝蒙古贵族把持各级衙门的实权，而又不清治道，常常诸事由吏摆布，吏的乱政虐民就表现得更为血腥与明显。这就使元璋对吏加倍厌恶，而特予限制和惩治。他说：“天下诸司所用走卒不可无者，特簿书亦无可无者。然良家子弟一受是役，鲜有不为民害者。”他规定，吏与娼优堕民一样，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因为这些人心术已坏，天生劣根，不可造就。官宦之家不得与吏通婚。江西布政使李宜之以小吏为婿被降罚为一个边远县份的主簿。在服装上，他们不但不能丝绸侈华，而且只能用黑色，与衙门服役的隶相同，隶称皂隶，吏也可以称为皂吏。优伶娼家也只准着皂色，只是他们又多了一条绿头巾。显然，黑色着装是贱民的标志。在地方上交结官府，营充吏或隶，被元璋当做地痞无赖和游民给以打击。吏的生活待遇也很低，起初只免除一定赋役，后来发给俸禄，最低的每月给六斗米。所以像嵩县典史那样只靠薪俸生活，肯定是相当拮据的。为此，元璋特意征发富民子弟为吏。元璋讨厌官与吏相勾结，讨厌官受吏的摆布，而鼓励主管官员像对待奴仆一样驾驭、管制属下的吏。为此，他改革文牍制度，将它删繁就减，易知易晓，以免文书吏把持文案，上欺长官，下蒙百姓。他说：“元末官府文移案牍最为繁冗，非积岁莫能晓，欲习其业，必以吏为师。凡案牍出入，惟有老吏之言是听。每曹（部门）自正吏之外，又有主文、贴书、小书生等名目。繁冗如此，吏焉得不为奸弊害我民也。”元璋制定简约的案牍定式，颁行各衙门，便利了主管官员对吏的监督。凡是正官严以驭吏的都受到表彰。洪武十九年六月，苏州知府王观将奸贪府吏钱英杖死，向皇帝作了报告，元璋遣使赍诏敕美酒慰劳，说他“秉公心，行正道，颇得驾下之方。如此，政令必行，奸邪斯远，境内肃清，民安有日矣。”可以看出，元璋不得不用典吏，但他是把各衙门之吏当做是污浊的渊薮、廉政的祸胎来对待的。
元璋打击贪官污吏态度之坚决、刑法之严厉，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第七章 穷人的孩子穷当家二、空印案、郭桓案：杀鸡给猴看（3）
在洪武三年以前，对元朝残部的战争仍在继续，各处经济残破，各种制度正在逐步建立。朝廷还抽不出更多精力加强廉政建设。但是，随着经济的慢慢恢复，贪赃枉法的现象逐渐严重起来。洪武四年（1371）闰三月，元璋在一个手诏中曾说：“元失天下，由俗尚虚名，干权势以希用。朕备尝艰难，灼见世情。近来习俗未移，贪沓者如蝼蚁蝇蚋，不知悔悟。”可见元璋的愤慨。这年十一月，他发布诏令：“自今犯赃罪者无贷。”洪武八年（1375），令犯赃罪官吏贬谪到凤阳屯种。据洪武九年（1376）韩宜可的奏疏，在凤阳屯种的官吏近万人，其中大部应为犯贪污罪。洪武十年（1377），犯赃罪被罢官判刑的官吏络绎于道路，官员的迅速更替像走马灯。十年（1377）十一月，元璋对新上任官员说道：“近者，天下有司奏缺官，朝廷以时选补。比除末久，有司又复奏缺，是何犯罪罢黜者之众也？若移其作奸之心以为善，亦何不可？国家俸禄如井泉，汲而不竭，彼皆不思守法以保之，欺人欺天，竟为赃利，虽积钱充屋，一旦事觉，皆非已有。今汝等之官，宜鉴前非，勉于为善，则永保禄位矣！”据说，那时的官吏稍有赃罪，怀中之印未暖即被逮去。量刑标准，往往因时而异，按《大明律》，犯枉法贪赃罪一百二十贯发北方边地充军。据现存判刑案例，有的受赃四十贯即处以流放，受赃一百贯，处以绞罪，有一段时间，为进士监生初入仕途，曾有三赦死罪的规定。但合计赃钞超过四百贯，也就达到仁至义尽，非要杀头不可了。还有一段时间，元璋对贪官污吏冥顽不灵、朝惩而暮犯十分气愤，下令所有案犯不问赃数多少，一经发现，一律处死。受贿者杀，纳贿者也流放边方。
除去用刑法规定的笞、杖、徒、流、死五刑对付贪污官吏，元璋还常常法外用刑，包括抽筋、挑膝盖、剁指、剁脚、剥皮等酷刑。在官衙前，往往有一个剥皮场，和一个挑贪官人头的长杆，在官衙办公书案旁，则有一个实草的人皮，用以震慑和恐吓那些心存贪渎之想的官吏。
元璋打击贪官污吏两次最集中的行动，是两次震惊全国的大案。一次是空印案，发生在洪武九年（1376）。原来，元璋制定了一种月报制度，府州县将各地户口、钱粮、学校、讼狱等统计数字逐月上报。洪武六年（1373）改为季报和岁报。除了逐级上报，各府州县及布政司每年终还要将户口钱粮等项向中央户部呈报。为了表示至公无私，确凿精到，明代所有会计账目都要精确到分厘毫丝。这样地方与户部的账目就很难丝丝入扣，遭到户部驳回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所以，地方呈报的账目只有同户部对账以后才能最后敲定，就是说，他们往往要在南京重新登造一次账目。这个账目要用上原报衙门的大印。如果这些报账官吏从南京返回本地用印，有的要往返数千里，上万里，自然要拖延时日，很不方便，于是，他们都带上预先盖好衙门印章的空白文书。很难说这是合法的，但权宜之计，大家都这么做，也似乎不悖于情理。洪武九年，朱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