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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已到了尾声阶段，我们已疲劳不堪。至今为止，我们所取得的经验是这样的：我们的谈话对象基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经常被采访的，她们的讲述因反复的操习而具有完整的形式，有合理的逻辑，内容也比较丰富；另一类是不常被采访的，她们的讲述零乱，前言不搭後语，不通顺，文不对题，却常会有即兴的表现。第一类提供给我们比较现成的故事；第二类提供给我们的则是她们的本人。第一类的故事有加工的痕迹，第二类是原始的材料。处理第一类故事有两个问题，一是区别真伪，二是从“作伪”中去认识其本人的真实性；处理第二类故事的问题则是需具有心理学和逻辑学的研究能力，将材料补充推理成完整又真实的事实。
这些日子，我们经常谈论的是，这些女人们所谈的，哪些是真话，哪些是谎言，谈到後来，我们自己也糊涂了。采访是多么累人啊！而要来找一些故事的想法也显得不切实际。
下午我们找的是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在她十九岁时，就与一夥人同去南方沿海名叫“石狮”的地方卖淫，十天内达到几十人次。队长们说这是一个言语不多的劳教，很不显眼，没有恶劣的表现，却也决不优秀，和她未必能谈出什么名堂。可她们还是派人找来了这女孩。她长得并不出色，白净的圆脸，眼睛有些斜视。被我们选中谈话，她显然是高兴的，打量我们的眼光友好而欢喜。说话的时候，她常常是低着头，不愿意被我们打断，不注意我们的提问，她就好像是自己说给自己听似的－－到这里来的人，哪有什么改造好的？往往是有两种情况可以使人改变，一种是想到等在外面的男朋友或丈夫，二种是为了父母，想到这些就算了，重新做人吧！这里的人，真没意思，成天争争吵吵，乱哄哄的，其实有什么可争的，各人家里寄来的东西就可证明一切了嘛！你说你上只角，档次高，可你家寄来的是些什么东西呢？一看不就清楚了吗？现在，已经规定不可以寄东西，只可以寄钱，记在大账上，需要什么到门口小卖部买，省得大家吵来吵去，小卖部还可做些生意。小卖部里只有速食面什么的，在这里就是馋，世界上没有什么馋的，一进来就是馋，吃不饱似的，什么东西都想吃。那时，被拘留时，在拘留所，我们几个差不多年纪的小姑娘关在一起，听到了许多怪事情，世界上没有这么怪的。有个小姑娘，从小就被她爸爸强奸了。我们在一起，就是想吃东西。八月中秋那天，改善伙食，你知道我们吃多少，八两饭，一斤半煮毛豆，肚子撑得站也站不起来，我们笑得不得了，有一个年纪大的女人看了就哭，说被你们父母看到了不晓得要多么伤心呢！可我们还是笑个不停。後来，我妈妈来看我了，我是老来子，你看我二十岁吧，我爸爸已经六十多岁了，我爸爸喜欢我，世界上没这么喜欢的，我经常从背後把他扳倒在地，滚在一起玩。我妈妈来看我，带了许多菜，我坐下就吃。我妈妈就在一边哭，她一哭，我心里就烦，起身就走，被承办员推回去，一定要接见。於是，她在旁边哭，我在一边吃排骨，我最喜欢吃肉，平时我试过，最多可以吃三块大排骨，第四块吃也是可以吃的，就不舒服了。这天，你知道我吃了多少，七块，还吃了些酱鸭什么的，回去了。後来到了这里，我妈妈第一次来看我时，她早一天到了这附近一个亲戚家，在那里连夜烧了许多菜，然後到了这里。那天，我们就坐在这里，我妈妈又哭，我没有哭，没有眼泪，可是一点也吃不下去，真的吃不下去。她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又说：我现在觉得许多事情没有意思，吃肉没有意思，穿衣服也没有意思。红的绿的，一大堆衣服放在大橱里，都来不及穿，又有什么意思呢？没有意思。她说完了，静默了下来。我们问她，去石狮赚来的钱，怎么花的呢？她说，糊里糊涂来的钱，就糊里糊涂花掉了，有时我们出去玩，吃饭什么的，都是我付钱，不好意思叫他们那些拿薪水的人付，他们挺可怜的。然後，她抬头问我们真是作家吗？我们说是的。她说她如果写了东西，能寄给我们吗？她很喜欢写东西。我们说当然可以。我们将她送回去後，对队长说，她很愿意写东西呢！队长很困惑，说没有想到，她是很不引人注意的一个劳教。於是我们想道，当她一个人默不作声的时候，脑子里却像开锅似的，想了许多事情，这些事情已被她想得很透彻，自己对自己重复过多遍了吧！假如我们没有找她，她所想的这些就不为人知了。我想，我们本应当多找一些不引人注意的平常的劳教谈谈，可是，时间已晚了。
太阳落下了，远处的丘陵好像用极细的墨笔描画似的，十分清晰，我们开始想家。柏树在尘土弥漫的後窗外隐没，被夕阳映得通红，燃烧一般，又立即熄灭了。
最後一天到了。很多人来问我们对白茅岭的印象，因不忍使人失望，我们说了又说，事後却想不起我们究竟说了些什么。
早上十点锺左右，去宣城的车开了。那女孩穿了豆沙色的上衣和淡黄的短裙，去宣城精神病研究所做鉴定了。我看见队长整理她的材料时，还准备了一副铮亮的手铐，队长很熟练地检查着手铐的开关，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手铐发出嚓嚓的响声。那女孩是背对着我走向汽车的，我看不清她的手有没有被铐上，望了那车一溜烟地开上土路，卷起一尾尘土，心里沈甸甸的，不知该希望她是精神病好，还是不是精神病好。各中队的院落里传来整齐的歌声，下午要举行歌咏比赛了。队长和劳教都非常认真，这情景唤回了我们对集体和荣誉的记忆，好像时光倒流，我们已经将这些淡忘了多久了？它曾经那样强烈地激动过我们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我们从歌声中走过大院，来到黑板报前。
各中队都辟以专栏，有一些诗歌，一些感想式的散文。这一期的文章大都是谈不久前，组织一部分表现突出的劳教去场部观看一个外地歌舞团演出的情景。其中有一小则散文诗，写的是一盆花在一个雨天里被遗忘在窗台上凋谢的事，文字流畅优美。同伴对我说：像你的风格，於是我们就非常渴望见一见这个作者。
人们说她在生病，刚从场部医院回来，队长派人去叫她，不一会儿，人就到了。她使我们都大吃了一惊，她是那样粗壮威武的一个人，剪了一个男式的头发，我甚至怀疑她也是一个“Ａ角”，可是人们说不是。她说话的声音极低，喑哑，口气也很硬，脸上倒是和颜悦色，很好奇地打量我们。我们问那篇散文是不是她的作品，她说她只是从某本书上抄来的，这里的黑板报是允许抄的。我们先是扫兴，後又想：抄也需要才能的，第一，她必须读书，第二，她选择抄哪一篇也须有思想，就好了些，问她是不是很爱读书。她说是的，她养病，不能干别的，就看书，在她床头堆了有许多书，《三国演义》、《水浒传》什么的。我们又问她得的是什么病，她说是一种“副伤寒”，很严重，住院一个多月，现在出院了，依然不能劳动，不能吃稍硬的食物，需要营养，可是她没有钱，家里不肯给她寄钱，她的哥哥是一家街道厂的厂长，非常要强，有她这样的妹妹实在是丢了脸，也与她断绝了来往，她给他写信却从来收不到回信，她母亲是听她哥哥的。提起她丈夫，她则咬牙切齿。她丈夫是摆西瓜摊的，那一年夏天，她发现他有了一个相好，有一日，她遇见了这个女人，就与她打将起来。一路撕打到西瓜摊前，她操起西瓜刀就要杀她丈夫，幸好被人拦下。从此，她便也去找相好的，她想：你能找，我也能找，而且找的比他多，事情就这样开始了。後来，回到上海後，我们找到她的婆家，希望他们能说服儿子寄给她一点钱。她的公公是一个老工人的模样，很善说话，与我们谈了很多，表示不会不负责任。这是一个真正的工人家庭，三代在铁路上做事，儿子却辞职做了买卖。房子是那种较早些年造的工房，面积不小，却很零乱，家人都显出一副长年劳作辛苦的模样，大床上却翻腾着一个特别白胖的男陔，与这家中的一切都十分不协调的，有一种贵族气息。我们说，这是你的孙子还是外孙，他回答说是为人带养的孩子。老夫妇将我们送出来时，很恼火又很委屈地说：人家做那事（指卖淫）都是往家里拿进东西，只有我们家的这人，是往外拿东西，把孩子的童车卖了，缝纫机也卖了，你说世上有这种买卖吗？我们哑然。
我们采访的最後一名劳教是被人们认为最最无可救药的一个，我们看了她的一些材料。劳教大队所拥有的材料不多，只一份简历表和本人写的认识、检查，案卷全存档于原公安局。她的材料较多，都是检查，所犯的错误只有一种：同性恋。她扮演的是“Ｂ角”。夜深人静时，钻到“Ａ角”的床上，然後被急於立功的劳教举报。她写检查已是家常便饭，并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无赖腔调，她写道：像我们这种人，到了春天，就要发毛病，是没有办法的事。然後便兴味盎然地描绘其过程，无一细节遗漏。队长们对她没有信心。她永远不会洗手不干，她只能吃这碗 脏的饭，区别只在於，事情不要泄漏，一旦失足，她就再到白茅岭来。唯一的一线希望是：结婚。可是又会有哪个男人要这样的女人？反过来说，又有哪一个男人能够使这样的女人满足？她是那样地贪得无厌，欲望无边。她已经是个“烂货”啦，人们说。事情是怎样开的头呢？在她和姐姐幼年时，父母就离了婚，她跟父亲，姐姐跟继父，父亲奸污了她，她逃到母亲处，不久又被继父奸污，姐姐的遭遇也是同样的。後来，她们长大了，她在上海进了厂。她姐姐在外地有了工作，结了婚，丈夫虐待她，感情极坏，姐姐便有了一个相好，两人谋害了她的丈夫，双双入狱，她先是判处死缓，因表现优异，连连减刑。在此同时，妹妹已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