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绘制了被称之为世界艺术瑰宝的《富春山居图》和《大岭山图》，且他老死后亦葬于富春江畔的庙山坞。
郁达夫去国前不仅泛游过富春江，寻觅过沿江两岸的许多风景点，考证过好多名人掌故，且每每留有诗作或记于日记；回国后又多次去重游，还向中外友人夸耀家乡的富春山水，乃至亲自陪同一游。有人评说，富春山水培育了天才诗人郁达夫，而郁达夫的清新诗文，也让富春山水得以名重天下！富春江上游西去有一龙门古镇，更有气势雄伟的龙门山：层峦叠嶂，怪石峥嵘，石壁峭立，幽谷深绿，并有百余米的瀑布自岩顶呼啸而下，注入龙潭，激起千万颗珍珠，上下翻滚，蔚为奇观！郁达夫为之惊叹曰：“龙门山绝壁千仞，飞瀑百丈，真奇观也。”并作《龙门山题壁》一首：
天外银河一道斜，四山飞瀑尽鸣蛙。
明朝我欲扶桑去，可许矶边泛钓槎。
难怪乎，半个世纪后，时年七十有八的诗人徐迟，说是受郁诗的“诱惑”而执意登攀观之，并作散文《龙门观瀑记》（首刊香港《良友》，后收录《富阳县志》）。
热爱大自然是郁达夫的天性。在他第二次去国前夕的1917年8曰26日，即登罢龙门山的第三天，他又去攀登了县城背后的另一座高山顶峰，并写下了《舒姑坪题壁》诗：
桐柏峰头别起庐，飞升人共说麻姑。
不知池上西王母，亦忆东方大隐无。
此处晴日登高远眺，不仅富春江似在脚下，连钱塘江景色，包括钱江大桥也尽收眼底。
1913年9月，长兄郁曼陀受大理院派遣去日本考察司法，将他带往日本，初入东京神田正则学校，一年内补完中学课程，晚上则在夜校修习日语。1914年夏，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与郭沫若同班，正式成为官费留学生。在“八高”和“帝大”，他还养成了每天记日记和好买书籍的习惯。所得官费，除俭朴的生活开支几乎都买了书，总计这段时间所读名著千部以上，除俄、法文外，另如德、英、日文都是原版图书。故在日本就读时便在留学生中鹤立鸡群！他那敢于同日本的“宪政之神”抗衡，当场予以驳斥，更成为留学生中的美谈。
然而，萦绕着他的心病则是思乡之苦。他以《乡思》为题曰：“闻道江南未息兵，家山西望最关情。几回归梦遥难到，才渡重洋已五更。”他以《客感》为题曰：“满天风雨怀人泪，八月莼鲈系我思”；“一帆便欲西归去，争奈青杉似旧时”。他给兄嫂的奉答诗曰：“拭泪愁看西去雁，关心长望北来云”；“删去乡思千万语，当头还是劝加餐”。他甚至“一日思乡十二回”，“最难安置是乡愁”；“夜夜芦根秋水长”，“鲈鳜江南入梦无”！他虽“去国三千里”，但“烟花难忘故乡情，年年春到便思家”！乃至常常梦回故乡，梦游富春山水，梦登严陵钓台。
我是春江旧钓徒
富春江，如少女，似碧玉，像白练，古今美誉，不一而足。曾经在富春江畔工作过的作家李杭育，以富春江为源，首创“葛川江文化”为王蒙所特别称道；同是曾经生活在富春江边、视富阳为第二故乡的女作家王旭峰，则把富春江称作“谜江”！难怪它为国内外游客所神往，又难怪郁达夫东渡日本后便刻备了“我是春江旧钓徒”的书画图章。
古往今来，富春江上的钓徒不可胜数，但最最著名的莫过于东汉的严光了。据《富阳县志》所记，仅富阳境内，“严子陵垂钓处”就有三处：一在上游桐洲沙，一在县东侧的赤亭山，还有一处在鹳山矶头。春江第一楼的下端，鹳山矶头的上方，曾刻有“钓台真蹟”和“严子陵垂钓处”石碑（今已恢复后者）。这是郁达夫魂牵梦绕的地方！加上他特别赞赏严光的高风亮节，屡屡以诗文吟唱或是抒怀，且从富阳写到了桐庐七里垅的钓台。1916年，他留学日本三年返乡订亲复去前，作有《梦登春江第一楼严子陵先生钓台，题诗石上》：
帽影鞭丝去，红尘白雾来。
自惭投笔吏，难上使君台。
客计随年改，蒲帆向日开。
明朝黄浦渡，一步近蓬莱。
1936年，郁达夫在福州，身处“通缉令未解除”之逆境，却忆及春江钓徒严光，作《岁暮穷极，有某府怜其贫，嘱为撰文，因步〈钓台题壁〉原韵以作答》：
万劫艰难病废身，姓名虽在已非真。
多惭鲍叔能怜我，只怕灌夫要骂人。
泥马纵骄终少骨，坑灰未冷待扬尘。
国门吕览应传世，何必臣雄再剧秦。
对诗的最后一句，作者作自注云：“情愿饿死，不食周粟，亦差堪自慰。”可见作者对严光的风骨同样是称羡的。汉光武帝亦算是开明君主，严光借此大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干，做一个听民勤政、朝乾夕惕之士！然而，严光却拒绝而去过隐钓生活。这在郁达夫看来，他没有凭籍皇帝老儿有点“后门关系”而挂一顶“谏议大夫”或是别的什么头衔，去领干薪，那就与尸位素餐的官乃绝无二致，倒还不如去做一个“春江钓徒”。
熟谙富春江上史实和典故的郁达夫，对许许多多“春江旧钓徒”有过探究，且大多是给予称羡的。他在《钓台的春昼》这一名篇中，就曾专门提及故乡先贤夏灵峰先生，并且以对其的评说引伸开去，辛辣地抨击了时政。夏震武（1854—1930），原名震川，字伯定，号涤庵，富春江下游的里山人，为近代理学家，学者称灵峰先生。清同治十二年（1873）进士，任工部营善司主事，以直言敢谏，著称于时。但他思想保守，反对变法维新。宣统时任浙江两浙师范学堂监，曾与鲁迅、许寿棠等唱对台戏！辛亥革命后，索性弃政返乡，回到富春江畔老家躬耕垂钓，过起隐居生活，且束发古装，自筑“灵峰精舍”，聚徒讲学，提倡尊孔读谈经。就是这样一位反对共和，反对“五四”的晚清遗老，似乎惟郁达夫才给他一个中肯的评价：
夏灵峰先生虽然只知崇古不善处今，但是五十年来，像他那样顽固自尊的亡清遗老，也的确是没有第二个人。比较起那些官谜财迷的南满尚书和东洋宦婢来，他的经术言行，姑且不必去论它，就是以骨头来称称，我想也要比什么罗三郎郑太郎辈，重到好几百倍。
郁达夫几乎一生漂泊在外，但不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总是念念不忘故乡的富春山水，更迷恋生于斯长于斯的富春江：
我欲乘风归去也，
严滩重理钓鱼竿。
然而，他没有实现这一人生之愿，且抛尸海外，至今连尸骸也不知在什么地方！
易君左与郁达夫的文字之交
魏先修
1945年在重庆文化界曾引发了一场轰动山城朝野的两大阵营、两派文人的笔墨大战。这场笔墨战是由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的发表引发的，蒋介石闻之，坐卧不安，龙颜大怒，他说“毛泽东野心勃勃，想当帝王称王称霸。想复古，想倒退。”他命令手下赶快组织人写文章讨伐毛泽东，又要抓紧从他的御用文人里找一高手，填一首超过毛泽东的词。一时国民党御用文人纷纷应召，向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发起了挑战。这些御用文人里的一位代表人物即是易君左。
易家钺，字君左，1896年生于湖南汉寿（原名龙阳）县，北京大学毕业后留学日本，在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就读，一生酷爱诗词歌赋。易君左性格豪爽，极为重视朋友间的情谊。他在日本留学期间认识了郭沫若、郁达夫、田汉，但与郭、郁二人来往很少，只有田汉因是同乡的关系，常常见面。
1921——1922年，易君左在上海泰东书局任编辑，与也在泰东任职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同事。从那时开始他与郁达夫成了很好的文友。郁达夫在泰东书局应酬很多，往往深更半夜不睡，本来身体欠佳，加上他有些颓废的心理和流浪生活习性，自然更瘦，脸色也更难看。易和郭、成也常常劝劝他，但总是秋风贯耳，硬听不进去。1922年易去安徽公立政法专科学校教书，郁也同在这所学校任教。郁除上课之外，全部时间在城内游荡；每月工资100 块光洋，全花在游荡和一个合乎他“三条件”的青楼女子身上。三条件，即要年纪大一点，像貌要丑一点，没人爱过。易一直对郁相当谅解，寄予同情。他认为对于一个不平凡的人，似乎不必用庸俗的眼光去衡量，或用卫道士的假面目来排斥他。抗战初期，郁一家避难住在易的家乡汉寿县城。他和地方长官及绅士相处很好，令教育文化界和青年学生对郁更加崇拜、敬佩。
有一次县长、县绅及县文化教育界的名流宴请大文豪郁达夫，易君左出席作陪。席间谈笑风生，妙语连珠，好不欢快。就在此时，不知哪位先生突然提议，请郁、易二人即席吟诗作赋，两人推来推去，最后达成默契，合作一幅对联，即由郁出上联，易对下联。郁稍加思索，回忆易在扬州一件趣事，不禁哑然失笑——易曾在《扬州日报》的文艺副刊“闲话扬州”当主笔，结果引起扬州文人的不满，并被赶出扬州——于是上联脱口而出：闲话扬州，引起扬州闲话，易君左矣。
易开始感到有些犯难，但一见到郁揶揄自己的神气，灵感就上来了。那天报纸上头版头条有一则新闻：林森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而林森又字子超。这样下联也出来了。
国府主席，掌持主席国府，林子超然。
易话音未落，全场鼓掌。这的确是一幅佳联。
西竺山附近有个西湖，湖的周围是长堤环绕，这长堤名叫花姑堤，湖里盛产莲藕。夏天，荷花盛开，香气袭人；湖边洗莲藕的少女少妇个个水灵。身穿得体的花衣，露出的胳膊像莲藕一样净白、娇嫩、丰满。这天下午，西竺山的长老设斋宴招待郁达夫、易君左两位先生。他们一面品尝斋点，一面欣赏花姑堤的风景，顺口吟唱：
西竺山前白露飞（郁），
花姑堤下藕田肥。
柳阴闲系瓜皮艇，
茅舍新开杉木扉。（易）
藤蔓欲攀张网架，
牛羊也恋钓鱼矶。
桃源此处无多路（郁），
天遣诗人看落晖（易）。
（据易先生说，上述郁、易的联句，郁都未留下手稿。）易认为，这位天才的作家，其可爱处，并不在其天才之超群，辞藻之华丽，而在其性情之天真，气节之坚定。凡是同郁接近的，一定会感到：他只是一个“真”字，没有一点虚伪。他在创造社里是一个卓然独立的作家，不受任何牵连，亦不牵连影响其他任何人。到南洋以后的写作，是他死于敌人之手的真正原因。
易很珍惜他与郁达夫间的友谊，到晚年时仍然念念不忘早已作古多年的这位朋友，他常对人说：“郁达夫是一个最有骨气的文人”。
解放前夕，易君左移居香港，在那里生活了18年，后移居台湾。这位“龙阳才子”1972年病逝台北，终年75岁。
（摘自《传纪文学》2000年第5 期）
郁达夫的东瀛之恋
郁达夫留日十年，，最终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与性苦闷的刺激有极大的关系。作者写于东瀛的若干短篇小说，无一不与这个主题有关：《银灰色的死》写男主人公与小酒店女子静子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