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早晨(周而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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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早晨(周而复)- 第1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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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星期六,正是徐守仁活动的好时光,可是他口袋里空空的,在转念头弄点啥出去换钱。到处有人,一时下手不得,他就拿了那三把德国造的小刀子到外边来打靶。
  他刚才一扔,那把小刀不偏不歪,恰巧插在木靶当中的红心上,鼓掌欢呼道:
  “妙啊,百发百中!”
  他拿起第二把小刀,又向木靶上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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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太太没谈了几句话,感伤地叹息了一声,坐到古老的红木床上,右手往左手上一搁,无可奈何地说:
  “这是命里注定的啊,没有办法,兰珍。”
  “啥命不命呢,姨妈,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吴兰珍从红木靠背椅上站了起来,走到大太太面前,嘟着嘴说。她最近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为充满了青春朝气的活跃的青年团员。她努力争取在青年团的活动上,也像自己在化学上的成绩一样,站在队伍的前列。她希望把自己的青春生活得更美丽。伟大的五反运动在上海轰轰烈烈地展开,像一场具有不可抗拒的伟大力量的暴风雨,上海每一个角落都卷进运动里面去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复旦大学的组织上一再指出了资产阶级的丑恶罪行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对祖国的危害,又听了陈市长开展五反运动的动员报告,更加了解不彻底展开五反运动,是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团支委给她谈了很多道理,使她对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非常憎恨。团组织希望她好好帮助姨父。在研究化学的公式时,在化学试验室里,她都想起了姨父。她要实践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要把整个生命和所有的力量都献给世界上最美丽的事业——为解放人类的斗争。伟大的五反运动给她带来了最好的机会,也是对她一个考验。今天虽然是礼拜六,学校里并且有个音乐晚会,而她是最欢喜音乐的,但是她还是提了书包,带上实用工业化学的试验报告和《中国青年》杂志,跳上公共汽车,赶到姨父家里来。姨父不在家,在沪江纱厂,还没有回来。她便上楼走进古香古色的姨妈的卧房。她给姨妈谈伟大五反运动的重要意义,希望姨妈规劝姨父早点儿彻底坦白。
  姨妈说没有用,啥人也拗不过徐义德的脾气。这是他命中注定了的,今年走坏运,谁也没有办法。吴兰珍公然不同意姨妈的意见。姨妈有点生气了,说:
  “兰珍,你还年青,不懂得事体。义德这回事,我早请张铁嘴算过命了,张铁嘴说,这是命中注定的,过了这个坏运,也许会好些。”
  “算命先生哪能会晓得姨父的事体呢?还不是闭着眼睛瞎说。”
  “他当然晓得,有年庚八字吗。每个人的八字不同,只要告诉算命先生,他一排算八字,就了解人的过去未来了,可灵验哩!”
  “一个人的事只有自己晓得最清楚,别人哪能晓得?素不相识的算命先生,更没法晓得。一个人的未来,主要靠自己努力,看你是不是为人民为祖国服务。每一个人的未来,都要靠自己创造。”
  吴兰珍的话里夹了一些新名词,大太太搞不大清楚,她抬起头来,问吴兰珍:
  “你说的啥啊?”
  吴兰珍见姨妈不懂,忍不住笑了,说:
  “我说的是中国话啊。”
  “我这个中国人就听不懂你那些中国话。”
  吴兰珍给她解释了一遍。她还是不满意,说:
  “你年纪还青,不懂得这些事,张铁嘴可灵哩。”
  “劝姨父向人民政府坦白有啥坏处吗?”
  “这个,也许没坏处。”
  “那就应该劝劝姨父呀。”
  “坦白不坦白,我看,是一样的。”
  大太太心里另有打算。那天晚上徐义德在家里安排后事,她就紧张起来。等听到“五反”检查队进了沪江纱厂,她心神更是不安,整天在惊慌和恐惧当中,夜里躺在古老的红木床上,也闭不上眼,老是望着帐顶发愣。第二天下午,她换了衣服,对啥人也没讲,坐上汽车,到城隍庙去了一趟。她对着灵佑护海公上海县城隍菩萨,求了一签,是第一签,上上,那上面写道:
  巍巍碧落处高空
  复夀涵仁万古同
  莫道先天天不远
  四时运用总亨通
  穿着深蓝布长夹袍的管签的老先生,看完了签,摸一摸自己花白了的长胡须,很严肃地说:
  “这是天道运行之象,乾道轻清,混沌始分;两仪化象,八卦成形。金木水火,四季流行,一顺一逆,不测风云。土为老母,亘古到今。太太,你问的是啥事体?”
  大太太告诉他问的是丈夫“终身”。
  老先生皱着眉头,同情地说:
  “暂屈必伸。”
  “啥意思?”
  “你那位先生目前交的是蹇运,只要能守正直,定可逢凶化吉,不久便可以交好运道了。”
  “哦……”大太太心里暗暗吃了一惊:城隍菩萨真灵,也知道她丈夫的事,现在正在交坏运,和张铁嘴算的命一样。
  老先生怕她不相信,用力“唔”了一声,又怕她担心受不住,便劝她:
  “你只要向城隍许许愿,一定可以逢凶化吉的,不要担心。”
  她点点头,又在城隍菩萨面前叩了三个头,默默许了一个愿:请求菩萨保佑徐义德平安度过坏运,等“五反”过去,弟子一定捐助一千万元,装修佛像,点九十九天的油灯。请求菩萨慈悲,万万保佑徐义德。
  从城隍庙回来,她心里安定了。她好像有了依靠,有了保证。现在她希望“五反”快点过去,好到城隍庙去还愿。在她看来,徐义德能够平安过去,似乎很有把握。徐义德坦白不坦白是无关紧要了。
  吴兰珍不明白姨妈肚里的安排,她对姨妈一个劲地直摇头,急着说:
  “坦白不坦白,那分别可大哩!共产党的政策,治病救人。
  坦白了就从宽处理,不坦白就从严处理。”
  “这个我也听说了。”大太太表示自己也并不比姨侄女差,外边有些事,她也知道哩。
  “你既然听说了,为啥讲坦白不坦白是一样呢?”
  她站在姨妈面前,歪着头,等姨妈回答。她头上两根长长的黑乌乌的辫子垂到肩上来,显得她身上那件兔毛的绒线衫更加雪白得耀眼。她两只手插在厚蓝布的工装裤子里。
  姨妈给她这么一问,一时回答不上来,既不愿意说出暗中许愿的事,也不承认自己说的不对,便借故岔开,训斥吴兰珍道:
  “看你歪头歪脑的,哪里像个女孩子。讲话没高没低,也不懂得规矩,给我好好坐到那边去!”她对着姨侄女向右边的靠背红木椅子一指。
  吴兰珍退到靠背红木椅子上坐下,她并不灰心。她知道这是姨妈的老毛病:逢到说不过晚一辈的辰光,就信口骂两句,显得还是自己对。她懂得遇到这样的情形,不能和姨妈正面顶撞,要迂回曲折地说,姨妈有时也会接受你的意见。吴兰珍小心翼翼地改口说:
  “姨妈当然比我懂的多,晓得人民政府讲的到做的到,坦白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不坦白人民政府也会晓得的,那辰光,对自己就不好了。”她望了姨妈一眼:姨妈两只手交叉在一起,放在胸前,头微微歪着,出神地听她说话。她了解可以再说下去,“为了姨父,只有劝姨父坦白,才能挽救姨父啊。”
  姨妈突然把眼睛对她一瞪,说:
  “这些我都晓得,还用你说。”
  姨妈心里想:城隍菩萨和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一定会保佑徐义德的,因为她已经许下了愿。
  “吴兰珍,吴兰珍!”
  这是徐守仁在楼下叫唤的声音。
  吴兰珍走到姨妈的卧房门口,提高嗓子,对楼梯口那个方向应道:
  “我在这里,有啥事体呀?”
  “快下来,快下来啊!”
  这一次徐守仁的声音比上一次高而清晰。他走到楼梯那里,按着扶手,抬头对楼上叫。
  吴兰珍以为有紧急的事体,连忙飞一般地跑下楼来。
  徐守仁手里拿着一把德国造的小刀,见她下楼来,上去一把抓住她的右手,说:
  “快来,我们两个人比飞刀白相。”
  天黑了,外边看不见,徐守仁一个人也白相的腻了;他摘下客厅外边墙上的木靶子,挂到客厅里面的墙上来,叫吴兰珍下来陪他白相。她看见小刀和木靶子就摇头:
  “这做啥?”
  “练飞刀!”
  “现在是啥辰光?姨父在厂里‘五反’,你还有兴趣在家里练飞刀?”
  “我,我……”徐守仁讲不下去了。他想:父亲“五反”,自己也不“五反”,待在家里,不白相做啥?林宛芝老是蹲在楼下看书,像是有意监视他一般,叫他不好活动。他本有意到书房里挑选一两件值钱的物事,偷出去换点钱花,林宛芝在那里,不好下手,多可恶!没钱不好出去,留在家里一刻也闲不住,他总想活动活动。他原来盼望吴兰珍下楼来和自己一起白相,热闹些,不料吴兰珍朝他头上浇下一盆冷水。他不得不装出一副忧愁的样子,说:“实在闷的慌啊。”
  “你为啥不给姨父想想办法呢?”
  “我?我有啥办法!”徐守仁一屁股坐到客厅里的单人沙发上,闷闷不乐地说。他望着手里的德国造小刀,嘟着嘴,解释地说,“我不是经理,也不是厂长,我百事勿管,我啥事体也不晓得。爸爸也不给我讲。这几天他回来很晚,我看也看不见他,我有啥办法!”他讲到这里,把眼光从小刀上移到吴兰珍的脸上,理直气壮地盯着她。
  她坐在徐守仁斜对面的沙发上,两根辫子垂在胸前。她两只手抓着右边那根辫子梢,出神地望着绕在辫子梢上的橡皮筋,想起学校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支委对她讲的话:“你不是一个青年团员吗?在‘五反’中应该起啥作用呢?你的姨父是上海有名的工商业家,他那爿沪江纱厂的五毒行为很严重。你打算怎么样帮助他彻底坦白呢?”她在团支委面前保证:绝对不失掉一个青年团员的立场,要到姨父家里去帮助他。她感到自己的肩上担负着神圣的责任。姨妈的态度已经有些改变,徐守仁还是糊里糊涂,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不知道姨父严重的五毒的不法行为。她要启发启发徐守仁。姨父很喜欢徐守仁,徐守仁讲话的作用比她大啊。她说:
  “不一定要当经理厂长才有办法,……”
  “哦,”他惊异地说,“那你的本事比我高强,我愿意甘拜下风,听你的!”
  他伸出右手的大拇指对着她一翘,钦佩的眼光注意着她那圆圆脸庞上一对亮晶晶的眼睛。它掩藏在长睫毛下面,越发显得动人。她问;
  “你晓得姨父厂里的情形吗?”
  “不晓得。”
  “听说沪江纱厂的五毒不法行为很严重。”
  “啊?”
  “唔。姨父不坦白的话,就要抓起来,吃官司,坐班房……
  你也没有好日子过。”
  “我?”他想想也是的,假如父亲被关起来,那怎么办呢?父亲不在,他就是徐公馆的主人。他可以支配一切。他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没有人敢碰他一根毫毛。那他不是可以痛痛快快地白相了,也不必动脑筋偷啥出去了。他旋即否定了这个可耻的念头。他想到父亲。如果父亲被关进了监牢,自己哪能够忍心出去吃喝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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