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推到对立的立场上去；三、暂时不能口服心服，应允许我保留观点，不要乱上纲；四、要对我批判，只要不动手，我还是愿意听的。”他的要求合情合理，他的态度恳切感人。可是，当时他不知道国民党特务张春桥一伙干的是见不得阳光的反革命勾当，他们敢这样办吗？
每天，从批斗会回到“牛棚”，桑伟川已精疲力尽。但是，他不休息，他还要写。不是写检查交代材料，而是写揭发批判文章。不仅写，而且投给《文汇报》、《红旗》。
十二月十五日，桑伟川在《〈文汇报〉形“左”实右倾向必须纠正》一文中写道：“我写了一篇文章，触犯了哪家的皇法？对作为群众一员的我专政，试问你们是什么阶级？”
十二月三十日，桑伟川在《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说：“瞎叫嚷一通，把不同意见的同志当作敌人来打击，必置于死地而后快，自己一面孔纯粹的马列主义者，凡是不同意他者都是‘牛鬼蛇神’，‘新毒草炮制者’。他们玩尽马列主义理论名词愚弄群众。从极‘左’到极右，软硬兼施，为着吞吃人的灵魂。”
在“牛棚”里，倔强的桑伟川，时而奋笔疾书，时而踱步沉思。就这样，他怀着“为真理而斗争的”激情，送走了六十年代的最后一个夜晚，迎来了七十年代的第一个黎明。
一九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在“四人帮”精心策划下，《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篇丁学雷的文章，题目是《阶级斗争在继续——再评毒草小说〈上海的早晨〉，并驳为其翻案的毒草文章》。这篇黑文，是反动文痞姚文元亲自下令，要《人民日报》到上海“组稿”，由“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炮制出笼的。姚文元把原来题目中的“路线斗争”改为“阶级斗争”，露出一副刽子手的凶相。在这篇文章里，丁学雷贼喊捉贼地说：“桑伟川的专业不是文艺工作而是煤气技术。然而，他却很懂得利用文艺评论的武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服务。”接着，丁学雷赤裸裸地叫嚷，类似桑伟川这样的“反动思想”，“决不是一棍子、两棍子打得死的”，要“不断地打，狠狠地打，打它几十年、几百年，直到确实打死为止”。这篇黑文发表后，对桑伟川的迫害越来越疯狂了。
桑伟川看了这篇文章，怒火中烧，难以抑制。他对《文汇报》派来的人说：“丁学雷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我要写文章批判丁学雷。上次客气一点，用‘商榷’二字，这次直截了当地就是批判！你们《文汇报》敢不敢发？”他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我改变观点的话，就是叛徒。我是死也不会改变的！”
张春桥一伙没有料到，桑伟川这样一个“无名小卒”，竟然如此“顽固不化”。他们对桑伟川咬牙切齿：不能把他打死，也要把他拖死。在“四人帮”指挥下，各行各业，甚至连郊区，都搭起了“批桑”班子。批斗会越来越频繁，最多的一天“游斗”了七次；规模也越来越大，最大的一次是拉线广播大会，强令六十万人参加。据统计，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游斗”桑伟川共达二百九十多次。难以想象，桑伟川忍受了多大的痛苦，他年老的母亲又流了多少眼泪！一天早晨，桑伟川的母亲看见儿子病在床上，再也不能去“游斗”了，于是打电话要求让他在家里休息半天。谁知不一会，一批打手冲到桑家，用拳头猛打桑伟川的头，把他从床上拖走，把桑母推倒在地……
铁打的汉子桑伟川，始终没有屈服于“四人帮”的反革命淫威。批斗会上，他从不低头。即使狠命用力按下去，他也要把头抬起来，按一次，抬一次，再按，再抬。实践教育了他，使他抛弃了一切幻想，更加坚定地昂起了头。越是不准他讲话，他越讲，同时用笔战斗。
桑伟川为什么而战？
“四人帮”诬蔑他“反革命”、“搞复辟”等等，他不屑一顾，并引以为光荣。有的庸人却说他是“为个人名利”。对此，他很难过。一九七○年春天，他在给童年好友的信中说：“想与你倾诉一下不白之冤，似乎我写那篇文章真是为了我个人的名利。不，有哪一点对我有好处？除了我作为工人阶级的成员为党的政策而战有利于自己外，对个人主义是根本没有好处的。”
“为党的政策而战”——桑伟川概括得多好呵！在反迫害的斗争中，他揭露的，他保卫的，他宣传的，无不关系到党的政策——“党的生命”。
他揭露“四人帮”破坏党的文艺政策，坚决要求贯彻“双百”方针，繁荣无产阶级文艺事业。
他揭露“四人帮”破坏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坚决保卫毛主席的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歌颂我们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伟大胜利。
他揭露“四人帮”破坏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大声疾呼，对“四人帮”搞的那一套假左真右的货色，否定一切的反动思潮，拿棍子打人的法西斯行径，“必须暴露之，彻底批判之”，“这里毫无妥协的余地”！
他痛斥“四人帮”控制的《文汇报》“执行了一条形‘左’实右的错误路线”，《人民日报》里“有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引用列宁的语录，揭露“四人帮”扮演着“牧师”与“刽子手”的两面角色，怒吼道：“你们牧师不要当了，不要再给我说教了，我的观点至死不变。你们还是当刽子手吧！你们要关就关，要杀就杀。判我死刑，我就雄赳赳上刑场！”
桑伟川为什么战斗得这样英勇？
打开法院《桑伟川案件》的卷宗，单是读着他一九七○年给朋友的几封书信，人们就会情不自禁地叫道：“桑伟川呵，真不愧是毛主席的好战士！”请看吧——
四月二日，他写道：“据他们在批判会上说，我的前途是危险的。也许是在某天，你将会在那一张布告上看到，有一个叫桑伟川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了。一幅多么可怕的图画啊！其实，那图画画得太不像样了。尽管他们吓唬人，说要枪毙我，但我坚信前途是光明的。”
五月一日，他写道：“由于阶级斗争的复杂，故不可能一帆风顺，打成反革命我早有思想准备，但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随着斗争的发展，问题总是会弄清楚的，又有什么可怕呢？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必须作出必要的牺牲而换取革命运动的进展。也只有自己投入运动，引火烧身，才是个革命者的样子。那些贪生怕死，躲躲藏藏的人，怕政治风浪的，不做修正主义者才有鬼哩！……让春青放出最大的光辉来吧！在这方面，我刚刚跨出理论结合实际的第一步，也是脚踏实地前进的第一步！”
五月三日，他写道：“经过批斗，我得到了革命者的乐观主义和更大的勇气，也考验了自己的观点是否经得起风浪，是否是马列主义的。”
八月二十三日，他写道：“让革命的洪流来锤炼我们吧！
世界是光明的，前途是属于我们的！”
桑伟川的信心和勇气，来自真理，来自群众。一九六九年底，他曾经奉劝披着“左”派画皮的张春桥一伙：“如果一定要横行不法下去，到头来自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要知道中国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还有广大革命群众呢！”
群众站在桑伟川一边，以各种方式同情他，支持他，鼓励他。
《文汇报》的“编者按”一发表，邻居就对桑伟川寄以无限的同情。在桑伟川所在的单位里，许多同志为他鸣不平。“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慌了手脚，“批示”道：“我感到煤气公司有一伙人参与桑的反革命活动，希抓紧对桑的批判，深挖现行反革命。”结果，二十多名职工遭牵连，受迫害，连给桑伟川看过病的医生也不放过。青年哲学小组被打成“桑伟川反革命小集团”，小组成员遭到隔离审查、变相抄家、撤职下放。在上海，不管哪个单位，只要发现同情桑伟川的人，便马上列为“专案”。某化工厂一个青年女工，为桑伟川说了几句公道话，立刻遭到批斗。某单位一个青年理论小组，在讨论会上表示支持桑伟川的观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小集团”。不仅如此，张春桥一伙还把魔爪伸向外省市。他们鬼鬼祟祟，收集各地寄到上海的来信来稿，从中搜寻“张伟川”、“李伟川”，然后通过各种渠道加以迫害。可是，人民的嘴是封不住的。
一个化名“李骊”的读者给桑伟川来信说：“你的勇敢、无畏，感动着我和每一个人。你并不孤独，很多人在支持着你。希望你为崇高的理想奋斗终身。”
上海国棉二十九厂一位青年工人写信给桑伟川说：“希望你为了真理和革命继续战斗。真理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人民的声音，给了桑伟川无穷的力量；而张春桥一仗却吓得发抖了。一份份小报告送来：“桑伟川大肆放毒”，批斗会“被桑牵着鼻子走”，群众“对批桑无动于衷”，“批不起来”，“批不下去”，把桑放在外面“太危险”，等等。于是，“四人帮”又耍了一个诡计，由其余党马天水出面，唆使人打报告，捏造了一个桑伟川“殴打群众”的罪名，“要求”公安部门将他拘捕。马天水接到这个报告，连夜批准执行。第二天，在卢湾体育馆召开大会，当场把桑伟川抓走。
“四人帮”用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手段，对桑伟川进行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最后把他逼疯了。即使如此，心狠手毒的张春桥一伙仍不罢休，他们又以桑伟川散布“攻击性言论”的罪名，一九七五年非法判处桑伟川七年徒刑，押解外地农场劳动改造。
人们不禁要问：对《上海的早晨》和评论者“小人物”桑伟川，“四人帮”何以如此大动干戈？他们一手策划批判《上海的早晨》和制造“桑伟川事件”的目的何在？
原来，“四人帮”勾结林彪，在党的九大上，恶毒攻击和诬陷陈毅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妄图实现他们“改朝换代”的迷梦。但是，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四人帮”在上海的那个余党供认：“九大以后，我们在《人民日报》发表评《上海的早晨》的文章，就是继续整陈毅等同志，借这篇文章来否定陈毅等同志长期以来在上海执行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诬蔑他们推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攻击他们执行的无产阶级的统战政策是什么‘阶级调和’、‘右倾投降’、‘拜倒在资产阶级脚下’等等。”桑伟川同志的文章触到了“四人帮”的反革命要害，这还了得！张春桥一伙对他恨之入骨，他们以批《上海的早晨》做为突破口，又一手制造了“桑伟川事件”扩大突破口，既要封住人民的嘴，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又要借此攻击、诬陷和打倒陈毅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攻击矛头实际上也是对着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着敬爱的周总理的。他们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干着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勾当，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以实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
在群魔乱舞的时候，桑伟川曾经警告张春桥一伙：“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有些东西，现在看是庞然大物，但终究是要完蛋的！”
在乌云压顶的日子里，桑伟川曾经预言：“随着时间的推移，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待等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