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不希望讲。”
“我们讲点高兴的事，讲点吉利的话。”
“我们不幸生而为民族资产阶级，倒霉透顶了。现在还有啥吉利话好讲，宛芝，你给我快拿衬衫吧。”
“民族资产阶级有钱有洋房有汽车，为啥不好？”
“你蹲在家里，不晓得现在世界变了，目前是工人阶级的天下，不像从前了。民族资产阶级是剥削阶级，投机取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给人家骂臭了，一个铜钱都不值了。”
“我真不懂。”其实现在她并不像过去那样对外边的事体一点不知道，从冯永祥那里早就晓得“资产阶级”“剥削阶级”“唯利是图”这些新名词了。但她把这些新名词藏在心里，不轻易讲出来，也不随便表示自己懂得很多。她故做不知地这么说。
“你别管这些。”
她蹒跚地走到衣橱那边，在抽屉底层给他找出那件很久很久没有穿了的淡灰色的府绸衬衫。他脱下西装，穿上这件衬衫，两个硬领子夹在一道很不舒服，他把淡灰府绸衬衫领子放倒，扣好钮子，说：
“把那一套灰咔叽布的人民装拿来。”
“人民装难看死了，又是咔叽布的，别穿那个。你身上这件深蓝色的条子西装不是很好吗？”
“穿西装去坐班房，犯不着。”
“那么，你穿蓝哔叽人民装，这还像个样子。”
“这辰光，还谈啥样子不样子，唔，”他叹了一口气说，“也好，尊重你的意见。”
他平时很少穿人民装的，只有出席政府召开的会议或者是要见首长才穿上。就在那个辰光，他的汽车上也还准备好一套簇崭新的漂亮的西装和化妆用品，散了会以后，或者是临时要到啥地方去，好马上又穿起那身漂亮的西装。今天是下了决心，把深蓝色的条子西装留在家里。要是在平时，这身英国料子的上等西装，哪能忙法也得折叠整齐，放在汽车后面的车箱里。
他穿上蓝哔叽人民装，自己到卫生间里取了一把绿色的透明化学柄子的美国牙刷和一瓶先施牙膏放在口袋里。
她指着他的口袋说：
“这个也带上？”
“当然带上，你说提篮桥会给我准备好牙刷牙膏吗？”
“你又讲这些话了，义德，我不要你讲。”
她生气地嘟着嘴。
“讲不讲还是那么一回事——你给我拿点钱带上。”
“多少？”
“一百万差不多了。”
“多带一点好，”她嘴上虽然不希望徐义德说那些不吉利的话，但是她已经受了他的影响，不知不觉地在准备那些不吉利的事到来。她说，“带两百万吧。”
她把两百万现款给他分放在两个口袋里。他自己从西装口袋里掏出昨天晚上梅佐贤派人送来的坦白书，放在人民装的胸袋里，说：
“下去吧，他们在底下，还要给他们打个招呼。”
她知道大太太、朱瑞芳和徐守仁都在楼下客厅里，还不知道徐义德这番打算哩。
“给他们说一声也好，我想，不会有事体的。”
“但愿如此。”徐义德走到卧房门口看看表：已经九点零七分了，他退了回来，对林宛芝说，“还有一件东西，差点忘记哪。”
“啥？”
“我要换一只手表……”
她走到衣橱那儿，把上面一个抽屉拉开，取出首饰盒，打开盖子，问他：
“要哪一只？要白金的带日历的西马？要十七钻的劳莱克斯？要爱尔金？还是要自动的亚米加？”
“这些都用不着。”
“要啥？”
“你把那个自动的日历手表拿出来……”
“这个太大了，戴在手上不好看，白相白相还差不多。”
“现在要讲实用哪，宛芝，坐班房有了这个表，就知道日子啦。”
“又来了，你！”
徐义德换上自动的日历手表，和她一同下去。走进客厅，林宛芝望见大太太坐在那里，脸上有点不耐烦了。朱瑞芳干脆提出质问：
“义德，在楼上哪能这久？我以为你永远不下来哩。”“是呀，”大太太接上去说，“叫人家在楼下等死了，我还以为出了事哩。”
徐义德没有言语。林宛芝从她们的话里闻到了酸味，她解释道：
“他在楼上忙得不停，又换衣服又换手表，还带上牙刷牙膏……”
林宛芝这么一说，大太太和朱瑞芳发觉徐义德果然换了一身蓝哔叽人民装，而且眉宇间隐隐地露出心中的忧虑，知道有啥不幸的事了。朱瑞芳望着徐义德，关心地问：
“带牙刷牙膏做啥？”
“准备上提篮桥，省得你们整天吵个不停。”
如果在平时，朱瑞芳早跳得三丈高，瞪着眼睛，要和徐义德闹个一清二白；今天她却按捺下自己的气愤，知道这一阵子徐义德不是心思，遇事都让他。她低声下气地说：
“还不是为了你。啥人整天吵的不停？你嫌吵，我以后少讲话就是了。带上牙刷牙膏，做啥呢？”
徐义德还是没言语。
徐守仁莫名其妙地望着爸爸。
大太太对着徐义德说：“有啥事体，讲呀，义德。”
林宛芝把徐义德在楼上所讲的话重复了一遍，大家都黯然失色，客厅里给可怕的沉默笼罩着。窗外挂着的鹦鹉也好像懂得主人的哀愁似的，站在淡绿色笼子里的松枝上，出神地仰着头，紧紧地闭着嘴。
徐义德打破了可怕的沉默：
“没有关系，你们不要发愁，有事，我自己有办法处理。只要你们好好在家里过日子，大家说话一致，我就安心了。”
朱瑞芳安慰他：“家里的事，你放心好了。”
“出了事，你们可不能急，也不要慌，急了，慌了，反而误事。我啥都准备好了，估计也可能没有事，要是到今天下午两点钟还没有消息，那你们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早上，到提篮桥来看我。”
大家都不愿意往那不幸方面去想，徐义德这么说，又不得不表示态度，只好微微点点头。
老王走了进来，弯着腰向徐总经理报告：
“总经理，文宝斋那个商人来了，他说带来两件刚出土的古董，问老爷要不要？”
“刚出土的古董？啥古董我也不要，你告诉他以后不要来了。”
“是，是是。”老王见情势不妙，知趣地退了出去。
徐义德望望大家，问：
“你们还有事吗？”
每一个人仿佛都有许多话要说，可是一点也说不出来。她们预感一桩不幸的事体要到来似的，留恋地盯着他瞧。他站了一会儿，见大家不言语，就说：
“我去了。”
大家站起来，送徐义德到门口。一辆一九四八年黑色林肯牌的小轿车停在走道上，老王照例地打开车门，请徐总经理上去。徐义德摇摇手：
“我今天不坐汽车。”
老王诧异地望着徐总经理从林肯车头走过去。
“义德，你为啥连汽车也不坐？”这是朱瑞芳的声音。“我有道理。”徐义德心里想，这辰光出去还坐汽车吗？那不是更叫人笑骂民族资产阶级；并且，如果被扣留下来，叫司机看到，也不光彩。
朱瑞芳她们见旁边有老王，不便多问，也不好勉强要他坐。大家随着徐义德走去。徐义德走到黑漆大铁门那里，转过身来，对大家仔细望了一眼，说：
“你们回去吧。”
接着他又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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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徐义德跳上到外滩去的三路公共汽车。车上坐满了乘客，没有一个空位。他挤在人群当中，左手抓住车顶上的吊圈，右手紧紧按着胸袋里的坦白书。他感到有点孤单，同时也觉得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忽然降低了。车上的人都用轻视的眼光看他，好像知道他是去送坦白书的不法资本家。他浑身如同长了刺一般的，站也不是，靠也不是，尽可能挤向车窗跟前去，把面孔对着马路。马路上匆匆忙忙的行人好像也知道他是不法资本家，不然，为啥要狠狠望着他呢？他微微低着头，啥人也不望。
不知道过了多少站头，经过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这趟车总算到了外滩。外滩公园门口站着一长行等候公共汽车的男男女女的乘客，一个个都仿佛注意徐义德从车上下来。他怕遇到熟人，连忙径自向南京东路走去。刚走了没两步，忽然响起一阵刺耳的喇叭，他站下来，一辆雪佛莱唰的一声过去了。接着后面又开来一辆。
“这汽车，真讨厌。”他干脆站在那里等汽车过去，抬头望见高耸云端的海关大钟，恰巧当当地敲了十下。
路口的红灯亮了。他和刚才下车的人一同穿过马路，顺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那座高大楼房前面的子街，吃力地迈着缓慢的步子。
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在从前的华懋饭店的楼上办公，接待室就在楼下右边那一排房子里。门口等候送坦白书的资本家已站成一条龙，一直排到惠罗公司那里，龙尾差点要转到四川路上去了。这条龙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讲话。
徐义德顺着龙身旁边走过来，看见里面有几个面熟的人，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没有封，里面装的是坦白书，大家只是会意地笑笑，不像过去亲热地打招呼，都怕有啥脏东西沾染到自己身上。徐义德索性低下了头，注视着那一排整整齐齐的鞋子：皮的，布的，呢的，黄的，黑的，灰的……他自己的步子走得很快，转眼的工夫，他站到最后一个人的后面去了，前面的人移动几步，他也移动几步。他啥也不看，只是盯着前面那个人的脊背。快移到工商组门口时，他看见只有进去的，没有出来的，马上意识到这是政府摆下的圈套，名义上要资本家递坦白书，承认了罪行，然后一个个都送到提篮桥去，一网打尽。政府把工商界的资财吃个精光。早就料到政府哪能会轻轻放过上海的工商界，这么肥的油水，哪个党派得势上台不在上海狠狠捞一票？看上去，共产党此任何党派都狠心，不但要钱，还要工商界的命。他不能眼睁睁地跳下火坑，现在是千钧一发，一跨进那道门啥都完了。他有座华丽的洋房，那里还有三位漂亮的太太，特别是林宛芝，他哪能把她丢下？林宛芝没有他又哪能生活？他还没有给她们好好谈谈，就这样永别了吗？哦，还有守仁那小王八蛋，年纪青，阅历浅，不懂事，他要对儿子好好交代交代，长大了，别再上共产党的当。他不能就这样跨进那道门，现在还来得及。就是进去，也得给家里打个电话，好让她们有个准备。他果断地走出了人群，站在他背后的人很奇怪，不知道他忽然为啥向四川路那边走去。
他打了电话回去，叫林宛芝不要等他，他今天晚上可能不回去了。她问他为啥，他没有吭声，那边忍不住哭了。他一阵心酸，话也说不下去，挂上电话，痴痴地走出烟纸店，不知道该向哪个方向走！南京路朝东——他看到横在眼前的那波涛汹涌的黄浦江，不如投水，省得再受这个气。他踽踽地朝东走去，看见熙来攘往的人群，他的脚步子踌躇了。他问自己：这一辈子就是这样了结了吗？他望着浪涛滚滚的黄浦江，他的心也像是一条奔腾的黄浦江，汹涌澎湃，宁静不下来。正当他犹豫不决的时刻，旁边有一个人叫住了他：“德公，你怎么往那边走？”
他回过头去一看：是唐仲笙。他一时答不上话来。唐仲笙问他：
“坦白书递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