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借古讽今，指桑骂槐，旁敲侧击，瞒天过海的阴谋诡计，大干反革命勾当”。当时那几条编辑和写作方针一一被逐条指责：“表彰先进”是“表彰各种各样的反党分子，为他们树碑立传”；“匡正时弊”是“矛头指向党中央”，是“向党进攻”，要“匡正毛主席革命路线”；“活跃思想”是“矛头针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要“传播反动的封建主义思想，资本主义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增加知识”更是“散布形形色色的反动腐朽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知识，毒害人民群众和青年”。报纸副刊请几位固定作者共同负责一个专栏被指斥为“报社内外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相结合”，正常的编辑工作是“内外勾结，为反党分子大开绿灯的阴谋活动”。看到此处，我不免心惊肉跳，这两句话已经将《长短录》五位作者和支持它的报社领导以及我们文艺部具体负责的编辑人员，统统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大帽子了。不过不知为什么，这篇杀气腾腾的妙文一直没有见报，我后来一直懊悔当时不曾在乱中留下一张清样。
5月底，陈伯达带领一批人来夺了人民日报社的权，原报社的各级领导人统统靠边站。陈伯达将总编辑吴冷西、副总编辑胡绩伟和另一位副总编辑以及党委书记定为报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四大家族”，对他们的批斗随即开始。有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将《长短录》作为“炮弹”，进行轰击。吴、胡二人站在台边，面向会场。主持大会的人声色俱厉地要他们交代炮制《长短录》进行反党活动的阴谋。
吴冷西不紧不慢地回答：“那个时期副刊杂文比较少，文艺部同志有个打算，请几位老作家共同写一个杂文专栏，可以保证数量和质量，编委会同意他们的想法……”
这算什么交代？“造反派”立即打断，不许他说下去。于是转而质问胡绩伟，要他老实交代如何利用《长短录》恶毒攻击江青的。
胡绩伟抬起头眨眨眼睛：“哪有这样的事哟！”
台上台下一时沉默，不知下面怎么进行，只见会场上有一位突然腾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以高八度的音调大声说：
“同志们，他们攻击江青同志是皇帝的宠妃！真是恶毒之至！”
会场仍然沉默，大多数人都不明白“皇帝的宠妃”的由来，在那样紧张的场合，站在台上的吴、胡二位是不是立即会想起是怎么回事，恐怕也难说。经手《长短录》具体编辑工作的姜德明和我，倒是听明白了这五个字的出处就是《从点戏谈起》那篇文章，但是突如其来的一炮，我们一时思想也跟不上：批斗者何以认定写贾元春就是“攻击江青”？怎么能将江青比作“皇帝的宠妃”？这么说，将伟大领袖置于何地？实在岂有此理。再说，文章中写贾元春虽是皇妃，却尊重小女伶，不摆皇妃架子，明明是赞扬她，把她当作正面形象，怎么反成了“恶毒攻击”？可见这些枪手们连文章都没有读懂，只看到“皇帝的宠妃”五个字，浮想联翩，如获至宝，拿来就放，以为具有巨大威力，足以将对手置于死地，不料竟成了哑炮。
这一炮没有打响，会场上另一位又站起来放了一炮：
“他们胆敢诬蔑我们党中央是扁地球协会！”
这颗炮弹具有学术性，却毫无杀伤力，会场上大约全都不知道所谓“扁地球协会”是个什么玩意。我旁边就有两位女同志低声嘀咕：“什么扁地球协会？没听说过。”原来这是《长短录》中廖沫沙的一篇《从“扁地球协会”想起》。说的是英国伦敦有一个叫“扁地球协会”的团体，只有二十四名会员，这个小团体坚信人类栖息的地球是“又扁又平的”，他们并不是迷信的巫师或执著的宗教徒，而是自以为是科学家的一群人，不过他们生在现代，却坚信两千多年以前的“天圆地方”学说。作者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批评了资产阶级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不仅在自然科学上居然还有“扁地球之类”完全违反科学的东西，而且在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中也仍有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奴隶买卖等等数不尽的“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因而希望我们今天不应该在社会生活中对抗一切新的事物。这么一篇既有思想也生动有趣的文章，怎么变成“诬蔑党中央”，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这个“扁地球协会”自然同“皇帝的宠妃”一样成了哑炮。
这场原来指望能够很精彩的戏，竟演成观众没有反应、更不用说喝彩的闹剧，只好在一阵“谁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之类的口号中落幕。夏衍同志在对他的批斗会中不免也遭遇到类似的斥责，结果当然也都是不了了之，所以他后来在文章中说到此事时，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这是很滑稽的事”。
但是，事情远没有到此结束。七八年后，江青一伙打着“批林批孔批周公”旗号又一次掀起迫害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恶潮时，他们在人民日报社的爪牙们，对住在煤渣胡同宿舍常在一起读书、喝酒、听京戏唱片，也议论些时事的老干部又一次施行打击，给他们头上加了一顶别出心裁的帽子，叫做“长短录俱乐部”，“长短录”竟成了邪恶的代名词，真是“文革”中又一项奇闻。一切玩弄阴谋诡计与人民为敌的人，都害怕杂文这个犀利的文学武器，如鲁迅所说：“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实在足以使这帮丑类胆寒的。林彪、江青一伙把持《人民日报》时期，姚文元便明令禁止发表杂文，只许登那种“最最最”的颂诗和吹捧八个样板戏的文章。“四人帮”覆灭后，我们还常常收到不相识的作者和读者寄来的申诉信，诉说当年由于写一篇杂文，甚至赞赏一篇杂文就遭到打击迫害的经历，可见十年的极“左”路线危害之深！
十八年后的感言
1980年2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将《长短录》结集出版，也算是为这个曾经横遭诬陷的专栏恢复名誉吧。出书之前，我们请劫后余生的作者写点“感言”、“札记”之类，夏衍同志因工作忙无暇执笔，廖沫沙、唐两位都写了感言。
廖沫沙同志仍然是一贯严谨的思辨文风，他回顾了当年写《“长短相较”说》时候的心境和思想线索，讲了他这些年用辩证法观察世界的心得之后，写了这么几段话：
现在我对辩证法的理解，总算比十七年前又前进了一步，特别是对于事物的对立着的双方，依一定的条件必然要互相转化，我都亲眼看到、亲身尝试了。对于这一点，现在有了更深切的实际的感受，因此也认识得更深刻。
说长道短是舆论的天职——《长短录》纪事污蔑演成闹剧（2）
我忽然想到，近年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主要规律并不全部了然，或者只有片面的理解，即使口头上也挂着辩证法词句，却往往理论不能见之于实践，甚至言与行相违反。林彪、“四人帮”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可以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猖獗起来的。所以我觉得，把恩格斯讲辩证法的主要规律的一段话，抄在这里是很有必要的。
“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主要规律：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总计划草案》）
……我是在要求读者（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我现在也是这本书的读者之一），无论是对《长短录》本身的文字、内容和它所遭逢的命运，无论是对它今天的出版成书或十七年来客观世界的风云变化，只有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亦即辩证法，才能够得到较为正确的认识、较为正确的解释和说明。至于对我自己十七年来的遭逢、际遇、耳闻、目睹、身受的一切，我不过是把它看作我学习辩证法的又一进程而已。因此我把这篇“感言”，题名为：《我又学到一点辩证法》。
唐同志的《实事求是——我们的为人道德》一文的开始，说了这么一件事：
大概是一九七五年吧，有人告诉我，夏衍同志已经回到自己的家里。我想约个时间去看他。过了几天，他的女儿沈宁来访，说是夏衍同志的意思，我的身体不好，暂时可以不必去。沈宁同志劈头第一句话，就是：
“爸爸说，关于《长短录》的事，对你很抱歉！”
十年以来，我第一次听人说表示抱歉的话。出于意料的是，偏偏说这话的是夏衍同志——他不需要向我抱歉什么，又偏偏是为《长短录》而发——说起《长短录》，惭愧得很，虽承夏衍同志指名要我参加，而且除他本人之外，其余吴晗、廖沫沙、孟超三位，又都是我素所钦佩的在杂文写作上各具风格的作家；可惜我那时住在西郊，忙于编写教材，只用“万一羽”笔名，发表了两篇文章，是五人中写得最少和最不称职的一个。因此，如果真要抱歉的话，就应当由我先向夏衍同志、先向《长短录》表示抱歉了。
《长短录》三十六篇文章，后人自可作各种评价，无论怎么说，林彪、江青的御用打手们加在文章上的一大堆帽子是一顶也戴不上的。人们倒是能够感受到作者们对国家民族的忧患，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对人民喜怒哀乐的关怀。至于对亲眼看到、亲身体会到的时弊，作者们虽然作了嘲讽和解剖，但又都是与人为善和实事求是的。今天读来，仍能深切地感到作者们期望切实改正我们思想、工作、作风中的缺点错误的拳拳心意。说长道短，本来就应该是舆论的天职，是舆论为社会、为国家、为广大读者应尽的责任。即便是议论了、介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只要是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有用的，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参考和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中得到启发、得到教益，为什么不可以呢？同样，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时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即所谓的“社会主义之短”，指出来“道”一“道”，针砭一下，引起重视和警惕，从而积极采取措施，切实加以改正，不是更加应该吗？如果从上到下，大家沉醉于虚假夸大的成就，闭眼不看民生疾苦，闭口不谈国家艰难，养成一片颂扬捧场之声，满足于莺歌燕舞的升平气氛，那才真是危险不过的事。杂文写成那样，就是说假话，不负责任；报纸办成那样，作为党的耳目、人民的喉舌，那不就是严重的失职吗？
又是二十五年过去，今天再回首四十年前，如梦如烟，却又历历在目。五位作者，吴晗和孟超两位在十年动乱中惨遭迫害致死，吴晗同志更是被整得家破人亡。另三位，也是历经劫难之后，近十年中先后远去。他们都曾为我国现代文化事业呕心沥血，作出杰出的贡献，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也为后人树立文化战士的楷模，《长短录》只是他们丰功伟绩中极小的一部分。作为幸存者，我怀着对五位逝去前辈缅怀之忱，尽力向今天的读者还《长短录》的本来面目。
胡乔木和《人民日报》副刊胡乔木和《人民日报》副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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