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动的。当时的我万万没有想到，8个月后，餐厅生意红火，这装载着500美金的鞋子，被扔在角落遗忘，差点给打杂的当垃圾扔掉。
2003年12月4日夜，我们把安德鲁斯公寓的“中国龙”招牌取来，原样挂在了我们在绿区的餐厅。在安德鲁斯公寓的时候，它始终笼罩在“安德鲁斯公寓”的牌子之下，人们说起，都是“安德鲁斯公寓”中餐厅，很少有人知道“中国龙”，现在我们在绿区的“中国龙”虽然简陋，但毕竟是在我们的努力下开张了。作为战后第一家中餐厅，“中国龙”的名字，是我们初到巴格达时，由新华社记者王波取的。孙必干大使亲笔题写，为了它，大使写了十几份草稿，十分认真。
创业篇（下）“绿区”艳阳 5。卫生检查门刚开就关了
我们在绿区的“中国龙”餐厅开办之初，条件十分简陋，一个厨房，居然连自来水管都没有。当时我们是从邻居家借的塑料管，从隔壁引水到厨房的。
至于洗碗和洗菜，根本就没有专门的设备——临时从市场上买回两个made in china的大塑料盆，洗菜和洗碗就可以有个交代了。
锅灶没有完工，为了赶着开业，我们是用几根钢筋匆匆焊了个铁架子凑合的。整个餐厅的条件，我们自己看了都惭愧。开业前一天晚上，厨师问我，备料多少？我根据在安德鲁斯公寓的经验，一天大概能卖10份，估计这边生意会好些，便说：“按照三倍的料准备吧，我们看看第一天能否卖出30份。”
开张了！我们把之前准备好的横幅Chinese Dragon Restaurant（中国龙餐厅）挂在大路边，然后到邻居家召集小孩每人发一罐汽水的酬劳，让他们到街上发传单拉客。没多久，激动人心的场面出现了，头一天备下30份的料，不到一个小时就全部卖完了。我激动地看着厨师，热烈地拥抱，然后，兴冲冲地挂出了暂停营业的牌子——厨房里，一个菜叶皮都没剩下，再营业，我们只能请美国大兵喝底格里斯河里的自来水。
下午，我一狠心，把当天的200美金营业额全部买了菜。厨师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工作着。第二天，我们顺利完成了800美金的销售。
就在我们以为幸运的女神终于开始眷顾我们这群奋斗不息的中国人时，第三天中午，我们遇到了大麻烦。那天，我正在前面跑堂，突然冲进来了一个穿着迷彩服的少校，他拿着摄像机开始检查卫生——看见哪里脏就凑上去拍一通。他每拍一个特写，我的心脏就狠狠地收缩一次。
当他来到厨房的时候，两个厨师还在得意地备料做菜，一个还在哼着愉快的小曲，根本就没发现进来一个眉头紧蹙的美国兵。我跟在后面，紧张得脸色发白。
厨房里的冻鸡，一般是晚上化冻，早上切块、上浆，用油炸到7成熟，作为半成品先摆在一边，然后按照客人的需要，再进一步加热，做成酸甜鸡、菠萝鸡等等。检查卫生的少校看见我们把炸好的鸡块和生蔬菜放在一起，眉毛当时就皱起来了，指着炸鸡块告诉我们说：“生菜熟菜放在一起，这是不卫生的。”
但是这个少校很快就看到了更不卫生的东西：蔬菜放在地上（我们没钱买货架），剩饭菜就扔在塑料袋里（没钱买垃圾桶），洗碗盆上漂着厚厚一层油——这对于老外比较少见。
少校看到这些无语了，他又拍了几张照片，然后一句话没说，扔下我们愣在厨房，自顾自走了。
好不容易缓过劲来，我才发现自己腿软了。看这架势，估计是明天就要贴封条了。再看厨师，刚才还在哼小曲，一下变得有气无力。卡森是半路跑过来的，情景不用我们说，也看明白了一半，检查卫生的少校一走，他就瘫在米袋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检查卫生的第二天，我们战战兢兢地继续开业，一边卖一边等着贴封条，结果居然一天下来没动静，我们又做了700美金。当天收工盘点发现菜用完了，厨师忐忑不安地问我，还要不要再买一些菜？我说买，能做一天是一天。
卡森又去买菜了，这次不敢买太多，只进了100多美金，正好是一天的量——万一被封门，损失会小些。
就这样过了一周，我们一直在战战兢兢地营业，从最初的如履薄冰，到了后来发现几天没人管，胆子又开始大起来——可没等我们猖狂两天，检查卫生的少校又来了——这次他带了两个人，转了一圈，发现我们没有任何改变，脸色一下就沉了下来。根据一段时间以来和美国人的接触，我渐渐摸清了他们的性格，如果第一次卫生检查不合格，还可以原谅的话，时隔一周仍没有任何整改，那就是存心忽视卫生，在美国人看来，就是存心和他过不去。
我极力解释。少校非常严厉地告诉我，小心点，再这样，一定会封门。
这次，少校一走，我就把生意歇了，把厨师和卡森召集起来开了个会。这时，我们开业已有10多天，手头上有将近8000美金的现金，完全可以用于餐厅的装修。于是决定，与其让你来封我的门，不如我自己封。于是，大家集体通过：停业整顿，关门装修，把厨房和卫生间搞好后再复业，大厅可以慢慢来，预计顶多一个星期就可以了。
创业篇（下）“绿区”艳阳 6。他乡遇 亲人
一个人最怕的是精神孤独，在国内从来就没有体会到这种强压式的孤独。自从与小何分道扬镳成为竞争对手之后，这种孤独与自闭与日俱增，加之残酷的生存环境，使人窒息。
而最难让人忍受的是：遇到问题没人商量，遇到困难没人分忧，遇到痛苦没人倾诉，一切的一切只能自己默默地承受。我只能报喜不报忧，我不能让家人因为我的痛苦而痛苦；也不能让厨师知道我的困难而动摇军心。尤其在那一段黑暗的日子里根本无喜可报，自己还要违心地编造一些美丽的谎言，然后忐忑不安地看着厨师，生怕被他们识穿。甚至有时我妒忌那6个福建人，至少他们之间还能有说有笑、互相扶持。
这时多么希望身边能有一个共进退的搭档。我弟弟一直很想来伊拉克和我一起闯荡，多次在电子邮件中提起。我父母也希望我能有个好帮手，因为他的英语要比我好许多。我内心里是多么希望他来帮我，但最后还是悲壮地回邮件说：如果由于意外一下失去两个儿子，父母将没有子女送终。
在我去伊拉克之前，曾经把我淘金计划详细地告诉了连襟梁毅斌。不过我这位连襟兄弟根本不相信我真有去的那一天，我这个兄弟在武汉安安稳稳工作了19年，连跳槽的经验都没有，接到他要来伊拉克帮我的电话时，颇感意外。
他告诉我，他在单位改制小组，负责企业人事改革，不知革掉多少人的饭碗，狡兔死走狗烹，飞鸟绝良弓藏。看到了太多的人生悲喜剧，多少人，就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几十年赖以谋生的工作，手里仅仅剩下一把计算到毛票的工龄买断钱。工作多年，老老实实做着领导分配给自己的任务，从没有想过自己的事业，现在人事改革已经到尾声了，改革再深入下去就是针对他们那一群正科级干部了。对于一个35岁的男人，再没有多少时间可折腾了，国企的惰性和复杂的人际关系耗尽了他所有的热情。他现在已经辞职了，单位补偿了3万元人民币，这是19年工龄的全部折抵。他已经把这些钱兑换成了美金作为来伊拉克的资本。
见他来意已决，我也再没说什么，只是详细告诉他一些出国注意事项和需要从国内带的调味品清单。由于我现在是孤军奋战，不能去约旦首都安曼接机，他语言不通加上安曼到巴格达死亡公路的危险，一直非常让我担忧。他似乎察觉到我的担心，安慰我说：我也是经历过风雨的人，不怕！好在当时绑架中国人的人质事件没有发生，也许即使发生我这位连襟兄弟也会义无反顾地过来。
由于我已经多次往返于约伊死亡公路了，对这条道路上的交通状况比较了解，我反复叮嘱他坐最便宜而又最安全的大巴（10美金），不是省钱，因为所有绑架或抢劫都是针对GMC下手的（GMC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一款越野车，非常适合沙漠环境，当地几乎所有豪华包车都是这个品牌，也被当地人泛指豪华包车），因为能坐得起GMC的人不是外国人就是有钱人，太招摇了。
2003年12月8日，早上8点半，我们准时出门准备到绿区的餐厅上班，这时我总有一种预感，不自觉地双眼在大街上扫荡，我知道老梁兄弟12月5日已经从香港机场登机前来，由于巴格达连普通电话都还没通，更别说手机了。自从他上了飞机之后，我们的联系也就中断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到巴格达，也不知道他现在是否安全，天天去网吧上网希望他能在约旦给我发一封邮件。大约走了5分钟，突然发现前面50米处一栋大楼的墙角下隐约站着两个东方人，身旁大包小包的。“一定是他们”。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一边喊他的名字一边跑了过去。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当我看清他的面孔，激动得半天无语。
从激动中缓过劲后，问他们这一路的行程，也是坎坎坷坷。早上6点他们就到了长途车站，下车后立即叫了一辆破旧的奔驰车，直奔海法，没想到司机往前开了500米后就说已经到了海法。由于语言不通，没法交流，只能下车，付了1美金的车费（妈的，又给宰了，在巴格达外国人坐车的起步价是500第纳尔，合不到半美金，本地人250第纳尔）。没想到海法挺大，有几十栋大楼，大楼的门牌有的有，有的没有，加上那么多行李，他们只能傻乎乎地站在这里守株待兔。
6点多钟空荡荡的海法大街，偶尔有稀稀落落的行人路过，每个来往的伊拉克人都会好奇地盯着他们看一会儿，然后说上几句听不懂的话。每次有人从他们面前走过都会引起他们的不安。在这个陌生的国家里，不知道战火下的人民是否友善？
站在这里仅等不是办法，容易成为绑架目标，老梁计划开始在一栋栋大楼前叫我的名字。当刚叫没几声，便引来了更多的人围观，也许这些伊拉克人从来没有见过有老外在大清早，在空荡荡的大街上叫人。看来这个办法也行不通。好在上天保佑，在等了两小时之后终于见到我了，否则后果真难以想象。
我打发厨师先去餐厅工作，然后带着老梁和小彭（与老梁同来的厨师）到住所落脚。我想安排他们先休息一下，不知是兴奋过度还是刚才惊吓过度，他们没有一点倦意，洗漱完毕就匆匆随我赶去了绿区餐厅。
从此我再也不那么孤独了。老梁的到来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精神上的支持。
创业篇（下）“绿区”艳阳 7。装修记
在国内经历过装修的人，大凡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惨痛经历，那么请您把这种痛苦和煎熬放大10倍，那就是我们在伊拉克进行装修所经受的痛苦和煎熬。
为了买装修的材料，我让活见鬼卡森领我去了位于肖甲的建材市场。当着卖瓷砖的伊拉克人的面，卡森指着我说“stupid”——他大概以为我不懂阿拉伯语，却忘了“笨蛋”这个词的英文发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