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没有损失，精神上却遭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吓得我们后来都不敢出门了。回到安德鲁斯公寓，和住在一块的中建公司、港资柴油发电机组企业的同胞一讨论，才知道他们也有相同的经历。
这还得了！出门在外，自己吃点亏不要紧，让人觉得中国人好欺负给祖国抹黑就不好了。我们几个一合计，大老远跑来淘金，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临到头竟然在伊拉克给小孩吓得不敢出门，赚不到钱事小，对不起祖国人民事大。于是到了第二天，大家决定结伙出门，7个中国男人，在7月某个炎热的上午，穿上各自认为最具剽悍派头的服装，袖口高高挽起，有墨镜的把墨镜戴上，背着手捏着半块砖头，以猛龙过江的黑社会扮相，走出了安德鲁斯公寓。
这招果然奏效，当初打劫我们的伊拉克坏小子看见我们，大概是心里犯了嘀咕，不敢再上前挑衅，远远地躲开了。看见他们躲开，我们也赶紧把袖口放下，恢复良民状——黑社会不是那么好装的，万一巴格达当地的地下武装以为我们是来趁乱抢地盘的外国人，偷偷用火箭筒袭击我们就不妙了。
被小孩打劫，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很快就过去了，真正让我们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还是乌代与库赛之死。
在我们来到巴格达的第五天夜里，我和小何正躺在安德鲁斯公寓的床上，享受着空调，一边计算生活费，一边探讨巴格达的淘金之路。就在快要睡着的时候，就听得窗外枪声大作——巴格达白天黑夜听到零星枪声并不奇怪，但是如此密集如此大规模的枪战，还是第一次。我悄悄地拉开窗帘往外看，漆黑的夜空中，漫天飞舞着曳光弹——显然，这是美军的手笔，伊拉克人很少有这个玩意儿的。难道是美军和伊拉克人大规模交火了？难道是战前神秘消失的萨达姆共和国卫队开始反攻了？
想到这点，我和小何都开始感到害怕——万一萨达姆还乡团把美国人打跑了，重新占领巴格达，我们不是白来了吗？鬼知道萨达姆会不会把我们两个抓起来以“通美奸细”论处……真是越想越害怕，这一夜，就在爆豆般的枪声伴奏下，我和小何忐忑不安躲在窗户下的死角（害怕流弹飞进来）无眠而过。
次日上午，我和小何战战兢兢地下楼来到大厅，一看没有伊拉克军人占领，悬着的心稍稍放下，找到全酒店最高大英俊的服务员穆罕默德，问他昨晚发生了什么。穆罕默德的英语还算凑合，加上比画，我们终于明白了，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萨达姆那两个不争气的儿子，乌代和库赛，被美军击毙了。我们听到的枪声，是美国人和伊拉克人同时的庆祝——多年以前，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开枪为他送行》，没想到而今竟然在千里之外伊拉克看到了现实版。
创业篇（上）在路上 6。没有萨达姆的日子
随着和伊拉克人交流的日渐加深，我们才逐渐了解了伊拉克人民对于萨达姆一家复杂的情感。乌代库赛死了，大快人心，开枪庆祝是事实，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初，伊拉克人拥护萨达姆，也是不争的事实。
初到巴格达的时候，我们经常去问人觉得萨达姆怎么样，当然在大街上做这个民意调查比较危险——如果我们在街上遇到一个伊拉克人就乱问，很可能遇到萨达姆政权潜伏下来的特务，听见我们问这种问题，说不定就会从长袍下摸出一支枪给我们回答——一般来说，我们都是和热情的出租车司机和伊拉克朋友一起聊天才这么问，这个时候，10个人中，一般都有9个人说萨达姆好，偶尔会有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而在说好的那9个人中，往往有三四个极端的还会生气地反问：“你竟然怀疑萨达姆不是人吗？”态度十分凶恶，仿佛我在侮辱他们的民族英雄。
但是美军很快就让我们意识到了政治教化的作用，在初到伊拉克的头两个月里，安德鲁斯公寓大厅中的电视机里面清一色是MTV，都是从沙特、阿联酋等发达国家转手过来的，有阿拉伯风情艳舞，还有小甜甜布兰妮之类的欧美风格的节目，总体上看都是穿三点、极具挑逗性的劲歌艳舞。伊拉克“性”息落后，难以买到色情光盘，这些内容基本是压抑的伊拉克人民闻所未闻的，因而十分受欢迎——看来美国人工作到家，希望借此糖衣炮弹使伊拉克人忘记亡国恨。在艳舞、肉体诱惑的同时，还穿插着精神教育片断，萨达姆和其他高官以往的不光彩事迹也在反复播出——要是换在以前萨达姆时期的眼光来看，真是潘金莲遇到了宋江——又色情又反动。
仅仅过了两个月，我们再问“萨达姆是好人还是坏人”时，就有一半人持否定态度，说萨达姆不好。一年后，我离开伊拉克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萨达姆是好人。你说他是好人，他还跟你急。而且到了后来，已经不是我对伊拉克人做调查了，问这个也没意思了，反过来是他们非常热心地问我们这些外国人觉得萨达姆好不好。一般讲我不喜欢得罪人，不给极端答案，说“一般一般”。这个时候有的伊拉克人就十分愤慨于我们的政治糊涂：萨达姆怎么是一般呢？他是魔鬼的化身！记得有一次在巴格达市中心被精致的阿拉伯地毯吸引，想买一幅带回来做纪念，看着地毯上绣着各种说不上名字的阿拉伯世界的知名人物头像，问店家有没有萨达姆头像的地毯，店家一听立马从地毯下摸出一把手枪，对着我说：“滚！”看到这阵势，我悻悻地走开，从此再也不敢犯这种低级错误。
除了在精神上蚕食伊拉克人民的抵抗意志外，美国人同时挥舞着美元大棒。在巴格达街上有很多车，经常一堵一两个小时动不了，由于战争原因，交通灯都成了聋子的耳朵。美军很快就雇佣了大量临时人员，负责交通指挥，这些人往往穿着便服指挥交通，类似国内违章的司机被罚站岗，显得非常不正式。我估计，这不是美军不发给他们制服——穿着警察制服的“伊拉克狗腿子”常常遭到袭击，伊拉克临时交警也许是担心警服太扎眼，自愿放弃公务员编制。
在战争结束之初，伊拉克失业现象很严重，美军为此做了很多工作。大街上垃圾堆积如山，因为扫垃圾没人付工资。但突然一夜之间出现很多扫大街的人。上前一问，才知道是美国人雇的，而且雇佣方式奇特——很多地区，美军发钱是计时而不是计量，换言之，只要你伊拉克人老老实实拿个扫帚在街上晃一天，哪怕你什么都不做，都能拿到工资——惟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伊拉克人的就业率，减少社会犯罪。
这都是街上的景象，工厂也是一样的情况，美国人自己掏腰包，雇用伊拉克人做工，其实赚不到什么钱，主要是图个稳定。除此之外，美军还给伊拉克人发放最低生活费用，一个没工作的家庭每月有50美元的收入。通过这样实质性的救济和宣传，伊拉克人确实得到了好处，也渐渐淡漠了对于萨达姆的感情，看着美元也渐渐顺眼了——不过有一点，在伊拉克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不管任何时间，任何场合，我去询问任何一个伊拉克人：“你喜欢驻伊美军吗？”没有一个人会说喜欢的。
创业篇（上）黎明前的黑暗 1。战地第一家中餐厅
《寻找他乡的日子》一出里，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只要有一个铁锅和铲子，中国人就能创业”。最初看到这句话，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有些刻薄。出国前也曾经豪情万丈地想做大生意，但是到了巴格达，才发现人生地不熟，除了经营餐厅，我们似乎别无选择。
我们的第一家餐厅选址在安德鲁斯公寓。那时候，安德鲁斯公寓只有阿拉伯餐，我和小何抓住这一点，尝试去说服酒店老板伊斯麦伊。
伊斯麦伊是个在英国出生的伊拉克人，出身名门，家大业大，受过良好的教育，不论是外表还是性格，都具有鲜明的犹太人特色——我们怀疑他有犹太血统，但是没敢问，谁知道他是不是潜藏的以色列间谍呢？我们向他提起中餐，他很感兴趣的样子，找我们要方案。我们写了一份又一份，中心议题就是，阿拉伯餐厅是以羊肉为主的单一特色，并不适合欧美人士的饮食习惯，如果改做中餐，档次可以提高，竞争力得以加强，钱可以赚得更多。
当时，我和小何盯准的是安德鲁斯公寓旁巴勒斯坦和喜来登两座5星级酒店的外国记者，准备赚他们的钱。我们得意地计算了记者的流量：两座5星级酒店1000多人的总数，按照10天来一次的频率，一天来100人吃饭，1人消费5美元，日营业额可以达到500美元。按照饮食行业利润对半的规律，我们每天可以赚250美金！这个诱人的前景也成功地煽动了老板伊斯麦伊的热情——不过虽有热情，他也充分地让我们领教了阿拉伯人的稳健风格——区区一个餐馆的合作，我们天天跑，居然用了一个月才谈下来，经常头天说的内容到第二天又重复说，像得了健忘症。好不容易签下合同，我和小何已经对和阿拉伯人谈判产生了深深的恐惧——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老外对“欧佩克”如此头疼了——那可是一群阿拉伯的谈判专家啊！
当时，按照我们和伊斯麦伊的合作协议，他提供经营场地、水电、服务员、杂工，我们提供管理、厨师，利润六四分成；合作期限为1年，但设定了3个月的试验期，在3个月结束后如果生意不好或合作不愉快，任何一方都可以终止合同。当时订立这项条款的目的就是以安德鲁斯公寓为跳板，不想另有高就之后就玩人口失踪的游戏，给中国人背上没有信义的恶名。
我们在出国之前，就已经和厨师商量好了，底薪是人民币3000元，另有提成。在战争地区来看，这个工资不算高。当初在国内招聘的时候，根本谈不上什么吸引力，报名的人寥寥无几，而且一听我们没有任何基础就直奔巴格达，几个厨师都吓得落荒而逃。
后来多亏了我的连襟老梁，他在武汉一冶上班。我在不抱希望的情况下找他帮忙留意，谁能想到，不到一周他就替我找好了人——原来他所在的一冶曾经在伊拉克有建设项目，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两个厨师就在伊拉克干过，算是熟门熟路的老伊拉克了，所以立马答应下来了。
惟一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在约旦。8月下旬，餐厅进入前期筹备阶段，我和小何赶赴约旦接厨师。在安曼遇到了一个中国人，她有几家餐厅，准备结业。对我们来说，这真是个好机会——大量调味品，炒菜锅（我们用了1个月时间找遍伊拉克，除了平底锅，找不到一个中式铁锅），还有轧面机，我们可以用比较好的价钱拿下。同是炎黄子孙，异乡相逢，聊天聊得也很愉快，谁也没有想到，她来自台湾，和我们交谈之下，得知我们来自大陆（开始她大概以为我们是香港的），居然犯了脾气，宁愿把东西卖废品也死活不愿卖给我们。气得我大骂：我是抱你们家孩子跳井了啊！
后来在国外呆的时间长了，我们渐渐了解到，在海外很多地区，大陆和台湾人的交流都面临着很多障碍——多数时候，是互不搭理的。
创业篇（上）黎明前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