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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西隆的警察总局位于城中心特蒙街一栋现代建筑物中。我把车停街上一处停车场，走进警局请前台值班警员帮我找一位哈夫利切克警官。哈夫利切克身材壮硕，浅棕色平头，腹部和下巴显示出他的体重超标。他穿了一套棕色西装，领带则是棕色与金色条纹，手指上戴了一只婚戒，另一只手上带了一只共济会会员戒指。
他自己有一间办公室，桌上放着妻子和子女的照片，墙上悬挂公民团体的镶框奖状。他问我咖啡里加什么，然后端来给我。
“早上你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手边正有三件事混在一起，让我想一下，你是纽约市警局的人？”
“以前是。”
“现在是私人侦探？”
“在可靠侦探社工作。”我把名片拿给他，“但这次的事情和侦探社无关，也没有客户。我之所以来这儿，是因为我认为斯特迪文特家的凶杀案，可能和我以前办过的一件案子有关。”
“多久以前？”
“十二年前。”
“你还在警局时？”
“没错。当时我逮捕过一个家伙，他有暴力胁迫女性的前科。他用点二五手枪对我开了几枪，被控重大罪名，最后他认罪减刑变成蓄意攻击警员未遂，法官判的刑期比我认为他应得的短。不过他在牢里惹了一些麻烦，所以直到四个月前才出来。”
“你一定觉得把他放出来很可惜。”
“丹尼莫拉监狱的典狱长说他杀了两个同牢室友，而且还可能是其他两件谋杀室友案件的嫌犯。”
“那他为什么还有自由在街上混呢？”他自问自答，“知道某人做过某件事，和是否能够证明他确实做过这件事，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距。这种矛盾的情况在州立监狱可能只会更无法抉择吧。”他摇摇头，喝了一口咖啡。“不过他究竟是怎么跟菲利普·斯特迪文特和他老婆扯上关系的？他们俩的世界和那家伙似乎八竿子打不着。”
“斯特迪文特太太在结婚之前曾经住在纽约，她曾是莫特利暴力胁迫的受害者。”
“那是他的名字？莫特利？”
“詹姆斯·利奥·莫特利。斯特迪文特太太，那时是库珀曼小姐，曾提出一份控告莫特利攻击勒索的证词，他在判刑之后发誓说他会跟她扯平。”
“相当薄弱的证据。仅仅如此吗？十二年前。”
“差不多就是这样。”
“她只是提供证词给警方？”
“还有另一位女士也这么做了，他也同样威胁她。昨天她在邮件中收到这个东西。”我把剪报拿给他，其实那是我自己收到的那一份，不过我认为这应该不会有任何差别。
“噢，没错。”他说，“这是在《纪事晚报》上刊登的。”
“剪报直接放在信封里寄来，信上没回函地址，邮戳却是纽约的。”
“邮戳是纽约，不一定表示在纽约寄出，而是表示信寄到纽约。”
“没错。”
他仔细思考了一下。“好吧，现在我明白为什么你觉得这件事值得你坐一趟飞机，”他说，“不过我还是不懂，为什么你的这位莫特利先生要对前几天胡桃坡事件负责。除非他能通过收音机广播催眠，而斯特迪文特竟然能用牙齿接收这讯息。”
“现场状况很明显吗？”
“看起来确实很明显。你想看看命案现场？”
“可以吗？”
“有何不可。那房子钥匙不知被我们放在哪儿了，我找找看，再带你过去瞧瞧。”
斯特迪文特家位于一条死巷尽头，沿着整条巷子都是占地半亩以上的豪华宅邸，他家是一层楼建筑，倾斜的屋顶，原石和杉树的外观，房屋四周种满常绿树木，产业边界则是一排桦树。
哈夫利切克把车停在车道上，用钥匙打开前门。我们穿过门廊进入宽敞的客厅，顶上是有梁的教堂式天花板，长型的火炉延伸到墙壁那头，看来是与房屋外观相同的石材建造而成的。
客厅整个铺满素色宽幅地毯，还有一些东方风味的毛毡散置在地毯上，其中一块长毡子放置在火炉前方，毡上有粉笔画出的人形图样，其腿部伸展到素色地毯上。
“他就躺在那儿。”哈夫利切克说，“我们推测，他挂断电话后走到火炉前，你可以看到那里有个枪架，他收藏一支猎鹿用的点二二口径来福枪，还有一支他自杀时用的十二口径散弹枪。当然，除了那支散弹枪之外，出于安全考虑，我们也把另外那两支来福枪一起带走。他当时应该是站那儿，把散弹枪管放进嘴里然后扣下扳机。你还看得到这一枪造成的残局，鲜血、骨头碎片和其他东西。由于卫生方面的原因，现在已经处理掉一些了，不过如果你要看的话，我们有档案照片。”
《到坟场的车票》 第二部分各自有各人的房间
“那是他摔下去的地方。他倒地时脸朝上吗？”
“对。枪就掉在他身边，差不多就在你所想像的位置上。你不觉得这地方有太平间的怪味吗？走，我带你去看看其他人的陈尸处。”
小孩子在床上被杀害。他们各自有各人的房间，我在每个房间都得看一次鲜血浸润的床褥和一个粉笔描绘的人形，而这些身型一个比一个小。主卧室的浴室内找到一把菜刀。三个小孩子和他们母亲都是被同一把刀杀害的，康妮·斯特迪文特便陈尸在这主卧室内。床褥上的血迹显示她在床上遇害，但是粉笔描画的人形却在床尾地上。
“我们推测他在床上刺死她，”哈夫利切克说，“然后把她扔到地上。她身上穿着睡衣，所以显然她已经睡着，或者已经上床准备入睡。”
“斯特迪文特身上穿什么？”
“睡袍。”
“脚上穿拖鞋？”
“赤脚，我猜，我们可以去看照片。为什么问这个？”
“只是想了解状况。他用哪个电话打给你们？”
“不知道。这房子里到处都有分机，不管他当时用哪个电话，讲完话后都挂好了话筒。”
“你们在哪个电话上找到血手印了吗？”
“没有。”
“他手上沾着血迹吗？”
“斯特迪文特？老天爷，他全身都是血啊。他在客厅把自己最重要的器官轰个稀烂，这样是会流出大量鲜血的。”
“我知道，全都是他自己的血吗？”
“你想说什么？噢，等等，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了。你是说他身上应该会有他们的血。”
“他们看来确实流了很多血，不难想像他身上一定也会喷溅上他们的血。”
“浴室的浴缸内有血迹，他一定在那里洗过手。至于他身上洗不掉的血迹，譬如说，睡袍上的，呃，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是否能把他们的血液区分出来，据我所知，他们可能都是同一血型。”
“这年头还有别的测试方法。”
他点头同意，“例如比对脱氧核糖核酸（DNA）。这个我当然知道，不过当时并不觉得需要这种全面性的法医分析。我现在知道你的意思，如果他身上只有自己的血迹，那么他怎么能杀了那么多人而不弄脏自己双手？但是他的手的确曾弄脏过，我们发现了他试图清洗的地方。”
“所以他身上一定有外来血迹。”
“所谓外来血迹是指非他本人的血液。为什么？噢，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他身上沾到血液，所以他想清洗，但是再怎么洗也无法完全洗净，所以倘若我们在他手上或衣服上找不到家人的血液，而在浴缸找到他们的血液，这便表示凶手另有其人。”他皱眉沉思，“如果命案现场当时有任何伪造线索，如果当时有任何理由让我们怀疑这桩命案并非表面的模样，哎，我们一定会更仔细研究所有的证据。不过实在不是我要强辩，老兄，他自己给我们打电话，承认自己做了这些事，等我们派车到达他家时，他已经气绝身亡。当你听到凶手的自白，而且发现他自杀后，查的意愿也就不那么高了。”
“我明白。”我说。
“今天我也还没看到任何能改变我想法的证据。你看看前门的挂锁，那是后来我们装上去的，因为当我们抵达现场之时，我们必须破坏它才能进入室内。当时他已经挂上链条，就像一般人晚上就寝前的做法。”
“凶手可能从另一扇门出去。”
“后门也一样，从里头上栓锁起来的。”
“他可以从窗户出去，然后再从外面把窗户关上，这样应该不难吧。凶手打电话给你们时，斯特迪文特可能已经死了。你们总局有没有自动电话录音？”
“没有。我们只作记录没录音，你们纽约都录音吗？”
“拨911的电话会录音。”
“真可惜他不是在纽约犯案，”他说，“不然就留下记录了，就像牙医可以说出每个人早餐吃了什么东西一样。恐怕我们这里比较落伍吧。”
“我可没这么说。”
他稍作沉思。“对，”他说，“我想你是没这么说。”
“纽约的各个辖区分局也没有电话录音，至少我在那儿时是这样的。而且他们也只在接线员应付不过来的时候才录音。警官先生，我并不是来这里比较城乡差距的，你们对这件案子已经尽心尽力。事实上，我认为你们与纽约之间有一项非常大的区别，你们对我非常客气而且尽力协助，如果换成一个来自外地的警察或曾经是警察的人，到纽约去请人帮忙，保证处处吃闭门羹。”
他当时不发一言，回到客厅之后才开口说：“我想，针对打进来的电话进行录音也许是个不错的主意，实行起来也并不会困难。就这个案子来说，这么做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你是指声纹测试？不过要这么做，你先得有斯特迪文特的录音，才能进行比对。”
“他有电话答录机吗？说不定他曾经留下电话录音。”
“可能没有，我们这一带并不流行用这种东西。当然，他很可能曾在某处留下声音记录，比如家庭用的摄像机之类。我不确定那种录音效果能否拿来进行声纹比较，不过可以试试。”
“如果当时把那个电话录音下来，”我说，“至少不难确定一件事，你可以知道那是不是莫特利。”
“嗯，没错。”他说，“我们根本没想到这一点，不过当你心中有可疑嫌犯时，情况就不太一样了。如果当时录下电话，而且发现声纹跟莫特利一样，你大概很想把他送上断头台吧？”
“等我们换一位新州长再说吧。”
“这倒没错，你们州长一向反对死刑是吧？不过换个角度来看，你们能让凶手冷静下来。”他摇头，“说到声纹，你可能认为我们没有寻找指纹吧？”
“为什么要找指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