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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一生所有的不幸
在结束上一章时，我被迫停了一下。从这一章一开始，我那深重苦难的长链露出了端倪。
我在巴黎的最显赫的人家中的两家生活过，我虽不善逢迎，但总还是在那里认识了点人。特别是在迪潘夫人家里，我认识了萨克森…哥特邦年轻的王储及其太傅滕恩男爵。我在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里，认识了塞居伊先生，他是滕恩男爵的朋友，因编辑出版了卢梭系指法国抒情诗人让·巴蒂斯特·卢梭，见第251页注②。的精美文集而享誉文坛。男爵邀请我和塞居伊先生去丰特奈－苏－波瓦住几天。王储在那儿有一幢房子，我们去了。在路过樊尚监狱时，我一见那主塔便心如刀铰，男爵从我脸上看出来了。晚饭时，王储谈起狄德罗被关押的事。男爵为了引我谈出我的看法，故意指责狄德罗太不谨慎。我便慷慨激昂地为他辩护起来。大家知道我是因为朋友的不幸才如此激动的，所以也能谅解，于是就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在座的有两个德国人，是王储的随员。一个叫克鲁普费尔先生，十分聪明，是王储的私人牧师，后来顶替男爵成了太傅。另一个是一位年轻人，名叫格里姆先生，暂时任充王储侍读，等候补缺，而且他服饰很简朴，说明他急需得到一个职位。自当晚起，克鲁普费尔先生和我便熟起来了，很快便情意相投。同格里姆先生的交往发展得不算快。他不太喜欢张扬，与他后来飞黄腾达时的那种盛气凌人的架势真是天壤之别。第二天午饭时，大家谈起了音乐，他谈得很好。当我得知他常弹羽管键琴伴奏时，我非常地开心。饭后，拿来了乐谱。我们便弹奏王储的羽管键琴，玩了一整天音乐。就这样，对我来说先是那么美好、最后又那么凄惨的友情便开始了。这一点，以后我是有许多话要说的。
一回到巴黎，我便听到喜讯，说狄德罗已被放出主塔，并根据他的保证，让他在樊尚监狱的城堡和园子里自由活动，并允许他会见朋友。我真恨不得立刻插上翅膀飞去看他！但因脱不开身，我被迫在迪潘夫人家羁留了几天，真是度日如年。随后，我便飞奔而去，扑到我朋友的怀抱之中。真是一言难尽的时刻啊！他并非独自一人，达朗贝尔和圣堂这里指的并非巴黎的圣堂，而是樊尚的圣堂，当时的司库是阿尔诺司铎。司库同他在一起。我进去的时候，眼里只看见他，一个箭步，大叫一声，便把脸贴在了他的脸上。我泪流满面，抽泣着紧抱住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激动、快乐地喘不过气来。他挣开我的臂膀后的第一个动作便是转向圣堂司库，对他说：“你瞧，先生，我的朋友们多么爱戴我。”我完全沉浸在激动之中，当时并没细想他的这种做法实则是在利用我来炫耀自己。但在这之后，有时回想起来，我始终认为，我要是狄德罗的话，首先想到的绝不是这个。
我发现监狱对他的刺激很大。主塔给他造成了一个可怕的印象。尽管他在城堡里已很舒适，而且还可以在一个没有围墙的园子里自由地散步，但他需要有朋友在身边，否则心情便坏透了。由于我肯定是最同情他的遭遇的人，所以我相信我也是他见了最感欣慰的人，而且，不管有多忙，我顶多隔一天就要跑去同他一起过一下午，或者是我单独去，或者同他妻子一起去。
那是1749年，那年夏天暑热难熬。从巴黎到樊尚有两法里。我手头不宽裕，雇不起车，所以我一个人去的时候，便于下午两点走着去。我走得很快，好早点赶到。路旁的树木按照法国习俗总是修剪得整齐划一的，几乎没一点儿荫凉。我常常又热又累，躺在地上动弹不了。为了走得慢一些，我便想了个主意，边走边看书。有一天，我拿了一本《法兰西信使》杂志，一边走一边看，忽然发现第戎科学院为下一年而出的有奖征文，题目是：《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加速了腐化堕落还是净化了道德习俗》。
一看这个题目，我立刻看到了另一个宇宙空间，仿佛判若两人。虽然我对当时的印象记得真真切切，但是，详细情形在我给马尔泽布尔先生的四封信中的一封里阐述之后，就想不起来了。这是我记忆力的一个奇怪的地方，有必要说一说。当我依赖它的时候，它便为我效劳；而一旦我把记忆中的事情写在纸上，它就不再帮助我了。所以，我只要把一件事写下来，就再也记不住。这一特点甚至也表现在音乐上。在学音乐之前，我熟记很多的歌曲，可当我一学会识谱，就一支歌也记不住了。而且，我怀疑，我曾经最最喜欢的那些歌曲中，我今天是否还能记全一支歌。
在这件事中，我现在还能清楚地记得的是，我到樊尚时，激动得几乎像是发了疯。狄德罗看出来了，我便把个中原委说给他听，还把我在一棵橡树下，用铅笔写的模仿法伯利西乌斯公元前三世纪的罗马执政官。的激烈演说词的一段读给他听。他鼓励我敞开思想，撰文应征。我照他说的做了，而且，自这时起，我便完了。这一时的意乱情迷，铸就了我今后一生所有的不幸。
我的情感如同我的思绪一样，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涌动。我的全部卑弱的激动全都被对真理，对自由，对道德的爱所窒息，而最令人惊讶的是，这种骚动在我的心中持续了好几年，其激烈程度恐怕在任何人的心里都不曾有过。
我写这篇征文，方式很奇特，我在后来的其他作品中，几乎也总是运用这种方式。我把不眠之夜用来写它。我在床上闭上眼睛思考，绞尽脑汁地把一个个段落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加以考虑，然后，等我总算满意的时候，便把它们存在记忆中，直到我可以把它们写在纸上为止。可是，当我起床、穿衣的时候，又全都忘了，当我摊开纸准备写的时候，我所构思的东西几乎全都想不起来了。我打算请勒瓦瑟尔太太来当秘书。我先已让她同她的女儿及丈夫住在我的附近，她为了让我少雇一个仆人，每天早上跑来为我生火和打扫。她来的时候，我便在床上把我夜间构思之所得口授给她。这个办法我沿用了很久，使我避免忘掉很多东西。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一颗天使般的心
我写完这篇稿子后，便拿去给狄德罗看，他很满意，还指出几处应修改的地方。然而，这篇热情洋溢、气势恢宏的作品，却完全缺乏逻辑与层次。在出自我手的所有作品中，这是推理最差、最不均衡、最不和谐的东西。不过，不管你生来有多大才气，写作技巧不是一学就会的。
我把这篇稿子寄出去了，我想，除了格里姆之外，我没跟其他任何人说起过。自格里姆进弗里森伯爵家时起，我便同他十分投缘。他有一架羽管键琴，成了我俩的相聚点，我同他一起在琴旁度过了我所有的余暇，从早到晚或者通宵达旦地，从不间断地唱一些意大利歌曲和威尼斯船歌。一旦在迪潘夫人家找不到我，那么在格里姆先生家就一定能找到我，或者至少我是同他在一起，或散步，或看戏。
我虽然有意大利剧院的长期入场券，但我已不再去了，因为他不喜欢，所以我便同他一起花钱买票，去他所迷恋的法兰西剧院。总之，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把我和这个年轻人拴在一起，连那位可怜的“姨妈”也给冷落了，也就是说，去看她的次数少些罢了，因为我对她的依恋，一生之中，从未有过一时一刻的减弱。
我的空闲时间不多，顾此失彼，这使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感到那种我早已有的欲望，想同泰蕾兹住到一起。因为怕她家人多，特别是我手头不宽裕，买不起家具，所以一直没敢往这方面去想。作点努力的机会一出现，我便抓住了。弗朗格耶先生和迪潘夫人深感八九百法郎一年对我来说太少了点儿，主动把我的年薪加到50个金路易，此外，迪潘夫人得知我要置办家具，又在这方面帮了我一把。我们把现有的和泰蕾兹原有的家具凑到一起，在格勒内尔…圣奥诺雷街的朗格道克旅馆租了一套房间。那家旅馆住的都是些很和善的人。我们尽量地布置了一番，安静舒适地住了七年，直到我搬到退隐庐去。
泰蕾兹的父亲是个好好先生，老实巴交的，特别怕老婆，还给他老婆取了个绰号，叫“刑事犯检察官”，后来，格里姆开玩笑地把这一绰号从母亲移到女儿的身上。勒瓦瑟尔太太并非缺乏才智，也就是说，并不是不机灵，她甚至自鸣得意，认为自己不失上流社会的礼仪风度。但是，她那神秘的肋肩谄笑却是让我忍受不了。她常给她女儿出坏主意，企图让她在我面前虚情假意，而且还分别讨好我的朋友，挑拨他们彼此之间以及同我的关系。不过，她倒是个好母亲，因为她这样做于她自己有利，又为她女儿掩盖了过错，从中得益。这女人，我对她陪着小心，常送她些小礼物，一心一意地想讨她喜欢，可我感到力不从心，无法满足她的欲望，所以她便成了我在小家庭中感到头疼的惟一因素。不过，我可以说是在这几年中，尝到了脆弱的人所能消受得了的最美满的幸福。我的泰蕾兹有着一颗天使般的心。随着感情日深，我俩愈发恩爱，一天比一天觉得是天生地配的一对。如果我俩的乐趣可以描绘出来的话，会因为其普通平凡而令人好笑的。我俩相依相偎着在城外散步，在小咖啡馆里花上几个苏。我俩在窗边吃着简单的晚餐，面对面地坐在放在与窗口同样宽的一只大箱子上的两把小椅子上。这样一来，窗台便成了我们的餐桌，我们呼吸着清凉的空气，观赏着周围的景物和过往行人，尽管住在五楼，却像是一边吃饭一边置身于街中。这一顿顿晚餐，只有一大块粗面包、几粒樱桃、一小块奶酪和夫妻共饮的四品脱葡萄酒，可谁能描绘得出、谁能感受得到它们的情趣呢？情意、信赖、亲密、心灵的温馨啊，你们这些佐料是多么鲜美诱人！有时候，我俩一直在那儿竟不知不觉地呆到半夜，要不是老妈妈提醒，我们还真不知道夜已深了。好了，别谈这些枯燥可笑的细节了。真正的快乐是根本描绘不出来的，我一向就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感觉的。
我几乎在这同一时期，尝过一次更俗不可耐的乐趣，也是我应自责的最后一次的这类快乐。我说过，克鲁普费尔牧师和蔼可亲，我同他的关系，不亚于同格里姆的关系，后来我俩变得十分投机。他俩有时来我家吃饭。饭菜非常地简单，但由于克鲁普费尔的妙语连珠、如癫似狂的玩笑话以及格里姆那带着滑稽可笑的德国腔的不纯正的法语，大家十分开心。我们的小聚餐虽不能大饱口福，但其乐融融。我们觉得在一起相处甚好，以致难以分离。克鲁普费尔在寓所里包了个小姑娘，但她仍可接客，因为他一个人养不起她。一天晚上，我们正要进咖啡馆，便发现他正往外走，要带她去吃晚饭。我们便打趣他，他报复得很有水平，请我们一道吃饭，然后也拿我们寻开心。我觉得那个可怜的小丫头秉性很好，很温暖，不适合干她那一行。有个老媪跟她在一起，千方百计地在调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