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她，自己在沙发上坐了，黎、张二人也说大人没有什么，槿儿见状这才放了心，又让小翠绞了个热毛巾把儿递过来，他呆呆地接了，揩去了额上的冷汗，乃仰靠在沙发上微微喘粗气……
望着一下几乎老去许多的郭嵩焘，黎庶昌不由十分同情，虽然郭嵩焘当初不听劝谏，执意要将那日记寄回去，可此时此刻，黎庶昌却深为不平，心想，日记只是述沿途见闻，并无夸张，更没有生造，以实道实，为什么不能说呢？更不能容忍的是落井下石的刘锡鸿，为区区一官，奔走逢迎，翻云覆雨、忸怩作态，此番得势，他更得理不让人，老夫子今后将有受不完的气。于是他说：
“老师，其实说好说歹，人之常情。王仲任（充）说得好：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增其快；毁人不溢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既然如此，何必过于认真呢？”
郭嵩焘此时只觉怨气难抒，只想找人申诉，却又一时什么都说不出来。听黎庶昌如此一说，像是稍稍好了一些。于是问道：
“纯斋、在初，你们不是要去德国么？”
黎庶昌知此时的郭嵩焘最怕寂寞难耐，再说，他也主张老师此时宜暂避刘锡鸿的锋芒，于是说：“老师，您不如也外出走走，我们来泰西不就是为了参观考察洋人的国政么？这些日子，伦敦的王宫、国会、工厂、报馆都看过了，前些日子利物浦好几家工厂厂主来人来函邀请，何不去外地走走看看呢？”
听了这个建议，郭嵩焘不由怦然心动——原来李鸿章派往德国学炮术的卞长胜等三人在德国武学院被开除，他们写信向驻伦敦的公使申诉，此时的李凤苞已去朴茨茅斯，于是郭嵩焘决定派黎庶昌和张德彝前去柏林查问。眼下他二人一走，面前又少了两个排解的人，日日与刘锡鸿相见，难免无端怄气，于是他接受了这个建议。
第二天，他也不跟刘锡鸿商量，只把馆务稍作安排，便携夫人并带了马格里、姚若望等人出了门……
十多天的多国考察游历后，一行人回到了伦敦。
一进坡兰坊45号的大门，郭嵩焘便发现有些不对头——正使出外十余天才回，僚属们却并不怎么亲热，仅简单地问候了几句便散了，刘锡鸿则不见踪影。回到自己房中略作安排，即传随员张斯栒来问话：国内是否有文报书信寄来？不想一提文报，张斯栒竟吞吞吐吐地说：“谕、谕旨没有，不、不过，两江总督倒是有一份公函，另外几封私信，都是寄与刘大人的。”
私信寄与刘锡鸿，郭嵩焘自不过问，但两江总督沈葆桢是郭嵩焘的同年好友，关系一向亲密，今日来函，不论公私，都该是寄与他的。于是手一伸说：“拿来我看。”
张斯栒低头说：“交、交与刘副使了。”
郭嵩焘眼一瞪，语气十分严厉地说：“既是公函，哪怕上面写了我与他共同开拆也应先交与我，你怎么越来越不懂规矩了？”
张斯栒抬起头，显得有几分委屈地说：“封皮上只写了刘大人的名字。”
郭嵩焘不由疑云顿起——为淞沪铁路事，他曾向沈葆桢写信，述自己海外见闻，赞铁路便民富国，对淞沪路被毁，惋惜中不无诮责，沈葆桢难道生气了？不然，有事为什么不找我而找刘锡鸿？
就在这时，黎庶昌匆匆走进——他刚回到使馆便碰上此事。此时赶来作证说：
“不错，沈幼丹宫保确实是专函刘云生，托他在德国留意购炮事宜。”
郭嵩焘早看出情形有异，乃留黎庶昌坐下说话。黎庶昌闲闲说道：“沈幼丹也在加紧筹办海防，要与北洋遥相呼应。为此，他欲在沿江及各海口增设炮台，此番得知朝廷有任刘云生为驻德公使之意，故先透消息与他，并请他在德国留意购炮事宜。”
“什么，任刘云生为驻德公使？”郭嵩焘大吃一惊，连连冷笑说：“可能吗，要知道他任个副使也不行，能任正使吗？”
黎庶昌却显得冷静得多。他曾劝郭嵩焘推荐刘锡鸿出任驻德公使，算是有言在先，眼下已被印证了。但他此刻只想把此事淡化，于是用极平和的口气说：“官场的事，谁也说不清，你说他不行，他偏行。”
“断无此事！”
郭嵩焘不由拂袖而起，气咻咻地说：“别看他平日也侈谈洋务，其实一点也不懂外交，资历学识都不行，何况一身虚骄之气，洋人断难接受，朝廷若非派一个驻德公使不可，不如从你和李丹崖中任择一人。”
黎庶昌知道郭嵩焘一时难以接受这一事实，他看出老夫子有时难以理喻，这里还有一件事想告诉他，却怕他更接受不了。心想，他不也是宦海沉浮、几起几落的人了吗，曲折与艰难怎么就不能稍稍改变他的个性呢？其实，执拗与狂狷只配诗人有，从政者却不能沾边。他不由记起曾国藩对郭老夫子的评语，所谓“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公使之任，本身便是出任繁剧，除了要面对骄傲自负、盛气凌人的英国人，又要应付国内愚顽不化、一身虚骄之气的老学究，即此一点，郭老夫子也未尝就能胜任呢。
傍晚，使馆之人用过晚餐，各自归房休息，因尚未上灯，空荡荡的走廊里光线很暗，就在这时，刘孚翊像个幽灵似的来到了正使住的院子里，见四周无人，乃一步踅了进来。“郭大人，辛苦了。”
刘孚翊进门先说了一句客套话。其实上午正使回来时，他便说过了。
郭嵩焘正在踱方步消食，自然也在想心事，猛然一见刘孚翊，似乎想到了什么，乃亲切地招呼道：“和伯，坐啊。”
刘孚翊坐下来，略有些局促。他也坐下来，装作不经意地问道：“我走了半个多月，馆里可有什么大事？”
这一问正好打开僵局，刘孚翊先不直接回答，却反问道：“这些日子，大事频仍，黎大人大概都一一禀过了罢。”
郭嵩焘点点头，含糊其词地说：“嗯，你也说说，黎大人出外，只比我早回来三天，哪有你清楚。”
刘孚翊又小心翼翼地问道：“刘大人，不，刘副使即将出任驻德国钦差大臣的事，您可听说了？”
郭嵩焘点点头，用十分不屑的口吻说：“嗯，那只是传闻，未有谕旨，不足为据。”
刘孚翊忙谀笑着说：“大人认为不足为凭，可刘副使却已‘捡起封皮就是信’，且已办了酒、接受了我等同寅的庆贺了呢。”
“哦！”郭嵩焘一惊，这就是黎庶昌略而未说的了。堂堂的钦差大臣、驻扎一国的公使，其身份不但代表国家且代表了国家元首，那是何等郑重其事的大事，未奉谕旨，未有国书，仅凭他人一句话居然当真了，真是笑话。他不由冷笑道：“这就是黎大人不屑讲的了，不是说，债凭文书官凭印吗？他怎么就如此猴急呢？”
刘孚翊连连点头，也用颇为不屑的口吻说：“大人不知，当邮包递到时，刘副使那个欣喜之状，真令人肉麻呢。”
刘锡鸿先是上疏请撤，不想却乞浆得酒，自然欢喜。只是未见谕旨便办升官宴，未免太暴露形迹了。郭嵩焘想，这一场闹剧真不知将如何收场。
刘孚翊见正使不作声，又故作犹豫地说：“还有一件事，不知黎大人告诉了没有？”
郭嵩焘说：“你有什么说什么，各人所见不同，我又怎知他说的就是你想说的呢。”
刘孚翊小心翼翼地从靴统子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这是此番从国内发与刘副使的一份私函，刘副使却让我们传阅，晚生因见事关大人名誉，乃偷偷地抄了一份在此，大人请看吧。”
郭嵩焘满腹狐疑地接过那份抄件，展开来凑到眼前细看。原来这是他那《使西纪程》刊布后，御史何金寿弹劾他的一份奏疏——上回传旨申饬说：“阅者无不以为狂悖”自此找到了注脚。他很想知道别人怎样鸡蛋缝里寻骨头，怎么得出“狂悖”的结论来的，乃捧着文章仔细地读，不想越看越气。何金寿除了说他“造作日记，多悖谬之词”外，又说他“有违圣教，欲用夷变夏”、“有二心于中国”、“大清无此臣子”、“请将其撤回，从严议处。”
郭嵩焘一边看一边冷笑。
内斗
“筠仙老兄，你终于回来了。”
刘锡鸿满面堆笑，意气发舒地走了进来，用十分亲切、随和的口吻称他为“老兄”。
郭嵩焘“哼”了一声，目光炯炯地瞪着他，没有接他的话。
刘锡鸿毫不在意地走拢来，在郭嵩焘的对面坐下来，又从荷包里掏出两支粗大的古巴雪茄，丢了一支与郭嵩焘，管他接也未接，却用打火机点着自己的一支，叨在嘴里，旁若无人地翘起了二郎腿。
郭嵩焘连声冷笑道：“得了，你来此一定有什么事，说吧。”
刘锡鸿不以为忤，宽仁地笑道：“好，此来无它，我被任为驻德钦差事你大概也知道了吧，未雨绸缪，我得筹备在柏林建馆的各项事，特和你商量。”
“哦，”郭嵩焘用极为平淡、漠不关心的口吻说，“你已是正钦差了，比肩人物，你的事何必问我。你就是买下德国的皇宫做官邸也不关我的事。”
刘锡鸿一怔，停了半晌才不在意地笑了笑说：“以后的事，当然不会再来讨你的嫌了，可眼下我要经费，数目且不小。”
原来他是为钱而来。
使馆的经费由上海汇丰银行划拨到伦敦，凭会计开出的支票支领，但兼司财务的凤仪不管关防印鉴，那是由张斯栒管着的，小笔开支由黎庶昌说了算，大笔开支则须报正使。刘锡鸿筹备在柏林建馆及开办费用，预算造出了近一万两白银，国内的谕旨、国书尚未来，又哪能有款子指拨与他呢？眼下他要找郭嵩焘通融，只好装出十二分笑脸。不想郭嵩焘说：“你既然当上了正钦差，自然有经费，专款专用，何必要学响马出身的王三泰，唱一出《指镖借银》呢？”
刘锡鸿见郭嵩焘在挖苦他，骂他是个响马。以他的本性是立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此时却是少见的涵养，仍用商讨的语气说：
“筠公，驻德使馆当然会有专项经费拨来，不过尚须时日，这里我要派翻译柏郎去德国找房子，无钱法不灵，你就通融一下，不都是皇上家的钱吗？”
郭嵩焘却连连冷笑，横竖不松口。
刘锡鸿的语调渐渐高起来。此时灯亮了，黎庶昌和张德彝已闻声赶到这里来了，姚若望和张斯栒等随员也站在走廊上向这边张望。黎庶昌进屋后，发现形势不对，为缓解气氛，乃说：“筠公才回，大概还不清楚云生已移驻德国罢。”
郭嵩焘说：“哼，驻德也罢，驻俄也罢，债凭文书官凭印，敕谕没有，国书没有，不唯我不相信，想必德皇也不会接纳的。”
刘锡鸿此时再也忍不住了，他一拍桌子站起来说：“姓郭的，你太岂有此理了！”
郭嵩焘不意刘锡鸿跑到自己家里来拍桌子，更加火了，也跟着一拍桌子说：“是你岂有此理还是我岂有此理？”
接下来他便大骂刘锡鸿忘恩负义——当年他任粤抚，刘锡鸿不过一低级幕僚，不被人看重，是他将刘锡鸿派往香港采办军米，刘锡鸿才得以出头；年终考绩，又是他数次将刘锡鸿列入保单，刘锡鸿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