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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锦雄要过了对讲机：“李姐……”台湾队友都这样称呼台湾队长李淳容，“你不知道……今天的攀登……有多么难，我，心里难受……”吴锦雄大哭了起来，“所有的藏族队员和王勇峰，都不吸氧，行军时只有我一人吸氧……我感谢他们……我心里难受……他们是背着氧气却不能吸呀！”吴锦雄又哭了起来。
大本营的李淳容也是泪流满面：“知道了，吴锦雄，所以你要记住这一切！记住大陆队员为攀登做出的牺牲。请让我感谢所有的藏族队员和王勇峰！吴锦雄，明天你要坚持，有那么多好山友和你在一起，你是幸福的人……”
这时候，报话机里传出了一个稚嫩的声音，王勇峰一听，愣住了，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那是他女儿的声音。
进山之前，《中国体育报》的记者张健很细心，他去王勇峰家采访的时候，让王勇峰3岁的女儿王颢对着录音机说了一段话，现在，他拿出磁带，交给了老曾。
“爸爸，你好，我想你了，你想我吗？我和妈妈盼你早日回来，妈妈说，祝你登山成功！”
这声音拨动着王勇峰的心弦，他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呜咽起来。
登山人的意志是坚强的，但登山人的心也是最温柔的，他们善感，也多情，在每个人心中，家庭都是第一位的。每个从山里走出来的人都更爱家，更珍惜那份天伦之乐。
突击顶峰的时候到了，刚出发，王勇峰的一只眼睛失明了
5月5日，突击顶峰的时刻到来了。
凌晨4点，大本营开始呼叫突击营地。
“ ＢＣ呼叫，ＢＣ呼叫突击营地！加措、开尊、小齐米、吴锦雄、王勇峰，听见没有，请回答……”
山上的3号营地也开始呼叫突击营地。
突击营地没有一点声响。
5点了，老曾打开手边的录音机，音乐声响了起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1993年最流行的歌儿。
还是没有反应。
6点，老曾的嗓子都快喊哑了：“突击组的队员们，今天天气很好，请准备起来化雪烧水。”
直到7点30分，王勇峰的声音终于出现了：“大本营……听到了，昨天太累了……”
“队员情况怎么样？”老曾问。
“休息不好……放心，不会影响行动。”王勇峰回答。
王勇峰关于出发的那个早晨是这样回忆的。
5月5日凌晨，我们6名突顶队员从睡袋里拔出脚，冲击珠穆朗玛峰顶峰的时刻到了。
这是8680米的7号营地。开尊起来化雪，每人喝了一小杯水，吃了几口糌粑。加措吃了几口就吐了出来。他胃痛难忍，我们都很为他担心，他还能完成登顶任务吗？
用雪化水很慢，直到9点我们才出发。
近十年的登山生涯了，我一直盼望着这个机会。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不信神，但我希望老天爷保佑，给我们一个好天。登顶的任务完成与否，天气太重要了，尤其是在珠峰。天刚一发白，我就扒开帐篷往外看了看，不错。夜里奇冷，至少摄氏零下30度。一冷，天就好。
大本营通过望远镜观察着山上的情况，直到6个人全部出发了，还看见帐篷口蹲着一个人，大家费尽心机的琢磨，明白了，是帐篷门没有系好，风吹得一动一动地，以为是有个人。
这场虚惊很值得，幸亏当时这门没有系紧，否则，王勇峰的一个生还希望就被断送了，他下山的时候，根本没有力气解开帐篷门。
望着6个小黑点靠近第二台阶，大本营的人松了一口气，但他们不知道，王勇峰的心却在那个时候提了起来。他这样回忆那一天：
一出发，开尊和普布走在最前面，然后是小齐米和加措，我跟在台湾队员吴锦雄的后面。
这高度真是地地道道的生命禁区，走出没有20分钟，就感到憋气难受。我把氧气调大一些。看见吴锦雄正坐在那边喘气边吸氧，我向他摇摇手，示意他别着急。这时，“第二台阶”已离我们不远。但是，向上攀了没几步，我突然觉得右眼一片模糊，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我的心不由得一沉，完了，目测不准，怎么向上攀登？一步要是迈错了，就会出事。那么，我的登顶之愿也就无法完成了，生命也受到威胁，怎么办？我一咬牙，马上作出决定：不能告诉任何人，大本营要是知道了，肯定会逼我下撤，就是剩下一只眼睛，我也决不能放弃登顶机会，一个登山队员，一生中这样的机会能有几次？危险，只能靠自己去闯，我相信我能战胜它。横下一条心：死也要死在顶峰上。
攀登速度明显慢了很多，体力消耗太大。
12时40分，四名藏族队员首先登上顶峰。
13时20分，我终于登上了顶峰。激动，使我忘了失明和疲劳。
10分钟后，来自台湾的吴锦雄也成了世界上站得最高的人。我们拥抱在一起。吴锦雄激动地喊了一声就哭起来。我们拍拍他，亮出了海峡两岸联登队的队旗。
这时，藏族队员加措看到我今天的氧气又耗尽了，便把自己没用的氧气瓶解下送给我。他和几个藏族队员没有吸氧，是无氧登上了顶峰！我很感激他，他真是救了我，凭着这瓶氧气，按我们商定好的今天下撤到7790米的5号营地，是不成问题的。但谁又能想到呢？在极度的疲劳和顶峰猛烈高空风的冲击下，氧气瓶还没有放稳，就骨碌骨碌滚落到山下去了。我懊悔极了，但也没有办法。这个高度，意外太多了。
我没有想到，更大的危险还在后面。
13时40分，我们开始下撤了。一没了氧气，再加上右眼失明，我越来越行动艰难。对于我，氧气在这个时候就是生命。由于缺氧体力极度衰竭，下山时远远落在其他人后面。眼见5位战友离我越来越远，我明白，自己顶多能撤到7号突击营地。
终于，来到了“第二台阶”的陡壁，这里陡得足有80度，一只眼睛难以判断方位，我更加小心翼翼。挂上下降器后，我一再提醒自己，慢一些，慢一些，别慌，一定要沉着冷静。但是，下到金属梯一半的时候，右脚突然踩空，一个倒栽葱向山下扎去。这一瞬间，我心里咯噔一下，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完了，这下命肯定是丢在这里了。”
因为人在这种情形下就是在海拔低的地方要翻身也是很难的，更别说是在海拔8700米的高处了。只能是在绝望中“垂死挣扎”了。我用尽全身的力气踢甩，右脚在岩壁上乱踢。幸亏我是挂着下降器下山的，我左手本能地紧紧抓住下降器的绳子，很快阻止了下坠，头朝下挂在陡壁上。
993年·珠峰·28小时的失踪1993年 珠峰·28小时的失踪（5）
第二台阶，是珠峰对人最大的考验，每个在此通过的人都留下人性的光芒
第二台阶，珠穆朗玛峰海拔8680米的北侧攀登路线上，任何一个登顶者也无法忘记的地方。它横亘在珠峰北坡传统路线上8680米至8700米之间的岩石峭壁，其中一段近乎直立的4米左右的峭壁立在通往山顶的惟一通途上，这里是通往顶峰的最后一道门，也是一道鬼门关。
从1921年到1938年，英国人用了17年的时间，七次到北坡侦察、攀登，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到达最高的地方就是第二台阶。
被第二台阶阻退的英国人说：这里没有攀援的支点，横亘着世界上最长的路线，它无尽无边。因此，英国人给北坡攀登路线的定义是：飞鸟也无法逾越。
1960年，人类第一次攀越此地，中国的登山运动员刘连满用自己的身体把队友送上了第二台阶。
1960年5月24日12时，四名中国队员站在了第二台阶下，他们是王富洲、屈银华、贡布和刘连满。
在他们的右侧，立着一块4米多高的岩壁。他们看到：岩壁表面没有支撑点，只有一些很小的棱角，根本无法用于攀登。岩壁上虽然也有几道裂缝，但裂缝之间的距离都在1．5米左右，同样无法用于攀登。
在王富洲的保护下，刘连满在岩壁上打了两个钢锥。但刚一攀登就摔了下来，连续摔了三次，刘连满伏在岩壁上喘不过气来。
贡布和屈银华也分别尝试了两次，也都摔了下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刘连满一咬牙，对王富洲说，你们踩着我的肩膀上吧。
刘连满是从消防队借调到登山队的，在这个最危难的关头，他想起了消防队员常用的技术：搭人梯。
可是，这是在海拔8000米以上的地方，是氧气不足海平面1／3的地方呀。
刘连满伏在岩壁上，等着队友踏上他的肩膀。
屈银华流着泪脱下了高山靴。在那样的海拔高度，脱高山靴就意味着冻伤，但屈银华怕踩伤队友的肩膀，还是义无反顾地脱了下来，可刚放上去一只脚，就滑了下来，鸭绒袜子太滑了。
时间又在无情地滑过，屈银华又脱下了鸭绒袜子。
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冻掉了两只脚。
踩在刘连满的肩膀上，屈银华又打了两个钢锥。
贡布、王富洲、刘连满都站在了第二台阶上。时间却已经是下午5点了。这个4米高的岩壁耗费了他们整整3个小时。
继续向上走，刘连满的体力已经不允许了，走一步摔一跤。连睁眼的力气也没有了。
谁也不知道第二台阶上面还有什么，人类的足迹是在他们脚下延伸的。谁也没有想到，这里离世界最高的地方只有130米了。
王富洲决定，把刘连满安置在避风的大石头下，等他们回来。为防不测，他们给刘连满留下一瓶氧气。还有兜里的几块水果糖。
出发的时候，四个人都以为再也见不到对方了，他们是以诀别的心情告别的。
就是在今天，每每回忆起那个时刻，他们都要泪水奔流。
5月25日北京时间4时20分，人类第一次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顶峰。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8700米的时候，眼前居然站起了一个人。
刘连满看到了他们的身影，一下子站了起来。
在他的身边，氧气瓶下面压着一张红铅笔写的纸条，上面写着：
王富洲同志：我知道我不行了，我看氧气瓶里还有点氧，给你们三个人回来用吧！也许管用。永别了！同志们。你们的同志刘连满。 5．24
刘连满留下的氧气救了三个登顶的队员。
后来，刘连满没有留在登山队，而是回到了家乡，在一个工厂里工作，他的生活一直很拮据，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寡言的老人曾经做过那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直到1999年建国50周年的时候，有媒体挖掘出这位老人，人们开始重新了解1960年中国人攀登珠穆朗玛峰时的那段故事。
在中央电视台建国50年大庆的电视专题片里，年过半百的刘连满流着泪说：没有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