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华人在印尼的地位一直是极低的，华人的护照上有特殊的标记。在海关，华人和毒品是同样的概念，在这里，华人没有自己的学校，只是这两年，因为旅游开发的缘故，才有了华语学习班。在印尼，40岁以下的华人几乎都不能讲华语。印尼政府对待华人的政策一贯是：政治上控制，经济上利用，文化上灭绝。在印尼的华人有700万到800万，占印尼总人口的4％到5％，但他们却控制着国民经济的70％。
1990年8月中国和印尼恢复了邦交，但在1992年的时候，华人还不敢在公开场合聚会或讲华语，那样会遭到印尼人的攻击。
最近几年，华人在印尼的地位才有极大改观。
据使馆工作人员介绍，近来一段时间当地迫害华人的局势有所好转，但还是不要掉以轻心，尽量不要随便出酒店，更不要单独行动。我们被特意安排进了一家五星级酒店，以保证安全。
这家酒店的名字叫ＳＡＨＩＤ ＪＡＹＡ，十几层的客房里只有二十几个房客，其中还包括我们四个，印尼的局势严重地影响了它的旅游。去年6月，一个美元曾经换到了12000印尼盾，而现在，一个美元可以换7500印尼盾。
因为这样的兑换率，一到雅加达，王勇峰立即成了千万富翁，他管理所有的财政支出。去一趟银行，他的一个小信封就变成了一背包的钱。
在雅加达，既不能用信用卡，也不能用旅行支票，服务费都在20％以上。总之，在这里，什么信誉都不如现金。
第一次训练是在印尼特种兵兵营里开始的
到达印尼的当晚，10点钟，迟到了一个小时的穆特来了。他是整个登山活动的组织者，是印尼登山协会的主席。在国外，登山协会是纯粹的民间组织，出资最多的人一般就是协会的负责人。
穆特看起来像个印地安人，褐色皮肤，很健壮，左耳有个小耳环，右手拇指上有枚戒指。他是个地质学家，李致新和王勇峰大学毕业如果没有选择职业登山就是他的同行。穆特在伊利安查亚工作过很多年，但攀登查亚峰对他来说也是第一次。
见到他之前，使馆的工作人员一直在为我们担心，路途太遥远，那个地方很少有人去过。周彬先生特意留下来陪我们一同了解攀登计划。每次海外登山都是这样，使馆的工作人员给了李致新和王勇峰以最大的帮助，他们是每次登山最贴近最关心的人，也是每次成功后，最先祝贺的人。
穆特的第一句话就让大家放心了，他说，将有7个人陪同我们前往，其中有两个是军人，都是特种兵，有一位还有攀登经验。包括主席穆特本人的其余5人都来自登山协会。其实，后来真正上山的人数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比如有自由港救援队的人员、酒店老板。攀登查亚峰对于他们来说也同样是难得的机会。
谈判围绕着三个方面展开了，依次是日程安排、经费、技术问题。第一个话题刚开始，王勇峰就迫不及待地询问：计划哪天登顶？传统路线难度有多大？他这两天睡眠很少，还特兴奋，人都变得絮絮叨叨起来。看来，当目标越来越靠近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惶恐的感觉。
而我，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开主题，仿佛那个日子是一个惊喜，希望它慢慢地到来。
按照穆特的安排，6月16日离开雅加达，通过自由港上山，往返一共16天。
6月15日，我们见到了穆特的助手，攀岩高手苏迪，瘦且高的一个羞涩的小伙子。他要带我们去训练攀岩，攀登查亚峰，最重要的就是攀岩技术。
第一站居然是郊区的一个兵营。通过了三个关卡之后，我们到了一个室内篮球馆大小的一个场馆。馆里有一群士兵正在休息，看到我们进来，纷纷扭过头来。门外照射进来的阳光在他们的头盔和盾牌上泛着冷光。看到他们的装束，我心里明白了，这不是一般的地方，正是印尼特种兵的基地。
我们被告知，训练时间半个小时，不许拍照。苏迪显得很无所谓的样子，他说，没关系，别正对着拍他们就行。苏迪曾经在这里和士兵们一起训练，对这里的环境很熟悉。
军营里的岩壁高15米，几乎都是俯角，一共布了三条线，中间是难度赛的线路，两侧是速度赛的路线。李致新仔细观察了一下，判断难度在5．8级左右（攀岩的难度标准，依据难易程度，设置等级，5．8级属于难度偏大，5．10级难度更大一些），王勇峰也仔细看了看岩板，说是法国产的，质量不错。但即使是在兵营里，也很节约，接近地面的一米是木板，王勇峰说这是一个省钱的好办法。
攀岩是登山中的一项基本技术。早在1865年，英国登山家埃德瓦特首次使用钢锥、铁链和绳索等简易装备成功登上险峰，从而成为攀岩运动的创始人。20世纪60年代开始，攀岩运动在前苏联迅速发展起来，1974年有了首届“国际攀岩锦标赛”。而在我国，攀岩运动真正发展起来却已经是80年代末的事儿了，虽然现在还不能进入世界排名，但在亚洲已经有了一席之位，中国登山协会的攀岩教练丁祥华和李文茂就是其中之一，他们两个都是国内攀岩高手，攀登水平在5．10级左右。
李致新和王勇峰分别爬了一趟，呼哧带喘的下来了，连连说，要是丁祥华和李文茂来就好了，小菜一碟。
离开兵营，苏迪又把大家拉到了一个商场外面，商场的外墙就是一个涂得花花绿绿的岩壁，很多孩子在那里爬上爬下，爬一次50盾，很吓人的数字，相当于人民币5毛钱。
在雅加达，攀岩馆很多，大约有2000多人在从事这项运动，而且，雅加达的每所大学里都有岩壁。
1999年·查亚峰·岩石的洗礼1999年 查亚峰·岩石的洗礼（3）
带枪的特种兵和我们一起出发了
6月16日傍晚，从雅加达国内机场出发时，特种兵阿古斯来了，瘦小但结实，大约是让我们赞赏他们良好的服务，阿古斯托运他的枪时很引人注目，从雅加达起飞的时候，他让我们目睹了他托运一支手枪的全过程，以至于我把时间都记录了下来：18点15分。
也是在18点15分，当我们一包包的装备和阿古斯的枪一同放到行李传送带上的时候，行动开始的感觉终于找到了。
在当事人看来，他们因为正在经历着而不觉得枯燥和漫长，但对于旁观者来说，这简直是一种折磨。后来，在翻看这段时间的日记时，我忽然发现，那实在是一个看似毫无意义的过程呀，难怪当时报社的领导都着急了，怎么去了这么久还没看见山呢？
为了等飞往蒂米卡的飞机，我们在雅加达等了三天，机票一改再改，不像是等飞机，倒像是等公共汽车，因为要有足够的乘客飞机才飞，这足够的乘客并不是指从雅加达到这里的人，从雅加达到蒂米卡需要停三站，要保证三站都有足够的乘客。等待惟一的好处是可以坐波音737，而不是小飞机。
6月16日一早，我们就像是准备出逃的人，把行李收拾好等待出发的最好时机，但出发的时间总是没有最后确定，我们既不能出酒店也没有事情可做，居然是用泼水节的方式庆祝出发。
“战争”是王勇峰挑起来的，他看着张伟呼呼睡觉很惬意，就接了一杯水泼醒了张伟的美梦，这个创意很快演化成了“战争”，四个人各自为战，直到床褥和地毯都被水浸透了。
战争平息之后，李致新饶有兴味地回忆起1988年去南极攀登文森峰，那是他和王勇峰第一次在国外住星级酒店，叫餐服务让这两个土包子找到了乐趣，他们俩一会儿你叫一份冰激凌，一会儿我叫一份水果，直叫到领队老麦克大发雷霆，两人才知道，把东西叫到房间吃是极其奢靡的一件事。幸好这次他们没有继续叫餐游戏。
在蒂米卡，还有五个来自印尼登山协会的人在等着我们，和国内登山一样，他们被派去打前站了，其中有一位个子不高胖胖的叫厄共，他曾经攀登过珠穆朗玛，到达过8000米的高度。是这些人当中最厉害的人物。
李致新说，这样的队伍组合很像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利用国外登山队的资金丰富和本国队员的经验，创造本国队员的攀登机会。
如果吃过午饭蒂米卡还不下雨，我们会问为什么
6月17日，当蒂米卡的赤道阳光照耀在肩头的时候，当手表调快两个小时的时候，查亚峰之行才刚刚开始。
蒂米卡是依利安查亚省南部的城镇，位于平缓的丛林原野上，在蔚蓝的海洋和苍翠的群山之间。
出人意料地，我们被安排进了喜来登酒店，几天之后，正式开始攀登的时候才知道，这家酒店的老板，一个瑞士人，也是我们的一个同伴。
这完全是一个热带风格的酒店，楼梯、地板、房门全部是深棕色的柚木，房顶也是一条条厚重的柚木横梁，深棕色营造的沉重氛围逼退了室外的溽热。
最引人注目的是走廊两侧的纱窗，好像整个酒店都被纱窗密密实实地从上到下罩住，房间里也是如此，任何一扇窗的外面都是纱窗。院子里有一个露天游泳池，一进门口，立着一个醒目的牌子，“晚上六点以后请不要游泳”。那是蚊子上班的时间。
这个因自由港而闻名的小镇同时因为蚊子而闻名，是世界上有名的登革热和疟疾高发区，因而防蚊是我们来这里得到的最严正的忠告。
喜来登酒店显然也是和自由港有着密切关系的。在它的二楼，有一个很大的展室，有录音录像设备，讲述依利安查亚的历史，同时也在讲述自由港，这个世界上第二大铜矿的兴盛。
小镇上的小型超市和街边的小饭馆很多，所有的小饭馆门前都是一块大布，上面画着大虾和螃蟹，写着巨大的字：ＳＥＡ ＦＯＯＤ（海鲜）。小馆的四周也是用白布围起来的，里面放着一排排的木桌和塑料小凳子，脚底下是湿乎乎、粘乎乎的土地。
在蒂米卡同样是喝不到啤酒的，可口可乐随处都有。这里的海鲜就像外面招牌上画的，主要是大虾和螃蟹，是浇汁炒过的，配餐的是米饭，还有北京常见的苏子叶以及薄荷叶，用来去腥味的。
到蒂米卡不久，我们就掌握了这里的天气规律，每天午后必有大雨，一如北京的酷夏大暴雨，每天不知疲倦地下一个下午，甚至到半夜。在依利安查亚的20天里天天如此，就是在山上，气候特征也是如此，所以，偶尔一天下午3点了还有太阳高照，大家忍不住会抬头去找：为什么不下雨？
1999年·查亚峰·岩石的洗礼1999年 查亚峰·岩石的洗礼（4）
开往普拉的汽车像是在刀背上行驶一样
等待踏上铁木巴加普拉的路途并不漫长。我们只在蒂米卡待了一夜就出发了。
铁木巴加普拉是一个典型的矿镇，人们都叫它普拉。当这个现代化的小镇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时候，你必得惊叹人在自然中的力量。在海拔1990米高的地方，6万工作人员和4万服务人员生活在这里，在无尽的大山之间，生活区整整齐齐地呈现在你面前，还是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