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开始，三国所有的运输队员开始往4号营地运输，按照三国平等的原则，每个人都必须负重20公斤。但他们都在离冰墙顶部只有78米处被风雪无情地打了下去。时间不能拖，为了不至于延误整个登山计划，3月28日，北侧队长向山上队员发出了要坚决完成任务的动员令。
第二天，终于把将近1100公斤重的物资，主要是氧气瓶、煤气罐、食品和登山器械，背运到北坳顶部，胜利完成第一次行军任务。不过此时有五名队员已因病下撤。
4月1日，4．4吨的物资已经有1．8吨运到了海拔7028米的4号营地。北侧队以达到海拔8300米的6号营地为目标的第二次行军开始。
这天，南侧队经过长达九天的步行，也终于到达了设在孔布冰川东部的南侧大本营，营地海拔5350米。
由于南侧登山路线较短，只需建立五个高山营地，比北侧少两个，因此迟至4月3日才举行开营式。三国联合双跨珠峰的南北大行军从此全面展开。
4月2日，北侧修路队向第二险关、海拔7028—7450米的冰雪地带和大风口发起挑战。没想到大风口的狂风如此之大，而且是永无休止地吹着，加上出发时间晚了些，结果只到海拔7300米处便被狂风逼退。
4月3日，天气终于晴朗了。三国先头部队再次出发，他们在冰坡上每隔50米打一个冰锥，拉上绳索。但随着他们的攀升，风也很快跟来了，每秒40米的大风甚至干扰了他们和前进营地的通话，对讲机里全是啪啦啪啦的声音。在海拔7500米的高度，山田升一字一喘，断断续续地说：“是的，我们正紧紧抓住绳子，否则就会被大风吹跑。”
山田升已经是第19次在喜马拉雅山攀登了，其中还有两次登顶珠穆朗玛，有10次8000米经验的山田升也说：“这样的大风还是第一次碰上。”
4月6日，山上的攀登队长和所有队员都集中在4号营地。
而大本营也为5号营地的进展召开了一个气氛紧张的队长会。
日方的桥本队长汇报了在4号营地召开的攀登队长会议的情况，中心话题是：“风力太强，不能硬干。7日向现在的最高到达点运送物资，8日再向上进一步修路。”
中方队长曾曙生提出了反对意见。这个和山打了20多年交道的老登山拥有的不仅是登山的经验，还有对他的队员的了解。他说：“按这样的安排，不去继续修路，会挫伤士气。明天，请让三名中国队员早晨7点出发，去完成通往5号营地的修路工作。”
桥本队长不说话了，这不是彻底否定了攀登队长的会议了吗？后来，在桥本队长的回忆中，曾曙生的发言在当时是被他看做挑战的，就是说，以前的做法是不对的，现在让中国队员做给你们看看，当时的桥本认为，这不是三国友好登山，而成了竞争登山了。
曾曙生没有理会桥本的沉默，他心里也有同样的想法，这不是竞争，既然是一个团体，就不要考虑谁在前谁在后，山上的每一个弟兄都代表三国队员。
大本营和4号营地的无线电通话成了持续两个半小时的激烈争吵。最后达成妥协方案：最好让最有能力的队员去执行下一步的修路任务。
第二天清晨，中国队的次仁多吉从北坳顶出发了，下午1时总算把路修到海拔7790米的5号营地。终于突破了东北山脊的强风地带。
次仁多吉，被人称为是一个“钢铸铁打的汉子”。28天之后，也是他，第一个登上了顶峰，为了完成会师的任务，在山顶，在世界最高的地方，在不吸氧气的情况下，停留了99分钟。
从7日到9日，海拔7790米的5号营地和8300米的6号营地道路相继被打通，紧接着便开始了北侧道路上最为漫长、艰巨的运输。
不少队员背着沉重的装备几上几下，每走一步都要喘气，呼出的热气在眼睛上帽子上结了冰，能见度只有十几米。有时刚迈出四五步就被风刮倒，真想扔下背负的东西减轻负担。“可你想想，半途而废下来是什么滋味？”大家还是咬着牙硬挺住了。
登山途中最可怕的还不是险恶地形、缺氧、冰雪狂风和疲惫等等，而是孤独。
从北坳顶至5、6号营地的运输任务。长达七八个小时的行军中，只有白茫茫一片风雪为伴，没有色彩，没有声音，静得几乎让人发疯，李致新说：“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人在大自然面前是多么渺小。”
回到北坳营地，看见风雪里等候他的宋志义，李致新的泪水顿时“刷”地流下来。“只有我一个人，”他觉得那么委屈。
在整个登山活动中，李致新一共有四次孤独行军，每一次，都要落一次泪，但后来，他发现，这四次行军带给他的磨练受用一生。
4月15日，中方主力队员次仁多吉带了两名队员，又以6个半小时的惊人速度，从北坳顶攀到6号营地，完成中方第二次行军的最后一次运输。17日，全体人员撤回大本营休整10天。
1988年·珠峰·伟大的跨越1988年珠峰·伟大的跨越（7）
王勇峰在南侧学到了一个登山信条
就在北侧顶风冒雪艰难运输时，南侧队也遇到了巨大障碍。
南侧第一道险关是海拔5400—6200米的孔布冰川冰爆区，陡峭山坡上堆满巨大的冰雪块，遍布或明或暗的冰裂缝，有的宽数十米，深不可测；而且冰岩悬空而立，冰崩雪崩频繁，曾有不少登山者在这里被冰雪吞噬掉，素有“死亡冰川”之称。
为此，登山队在孔布冰川上架设了三十多架金属梯子，并在许多地段拉上了保护绳，但是前进中的险情仍时时发生。
4月6日，三名中方队员在前往海拔6100米的1号营地途中遇到冰川塌陷，刹那间只见方圆200米内的地段纷纷崩塌，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幸运的是三个人当时未在塌陷中心，当他们发现情况不妙时，拔腿就逃，总算拣回性命。
次日，1号营地附近已打通的道路被冰崩摧毁，架在冰裂缝上的许多金属梯子也被砸进冰缝中。这天还有一名中方队员失足跌进冰裂缝，亏得他机智地一挥冰镐钉住了冰壁，才免遭灭顶之灾。
11日，在距海拔7400米的3号营地约二百米处，又有一名尼泊尔队员坠入一个深达40米的冰裂缝，过了好久方被中国队员发现，放了根长绳下去把他拉了上来。
4月19日，南侧又出现恶劣暴风雪天气，狂风卷起冰块砸在帐篷上，队员们被迫用睡袋挡住头部，捱过了一个惊险漫长的夜晚。
就这样熬到23日，天气终于出现转机，南侧队抓紧时机打通了登山路线上的最后一道天险——南坳，在海拔8050米处建起4号营地，但仍比原计划推迟了几天。
南侧队急了，不得不兵分两路，一路继续攀高设营，另一路加紧运送物资，以赶上北侧队的速度。
在运输物资的过程中，王勇峰认识了一个登山的准则：生死只是分秒之间。
第一次往8000米高度运输的时候，王勇峰背了一罐氧气，走了七个小时，终于到营地了，报话机里，南侧队队长王振华关切地询问第一次上8000米的王勇峰：“情况怎么样？”
报话机里一通喘息声：“到了，到了……哎哟……哎哟……”
大本营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在8000米的高度，高空风、缺氧是很容易造成意外的，报话机里传出的声音很让人担心。
大本营使劲呼叫起来，王勇峰的声音终于传来了：“我背上来的氧气瓶掉下山了。”
原来，眼看到营地了，他要靠在冰镐上休息一下，一哈腰，背上的背包带开了，里面装的氧气瓶如同炮弹一样从头顶上飞了出去。
望着氧气瓶冲下山在雪地上留下的痕迹，王勇峰半天缓不过神。这要是人滑坠了，不就跟这氧气瓶一样吗？眨眼之间就没影了，就是这么一恍惚呀。
后来，当了教练之后，他总要和登山爱好者们讲这段经历，他说，山上没有小事情，在生活中，忽略细节只会给生活带来麻烦，总有办法补救，但在山里就不同了，无论这个问题大小，都会危及生命的。
北侧突顶名单是在汽车里定下来的，每个人的名字斟酌再三
“勇士们，辛苦了！”写着红色大字的黑板面朝珠峰，面朝奔大本营而来的41名队员。4月17日，结束了第二次行军的队员们终于回到了家。
山上的一个月让李致新瘦了好几斤，现在他们的任务就是迅速恢复体力。大本营的饭菜每天都在换花样，炒鸡蛋、蒸鸡蛋羹、炖肉、蒸包子，还出现了李致新最爱吃的大葱大蒜。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次足球赛在这里举行。一位尼泊尔球迷带了个足球上山，三国队员就在世界最高的足球场上举行了一次妙趣横生的足球赛。
好像谁回忆这段时光都和吃和玩儿有关，大本营似乎沉浸在一个欢乐的节日里。但实际上，表面的欢乐之下，每个人的心里都充满着焦虑。
第一、二次行军归来，队员们思索的几乎是同一个问题：现代登山史上这个伟大的梦想就在眼前，谁能进入突击顶峰的名单之列？
这是1988年6月3日，七家媒体的记者联合写下了长篇通讯《伟大的跨越》，在文中，有这样的语句：假如有人问你，什么事可以用“战争”两个字作比？我们想，那就是登山。因为它意味着风险、牺牲，但它又因此而具有荣誉感和使命感。
北侧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14个中方队员中12个到达了8300米的高度，这显然是给了指挥部一个艰难的选择。最后一次拍板会改在了吉普车里。在中国登山协会主席曾曙生1988年的登山日记里，这一天的内容记了6页。
参加这次拍板会的人员有四个人：中方队长曾曙生、副总队长许竞、中方攀登队长宋志义、随队高山医学病专家李舒平。李大夫带上吉普车的还有一摞身体测试的结果。
开“汽车会议”的时候，队员们还都在各自的帐篷里休息，谁也没有想到那个决定会让几个指挥者那样的痛苦和谨慎。
每个队员的身体检测结果是确定突顶队员的基本依据。所以，最先发言的是李舒平大夫。有5个人被他列入了特殊名单：扎西次仁，第一次上山，在海拔7000米咳血5天，血色鲜红，有肺里出血的可能；多布吉，基本情况正常，但动脉血含氧量最低，74％，有脸肿、呕吐的现象；嘎亚，已经尽最大努力了，动脉血含氧量也很低；加措，左侧膝关节负伤，有压痛感；李致新，综合检查还可以，左脚大拇指冻伤，负重挤压会加重伤情，近期上山有困难。
李大夫提供了一个队员实力参考名单，第一组：次仁多吉，罗则；第二组：齐米、开尊、加拉、达琼、孙维琦、李致新、嘎亚；第三组，扎西次仁、多布吉。
攀登队长宋志义发言了，所有队员的表现都装在他心里。他提出了突击队成员名单：第一突击队：跨越队员，次仁多吉，支援队员，李致新；第二突击队：跨越队员，达琼，支援队员，罗则。加拉、加措、开尊、齐米、嘎亚为预备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