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主办《文风》涉足演艺圈（1）
三、主办《文风》，涉足演艺圈
在李敖退出《文星》之后，为了生活，曾经匿名创办过一期杂志，那就是《文风》。
当时，李敖听朋友屠申虹说，“国大代表”汤炎光弄到一张《文风》杂志的执照，希望李敖能与之合作，但必须隐名。当时以李敖之名，是根本申请不来杂志执照的，李敖答应了。于是，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９日，李敖与汤、屠达成协议如下：
一、《文风》杂志（登记证内版台字第贰肆捌号）自１９６７年创办起，协议由汤炎光、屠申虹、李敖等三人合作。由汤炎光任发行人，屠申虹任主编，李敖任总经理、执行编辑，并负总务及财务之责（包括全部出资、资金周转、营业盈亏、发行、管理、库存、社址等全部人事财务财产事项）。
二、稿件一律须经执行编辑或其指定人选定、付排、签付印。主编与发行人有建议及否决之权。
三、稿件刊出后，由李敖负一切法律责任。
四、杂志执照，由汤、屠两人提供，全部资金，由李敖提供。故自立约日起，所出各期一切盈亏，皆与汤、屠两人无涉。
五、提出解约之一方或两方，其权益，其他两方或一方有优先承受之权。
六、本契约书一式六份，由合作三人各执一份，见证二人各执一份，另一份存社备查。
立约人 汤炎光 屠申虹 李敖
见证人 郭衣洞 戴良
第五部分主办《文风》涉足演艺圈（2）
从协议契约书中可以看到，汤炎光名为发行人，但实际操纵刊物者是李敖，汤只有挂名发行人的权利，其他编务、内容一概不得过问。于是李敖和屠申虹就包办了第一期，只有一张纸，分四版发行。发刊时，上有李敖代汤炎光捉刀的《办〈文风〉的一些意愿》（后改名《办杂志的一些意愿》），其中写道：
苦难当前，我们正置身废墟之中。在废墟中，我们开始盖一些小建筑，寄一些小希望。这当然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但已没有更好的路通向未来了。我们要迂回前进，要爬过层层障碍，不管天翻也好、地覆也罢，我们还是要活……
在废墟之中，“开始盖一些小建筑，寄一些小希望”，这正是《文风》创办的一点精神。对“豪杰之士”而言，我们这点精神，当然显得强烈不足悲壮有余，但这也许正是我们所有的和所能有的，我们并不介意“豪杰之士”笑我们可怜。只要不在沙漠中倒下去，可怜一点，就可怜吧！
早在１９６５年７月，李敖应《台湾日报》的夏晓华邀请主持《上下古今谈》专栏，深知李敖品性的张继高（吴心柳）先生笑着对李敖说：“我包你写不过两个月！不到两个月，你们就会受到压力，而不得不停止。我愿跟你打赌。”李敖与夏晓华自然都不服气。在这个专栏里，李敖的文章的确“温柔敦厚”多了，虽然他在谈“上下古今”的背后依然在鼓吹他的民主自由思想，但他认为这个专栏里的文章是自己平生写得最“窝窝囊囊”的文章，大都四平八稳，没有多少棱角。谈历史、谈乡土、谈时潮，他都无多大兴趣。他感觉自己就像是那牵骆驼卖草药的湖北郎中，卖着与骆驼不相关的“草药”，又不得不拿这个庞然大物来吸引人。但是尽管如此，依然遭到一些人的非难，称他是“含沙射影，拐弯抹角的骂人”、“嚣张跋扈，乱放厥词”①，有人甚至写匿名信对他进行谩骂和恐吓，并声言要杀掉他。在种种阻挠下，专栏写了５４天便无疾而终。李敖感叹说：“三年来树敌太多，相对的增加不少敌意和阻力，也增加了不少对我有成见的傻瓜。所以同一句话，不出自别人之口而出自我李敖之口，外面的反应就多少有点不同。常常是一句真理，因为是我李敖说的，有些傻瓜们就难免赌气：‘李敖说该这样，我们偏不这样！’”②如今，在围剿李敖的风声正紧的情况下，他又弄出一张《文风》来，那些往日的论敌们、视之为异端的官僚们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报纸发行后，立刻又来风八面。一方面“中央研究院”登大幅广告斥责、抗议，一方面汤炎光被调查局局长沈之岳请去吃饭，劝他千万不可和李某人合作，否则后患无穷。汤炎光一听吓坏了，立刻打退堂鼓，不干了。
第五部分主办《文风》涉足演艺圈（3）
在国民党当局的高压下，《文风》杂志夭折。不过，李敖却阴差阳错变成了电话阶级。当时装电话很贵，用杂志社申请可半价优待，杂志垮了，电话长留，从此李敖家有了电话。
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６日，李敖经朋友康白（何伟康）介绍认识了著名导演李翰祥。早在１９６２年，李翰祥导演的黄梅调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风靡台湾，创下了１６２天放映９３０场、７２万观众的纪录，黄梅调歌曲回荡在台湾的大街小巷，李敖驰骋文坛早有所闻。如今见面，两人一见如故。李翰祥开办了一个明星讲习班，请李敖去做过一次讲演，然后请他到家吃饭。两人甚能谈得来。李翰祥说：“你是最厉害的东北人，并且像绍兴师爷。”他在李敖商海谋生中也帮过不少忙，比如与费太太的相识就是他介绍的。通过费太太，李敖大做了一段旧电器生意。
只要赚钱，李敖什么都干。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８日，李翰祥打电话给李敖，说他要拍唐伯虎的戏，并说他知道古代有一部《唐伯虎千金花舫缘》的剧本，问李敖知不知道这剧本在哪部书里。李敖说这剧本收在董康楫的《盛明杂剧》里。李翰祥对李敖的渊博大吃一惊，问哪里能找到？李敖说：“《盛明杂剧》是武进董氏诵芬室刊本，台湾很难找，我试试看。”事实上，他知道该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就有，但他故意不说。第二天，他告诉李翰祥：“可以找到其影印本，但需付１００美金。”李翰祥说：“只有几页，太贵了吧？”李敖说：“翰祥啊！知识很值钱啊！你拿这知识，可以编剧本卖大钱，别人提供知识，怎么不可以卖小钱啊？”李翰祥认为他说的有理，就付了他１００美金。
第五部分主办《文风》涉足演艺圈（4）
在１９６８年到１９６９年间，李翰祥的国联影业公司与国民党反目。他在被列出的罪名中，第一条就是“辱骂‘政府’勾结‘文星’李敖”！并说：李翰祥的大罪是“推行‘文星’思想”！是“与李敖每晚见面餐叙，均以骂社会、骂党国、骂领袖为话题”！是“介绍北平女同学费太太（美驻台情报武官之华籍夫人）与李敖过从甚密，有替李敖设法偷渡出境之可能”！①后来，干脆在李翰祥家偷偷安上了窃听器，并把李翰祥传去“约谈”。最后导致李翰祥出走香港、澳门、美国、大陆，成为世界著名的电影导演。李翰祥后来在承德拍戏，国民党当局邀他回去，他断然拒绝。他在大陆导演了《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等影片，大陆６０多个官方文艺单位全力支援，这一消息对国民党来说无疑是痛苦的，于是台湾当局动员全部新闻媒体，骂李翰祥利欲熏心，晚节不保，上了贼船。他的回答是：“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去投八路。”据说，大陆官方在与李翰祥“合作”之后，“廖承志办公室”也有了扩大对香港电影界的统战工作的意向。
除与李翰祥交往外，李敖还与其它演艺界人士有交往。比如与刘家昌（台湾电影导演，后为台湾博新多媒体公司董事长）的合作。当时为生意方便，李敖买有一辆小车，也算是汽车阶级。１９６９年影视圈人士刘家昌与妻子江青（曾饰电影《七仙女》、《西施》女主角）自拍电影《生老病死》，想找一个假的制片人为他撑腰，制片人要阔。李敖因为有车，被他看中，遂以购买李敖收藏的《古今图书集成》为交换条件，要李敖开着车替“演”制片人，李敖欣然同意。刘家昌等人好打麻将，李敖也经常参与其中。李敖打牌，十盘九赢，所以，打牌也是他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刘家昌因与李敖过从甚密，曾被官方请到文化局约谈，所拍影片亦遭封杀，不准出口。刘家昌在文化局有一段妙语：“我跟李敖是朋友。我牌瘾发的时候，三缺一，要找牌搭子，管他是国民党共产党。”
第五部分从保安处到仁爱庄（1）
题记
志士仁人不以坐牢为苦，只把坐牢看成一点不方便而已。对监狱恐惧的人，显然对人生的荣枯浮沉与遭际，不敢实验与面对，这样的人生，是错误的、逃避的、缺少磨炼的。有实验与面对精神的人，他不以小的不方便为苦，他有内发的至大至刚的充沛力量，去生活、去歌唱。小鸟在林间，它歌唱；在笼中，它也歌唱。快乐的小鸟在哪里都是快乐的小鸟。
——李敖《我将归来开放》
一、从保安处到仁爱庄
１９７１年３月１９日，李敖被国民党当局正式拘捕。
在台北市区有一条博爱路，台湾警总保安处就在此地。李敖被关押在保安处讯问室第五房。
在四壁密封的审讯室里，五支６０瓦灯泡放射着刺眼的光照。李敖经受了四五天的疲劳审问和刑求。警方派吴彰炯少将主持审问，上校李彬如和参谋陈敬忠动手刑求。他们要求李敖交代的主要“罪行”是：自己是“台独联盟台湾本部”的重要成员。李敖据理力争，但遭到的则是加倍的折磨。
有一次，李彬如把三支圆珠笔夹在李敖的左手四根手指中间，再强行用他的右手紧握四根手指。他对李敖说：“李先生，这不是我们折磨你，是你自己的右手在使你的左手痛苦，所以不能恨我们。”李敖笑笑，说：“我不恨你们，也不恨我的右手，我只怪圆珠笔。”
李敖的坦然使他们大为恼火，吴彰炯气得向李敖大吼大叫：“你小子识相点，你在我们眼中，是玻璃缸里的金鱼，我们把你看得一清二楚！”
第五部分从保安处到仁爱庄（2）
李敖笑了，他说：“我本人就是透透的！我有什么秘密？我有什么阴谋？没有嘛！我宣传自由民主、合法斗争，我本来就没有秘密嘛！”
但吴彰炯岂肯相信？继续刑讯。李敖想，这帮国民党总以为我是搞政治的，以为我在抢他们口中的骨头，殊不知他们全弄错了。唐朝诗人说：“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这帮恶狗若不相猜，又怎有饭吃？他从特务们穷凶极恶的表演明白了一个事实：自己被栽诬既符合“台独分子”的利益又符合当局的利益，这正是他们进行刑求、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根本原因。此时，他不再争辩。他知道，“台独者”咬住他这惟一的外省人，是要把案子做大，扩大影响；而国民党情治人员也希望把案子做大，有李敖参加，顿时就变成大案、巨案，自可邀功请赏。于是，当特务发现这个“台独分子”居然不会说台湾话而感到惊奇的时候，李敖以嘲弄的口气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英国皇帝乔治第一，做了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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