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童怀周"到审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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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童怀周"到审江青- 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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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恶行影响所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二外院西边,有个商业小区,小区有个猪肉案桌,一个组长,两个组员,总共三个人。有的人,往往把好肉藏起来,把猪肝猪肚藏起来,卖给他的亲朋好友、关系户,或自己弄回家去。这样,肉案上只有“丹顶鹤”(大肥肉盖了薄薄的一点瘦肉),“白天鹅”(全是大肥肉)了。这里的顾客以知识分子居多,对此很有意见。当时,在那三个人中,还就数那位组长耿直、正气,总是把别人藏起来的好肉搜索出来,一边骂藏肉的人,一边卖给大家。可是在公布打倒刘少奇同志那几天,我去买肉,却见肉案那里,挂了红布为底、黄字显著、姓名打了大叉叉的横幅,大书“打倒××、××、××刘少奇在我案的最大代理人×××”,最后叉的是那位组长的姓名。看到这些,人们都有口难言,因为当时江青一伙就是提倡“矛头向上无害论”的。乱抓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江青集团的又一个恶行。    
      二外院下放到河南明港期间,我们的医务室只有两个医生是受过正规教育的医科大学毕业生,医术较高。其中一个在对学院问题的一些看法上与院革委会、特别是革委会的某常委不一致。有个星期天,那位医生并不知道那天会全体加班参加积肥,老早就去了明港镇。有人见到她在一家商店门口啃烤白薯,就向上级作了汇报。黄昏时,医生刚从镇上回来,就被罚站在桌子上搭的凳子上,左右前后直摇晃,吓得她面色苍白。当时批判这个知识分子的“理由”是:不肯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某常委为了利用这个“典型”,“教育本人”,“教育群众”,亲自出面追问她:“你吃的白薯是从哪里来的?”按当时流行的逻辑推理,她应该答“是贫下中农种的”,可她偏偏哭泣着说:“是我用钱买的。”于是,那位常委又问:“你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按当时的处境,她应当说:“是工人、贫下中农创造的。”可她偏偏说:“是财务科发给我的。”那位常委再问:“财务科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企图要她说出的语意是工农创造的,我要接受工农再教育,可她偏偏说:“是从银行里取出来的。”那位常委厉声追问:“银行里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意在步步深入,逼对方说出他认为贴边的话,以便作下面的文章。殊不知,那位医生偏偏不能理解这位常委究竟要怎样,急得直哭,泣不成声地答:“我不知道,不知道,的确不知道。我哪里晓得他们银行是从哪个印刷厂拉出来的钱呢!”这好像是个笑话,但确是事实。开钢铁工厂、帽子工厂,任意上纲上线扣帽子,其目的就是整人。这是江青集团的重大罪行。    
      江青等人的恶行影响所及,闹出许多笑话。我们学院有个总务处长,过去在部队时,为林彪站岗放哨。一天,他与一些同志读报纸,看见上面宣传说,祝林彪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无意之间冒了几句:“林彪哪里健康呀,他是见不得太阳的,汽车都要开进屋子里才出来,又怕阳光又怕风。”这个同志说这些话,顶多是有点逞强好胜,摆摆自己有点亲身的经历罢了。可有人把他这些话向上级作了反映,他又跟院革委会另一位常委不和,立即被专案组立了专案,打成恶毒诬蔑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九·一三”以后,传达了林彪在温都尔汗机毁人亡的事情,按说,这位原来的总务处长,该解放出来了吧!不然,专案组又揪住人家,强令这个林彪的老警卫员交代林彪、叶群、林立果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是怎么搞阴谋的。说这是保卫“中央首长”的大事,不交代不行。这位同志十分委屈地说:“我为林彪站岗那段,他还没有当国防部长和副主席呢!我在外面站岗,哪知道谁来了,谈了些什么呀?”“那时还没搞‘文化大革命’,我怎么交代他们的阴谋活动啊!”这位总务处长,最后终于被逼成半身不遂,瘫痪了。还有一次,康生在接见几个造反派头子时,号召他们抓特务。他说:“主要是从一些通外语的人当中去抓。他们里通外国,说的话别人又不懂,你知道他们说些什么,搞些什么呀!”在康生的煽动下,当晚,外事口各单位,就发生了乱揪乱斗的事情,打死了好几个无辜的同志。“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大量罪恶事实,擦亮了人们的眼睛。虽然大家闷在心中,敢怒而不敢言,但群众心中蕴藏的愤怒,犹如一堆干柴,一丁点儿的火星,就可以引发熊熊烈火。    
      1976年,已经完全不同于1966年了。十年斗争,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善于观察,善于思考,善于判断真善美与假恶丑了。1月8日,中国人民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经历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昼夜操劳,忍辱负重,为平毒焰,积劳成疾,仍辛勤工作,竟与世长辞了。广大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亲眼得见,亲身体会到了周总理所一贯主张的搞好生产建设,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国防的四个现代化反映了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周总理被江青反革命集团阴一句、阳一句批判的所谓“经验主义”、“经济主义”、“用生产压革命”,实际就是在为人民谋取利益。周总理号召搞好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已经渗透到群众的心里了。周总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坚持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及他在个人的思想品质上、道德风范上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长期以来就为人民群众所赞颂和景仰,因此,人民群众是热爱周总理的。但江青等人却处心积虑要整周总理。    
      1967年,“中央文革”江青、康生那伙人暗指周总理也提出和执行了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74年以后,又诬陷周总理搞“复旧”、“复辟”,“继绝世、举逸民”,手段一次比一次毒辣,用心一次比一次歹毒。他们先是以“5·16兵团”的名义公开炮打,后是用“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手段影射攻击。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起到有利于他们的作用,相反,周总理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望却越来越高,越来越受广大群众的热爱。江青反革命集团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江青等人整周总理,反而使群众觉悟了。不管在群众运动中对反周总理是坚决抵制、坚决反击的人们,抑或是曾经上过当受过骗的人们,都觉醒了。周总理逝世,亿万人民痛哭失声。悲痛不已的群众,纷纷要求扩大瞻仰周总理遗容的范围,加强全国哀悼的气氛。    
      盘踞在中央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却与广大人民群众尖锐对立。他们一方面咒骂沉痛悼念周总理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是“哭丧妇”,是搞“四旧”,是“孝子贤孙”;另一方面他们也预感到形势对他们不利。他们不能够再骗人了,他们也骗不了人了。于是,他们就疯狂叫嚣:要警惕人民群众“用死人压活人”。江青迫不得已走到周总理的灵前,向周总理的遗体三鞠躬,但她故意在鞠躬时不摘掉帽子。她玩的这个卑劣的小动作,当即就被广大群众识破了,在许多人集体观看电视的场合,人们当即就发出了愤怒的吼声:“把帽子摘掉!把帽子摘掉”!江青等人不许群众自发地戴白花,戴黑纱,不许所谓“私设灵堂”,企图把群众对周总理的悼念活动缩小到他们能够容忍的规模上。但是,人民群众偏要戴白花,偏要戴黑纱。当时全国城乡白花点点,全国各地黑纱片片,有人的地方就有灵堂,山河大地同悼伟人。他们说对了,人民群众就是要用逝者之圣,压倒他们这些生者之魔!    
      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悼念周总理的同时,一个更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就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展开了。许多人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出来,立即又参加进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人山人海的悼念活动中。在周恩来总理灵柩移送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的当天,人们早在凌晨一两点钟,就扶老携幼,自发地冒着凛冽的寒风来为总理送行。从人民大会堂至八宝山几十里路的长街上,组成了几十万、上百万人的两道厚厚实实的人墙。人民群众翘首以待,为自己的好总理送行。人民群众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心情,其实此时已经明确地表达出来了。    
      1976年春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两个毕业生——邮电部的吴江(增权)、军委总参谋部测绘局的乔文祥,各自抱着自己的孩子,回到第二外语学院,到我家来串门。这两个青年和跟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几十个青年,是一批出奇的青年。早在1967年七八月份,他们就贴出大字报,认为第二外语学院的全体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同志,要求不论参加哪一派的干部,都要一律“解放”出来,按照“文化大革命”前的职务安排工作,在学习中要“有私批私”,“有修斗修”,用提高思想觉悟的办法来解决干部问题。这在当时那种“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形势下,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聒噪干部都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培养出来的人,不可靠,要大换血的形势下,的确是一个惊世骇俗的创举。我跟他们在运动前毫不认识,但是,当第二外语学院发生乱批滥斗、胡抓乱揪的情况下,在我被斗时,才认识他们的。当时,每当我遭到揪斗围攻,他们就主动站出来保护我。因此,我与他们建立了友谊。这次,他们带来了清明节与“四人帮”进行大搏斗的信息。他们不是干部子弟,更不是什么高干子弟,而是普普通通的农民的儿子。由此可见,林彪、江青之流搞的那套东西,在人民中是不得人心的。接着,我们在一起商量了在邮电部群众中怎么办,在总参测绘局群众中怎么办,在第二外语学院怎么办的问题,并决定动员从第二外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到科学院外文图书发行所、三机部、新华社的学生,邀约他们参加清明节与“四人帮”进行大搏斗。    
      十年内乱之前,我是第二外国语学院政治部办公室的负责人,担当了工作,还未及正名,就受到冲击,被打成“保皇派”、“保皇狗”、“保皇党总书记”、“小爬虫”、“变色龙”。由于我被国民党逮捕过,坐过牢。当时,坐过国民党的牢而没有死,还出来的人,一抓“叛徒”,不是叛徒也是“叛徒”。我又被组织派去对国民党特务进行过调查工作。“文化大革命”起来后,一抓“特务”,看到我有那么多关系,不是特务也是“特务”。因此,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是连连升级的。这依当时的许多搞法来说,的确是“合乎逻辑”,也“顺理成章”的。有的红卫兵娃娃看了我的档案,听了介绍我的案情,特别好奇,偏偏争着要军宣队、工宣队、院革委会派他们参加对我在重庆的历史进行调查。可是每次调查回来,我的情况恰如我过去的自传中讲的,专案组提出的疑问一个个地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但军宣队、工宣队、院革委会还是怕漏掉了大鱼(大叛徒、大特务),又专门先后三批派出调查人员,排除了学院内部的人,每次出发前都专门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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