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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听了很感动也很感慨，一个艺术家对于艺术之都的景仰，绝对是出自内心的。另一方面，董伯伯一定非常希望利用这次机会，可以去卢浮宫欣赏那些多年来心仪已久的世界名画。就像一个顶尖的武林高手，多么想看看前辈们的神仙般飘逸的足迹。如果董伯伯有这次机会，他一定会在艺术上有许多收获和碰撞，再创辉煌。他是一个悟性高、分析力强，有才干又肯辛勤钻研的油画巨匠，这个机会应该给他。那个时代，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会和法国建交，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不能让它擦肩而过。但是，当时文化部和外贸部的领导对这个代表团的想法，和董希文先生大相径庭。最后拍板的时候，代表团主要成员当然是有关方面的领导，然后才是我爸爸当总设计师，还有贸促会的工作人员，展览工作室的人员，同行的只有一位艺术家，这是北京市的花鸟画家王雪涛先生。
估计他们觉得去巴黎和西方接触就应该有一个代表民族的中国画画家，所以，董希文先生就失去了这个机会。这些决定的确不是我爸的管辖范围，他的确是无能为力的。我也为董伯伯不能前去而惋惜，本来我以为爸爸可以安排的，后来我渐渐明白，我那个英雄的爸爸，在一定的范围还可以，在另一个范围，他只能受到别人的安排。这是以后我才渐渐明白的。爸爸从巴黎回来，一下洋气了许多。爸爸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注意仪表的人，他从巴黎带回来的衣服，和从苏联、东欧带回来的衣服，大不相同。特别是他带回来的故事，更让我们兴奋。〖〗刚从巴黎回来的爸爸他给我们讲：当年在国内的许多有才能的同行，现在还在巴黎画画的人还真不少。他们虽然得到了在巴黎自由创作的机会，但是生活多数都十分艰难。他们的处境和我爸爸、妈妈当年在上海、南京的时候差不多。
多数海外艺术家依然在生存问题上苦不堪言，他举了常玉为例：说常先生画得非常好，但是经济非常窘迫，他到常先生家去做过客，那真是艺术大都会中的清贫一族。潘玉良已经到法国这么多年，也还是一个清苦的艺术家。但他们都乐天知命。爸爸也给他们传了话，希望他们回国看看，如果喜欢可以留下来为新中国的美术发展，共同努力。这番话似乎主要是说给张大千听的，但是张大千的经济条件还是不错的，他早就有底儿了。从浙江美院去法国的赵无极先生，可以说是这些人里仅有的在法国已经站住脚的，他已经是进入法国当代主流艺术的大师了。
第五部分第十八章 春光明媚（2）
这些人在四九年以后是第一次见到中国来的官方的又是艺术的代表团，他们百感交集无须赘言。他们兴奋、他们高兴、他们沉思、他们感慨、他们畅谈，无论他们如何选择，都不会影响他们见到故乡来了同行的愉快。他们一起吃饭，一起喝酒，一起欢笑。我看他们当年的照片，每个人都笑得和孩子一样。
我仔细看爸爸讲的这些人物，潘玉良这把年纪还剪个整齐刘海儿的娃娃头，瞪着那么大得吓人的眼睛，那么厚的嘴唇，真把我震晕了，爸爸说：人不可貌相，她可真是艺术的性情中人。
张大千当时飘逸的胡子还是黑色的，我想大概他比较像唐伯虎的好友祝枝山。一九五六年爸爸在巴黎宴请旅法中国艺术家，右二为潘玉良，右四为张大千
爸爸还告诉我，赵无极很慎重，很低调，开来的车子，黑黑的、笨笨的一点不打眼，只有内行的人才知道，这是好车，也是最结实、最安全的车。
当然爸爸也告诉我他们去法国作家协会主席维尔高尔家里做客，他就是著名的长篇小说《海的沉默》的作者。但是，在法国没人给他们工资，这样有名的作家还是要干别的工作养活自己。他和太太在家里用丝网漏印的方式复制高档艺术作品，编号出售。他们参观了这老两口的作坊，对他们这把年纪还这么勤奋地生活，不知该佩服还是该惋惜。
听到这里，我想，要是在中国，这样的作家，国家早就养起来了，让他专心创作，那将会为高贵的文学，夺回来多少时间。后来，我又糊涂了，中国当时国家养起了那么多的作家，但是，结果到底出了多少可以传流下来的作品？不行，不能细想，那样会把脑仁子想坏的。当然，最让爸爸激动的是他去拜访毕加索。
你想当年在延安的窑洞里，爸爸就在黄土墙上贴了一张毕加索的女人头像作品，如果是现在，没什么稀奇，连孩子都可以给你讲一大堆关于毕加索的传闻轶事，可那是战争年代，可那是整风年代。我爸这一大怪，居然在五十年代阴错阳差到了巴黎，居然有机会去拜访毕加索本人，毕加索居然欣然同意。
说实在的，我爸当年要不是瞬间的冲动，决定去延安，就绝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机会，毕加索知道你是老几？他欣然同意决不是因为知道我爸爸，而是因为他是新中国来的画家，他的背景就是那个正在悄然兴起的东方大国，那就是他的底蕴。
爸爸和毕加索（摄于一九五六年）爸爸当然很清楚这一点，代表中国文化界赠送给毕加索一本齐白石的画册，还有我爸爸自己的画和王雪涛先生的画。
毕加索回赠给代表团他自己的画册，同时也特别回赠给我爸爸本人一本他的画册。他要我爸爸把名字的中文写法写给他看，然后拿起彩笔在画册的扉页写道：送给张仃，“张仃”两个字他还成心用不同的颜色以中文写成。他笑着说：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写中文。他又用彩笔在同一页，画下了他那著名的吹喇叭带犄角的小鬼。我爸爸非常高兴，展开自己送给他的那幅水墨山水画，对他说：欢迎你来中国做客，中国的艺术你一定会喜欢。他回答说：我年纪大了，虽然我一直希望去中国，就怕到了中国我又要再次否定自己，再决定画起中国画了。说完哈哈大笑。
当然，他的话你不可太认真，他就是人生游戏，或者游戏人生。
我看到爸爸带回来的照片中，有许多是毕加索和爸爸开玩笑的照片，一会儿是他戴上了卓别林式的胡子，一会儿是给我爸爸戴上了个大鼻子，就连王雪涛先生都像孩子一样，戴上了假胡子，他们仨一起合影。
可见，不管是哪儿的艺术家，只要他还在艺术中，那他就还是大孩子。
我爸爸的这个故事，一定比我讲的还要丰富百倍，他讲的一定比我风趣。当年他讲自己的童年故事，就迷住了诗人徐迟。徐迟说：太精彩了，你怎么不写啊？爸爸说：我是画画的，陈布文是写东西的。将来让她来写。我说姜先生的许多回忆散文都是浓缩了许多历史典故的珍品，当然人的记忆难免有小小的出入。比如五六年的《万象》创刊号的作者，至少据我所知，张光宇、华君武、叶浅予还有我爸都万幸就没有被打成“右派”，并非像姜先生以为的“仅有曹禺一人得以保全”。
那是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北京的文艺界热烈迎接这后来被称之为“文艺界早春天气”的时期。毛泽东的原始讲话，和后来正式发表的文件有许多不同。总之，我爸爸他们都为那篇划时代的文件，兴高采烈，忘乎所以。
大概我爸和我干爸都认为，新的时代来临了。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就意味着过去铁与血的革命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那么，艺术家可以开始自己的美梦了，当战士的日子结束了，终于走到实现当年向往革命的初衷了。
他们兴致勃勃地聊到深夜，我睡了一觉之后，他们大概酒过八巡了，三个人开始回忆当年延安的难忘日子。他们不是回忆当年的风采，而是回忆一九四三年的抢救运动。我听见他们的声音，他们不知道我醒来了。
他们那时候真是被整得够呛，现在以过来人的心情，可以幽那时的恐怖一默。
他们哈哈大笑，居然那个年代会发生这样荒唐的事情，那时是多么的荒诞。可能他们忘记了北京的一句俏皮话：耗子拉秤砣——大头儿在后头呢！我听干爹朱老丹和我爸我妈，一边喝酒，一边讲这些陈年旧事。讲他自己当时怎么也被关起来了，就在那个时候他就决定了，一定要赶紧向我干妈求婚，要不喜酒还没喝，就不知为什么光荣了。这辈子就太不值了。人们说枪子儿不长眼，况且还不知道从哪儿飞出来的呢。哈哈。在他的笑声中，我又渐渐睡去了……那时候是这么多年他们心情最快乐的年头儿，我爸一高兴就画了一幅彩色漫画《孙悟空跳出老君炉》，他们觉得自己在革命的烈火中，已经磨练够了，如今社会进入理想境界了，应该跳出老君炉，做个真正的自由艺术家了。
看来他们还是笑得太早。
第五部分第十九章 大雅宝周边（1）
好在艾青伯伯对我很和气，见了我就大笑起来，说：哈，你长大了样子还可以嘛。在延安的时候，他说话又幽默又刻薄。我们大雅宝的孩子们本来的活动地点主要在大雅宝一带，偶尔远涉北总布胡同、孝贤碑胡同一带。
我去北总布胡同是因为那里有我朋友的家，那就是艾端午家。他爸爸就是和我爸当年在苏州反省院的难友，艾青先生。他当时是一位著名的诗人，爸爸对他的诗非常推崇。
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同班同学王瑞芳的爸爸调到重庆去了。当时，我们俩是学校里的铁哥们儿。我就写了一首诗：
我的朋友王瑞芳，
告别北京去了嘉陵江。
嘉陵江上一片雾，
遮住他我眼前路。
尽管我们见不到，
心中的感情山高水长也挡不住。
我在班上一念，立马轰动，大家开玩笑叫我小诗人。我不免就得意洋洋，回家就把这个故事告诉我的父母。
等我一本正经把自己的这首“诗”读完以后，妈妈说：孩子，你还不懂什么是诗。我本以为会得到他们的夸奖，没想到就这么当头一棒。
爸爸居然在那么忙的时候，有一天，专门找出一个厚厚的本子，那个本子里都是用细细的麻线装订起来的薄薄的淡黄色毛边纸，封面是用浅灰色的细帆布制成的。
他告诉我，这是在延安时代，他自己做的笔记本。里面都是他和妈妈自己抄写的最喜欢的诗。他轻轻翻开快成古董的本子，给我找出来艾青的一首诗，轻声读给我听。那诗讲述一位小号兵，每当他在吹响嘹亮的小号的时候，可能声音里融入了淡淡的血丝。当他被子弹射中以后，他倒在地上。可是在他锃亮的号身上，映照出冲锋的战友，和招展的胜利旗帜。
我明白了，这才是诗。诗就是另一种童话。
他们那个本子里，还有普希金的、希克梅特的诗等等。
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好像那时候爸爸又出国了，妈妈就拿出这个本子，轻声读诗给我听。我每次首先点的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