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64-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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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4-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 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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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上了著名油画《开国大典》,后来又从这幅画上消失了。    
    这里有一幅画,一幅油画。    
    这幅画题为《开国大典》。作者董希文。作于1953年秋。    
    据说,这幅画完成的时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很想看看。商量的结果是,请江丰、董希文将《开国大典》连同精选的徐悲鸿、齐白石的作品,布置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的大厅里。    
    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抽出时间,兴致勃勃地观赏了这些作品。    
    一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来到怀仁堂后面的大厅,大家的兴趣集中在这幅《开国大典》上。    
    “画得很像。”大家都说。    
    “画得很好。”毛泽东紧握着董希文的手说。毛泽东意犹未尽,继续评论着董希文的这幅油画:“是大国,是中国。我们的油画拿到国际间去,别人是比不过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为了对艺术家的劳动表示感谢,毛泽东招呼摄影记者侯波,为大家合影留念。    
    后面还有一幅画,也是油画。标题也是《开国大典》,作者也是董希文,只是没有标明创作时间。    
    再仔细看看,这幅画同前面那一幅有没有什么不同?看看站在毛泽东后面的一群领导人,第一排从左到右数一数:    
    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    
    回过头去再看看前面那一幅,张澜的左面却多了一个人,一个留背头、戴眼镜、穿深色衣服、个子高高的人。    
    这个人是谁呢?    
    高岗。    
    这就是说,董希文第一次创作《开国大典》,画面上有高岗。    
    后来,高岗却从这幅名画上消失了。    
    1993年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    
    就在毛泽东100周年诞辰的前两天,1993年12月24日,首都一家报纸,在头版通栏的位置,发表了没有标明创作时间的《开国大典》,也就是没有高岗的《开国大典》;第二天,12月2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四版的头条位置,发表了1953年创作的《开国大典》,也就是有高岗的《开国大典》。    
    这件事可能没有什么人注意到,几乎微不足道。    
    这件微不足道的、极平常的事情,却有着极不寻常的意味。    
    三十多年前的1962年,有一个“利用小说反党”的重大案件,现在的年轻人,有的可能知道,有的可能不知道了。    
    这个案件,就是作家李建彤写了一部题为《刘志丹》的小说。小说中有个人物叫罗炎。罗炎给照金苏区送信,而高岗,在陕北闹革命时,就曾给照金苏区送过信。就为这,当时康生一伙人就认定“小说中的‘罗炎’就是高岗”,写了高岗就是替高岗翻案,替高岗翻案就是反党。康生于是编出一条“毛主席语录”:“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由这部所谓的“反党小说”,牵牵连连,拉扯出一个“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贾拓夫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死,又拉出一个马文瑞同志,凑成“习、马、刘反党集团”,最后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甚至干脆统称之曰“西北反党集团”。就因为《刘志丹》小说一案,打击了几千名干部,再加上牵扯进去的文艺界、出版界的干部,以及陕甘宁老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上万人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黑爪牙。    
    搅得如此昏天黑地的一场闹剧,不过就因为一部小说中一个人物给苏区送信的行动,有些像高岗。    
    1993年12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1953年创作的《开国大典》原作,高岗的形象又赫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这件事偏偏谁都没有在意。    
    中国毕竟是开放了。    
    人们的思想也毕竟是解放了。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也毕竟是恢复了。历史就是历史,有谁就有谁,没谁就没谁,是谁就是谁。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政治稳定了,社会安定了。    
    中国的神经,再也不那么脆弱了。    
    那么,高岗究竟为什么从一幅名画上消失了呢?


两个人物——高岗、饶漱石其人(一)王明“左”倾机会主义(1)

    20世纪30年代初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膨胀到了陕北根据地,红军“肃反”运动中,刘志丹、高岗等主要负责人被逮捕,几十人被杀。1935年秋,党中央到达陕北后,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高岗,陕西横山县人,贫苦农民家庭出身。陕北民歌唱的“横山上下来了游击队”,就是那个横山。    
    高岗生于1905年。他死于何年,怎么死的,后面自有交代。    
    1926年,高岗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他才21岁。    
    1927年,高岗在西北地方部队从事兵运工作,为瓦解敌军、壮大革命武装而努力。    
    1933年,28岁的高岗,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42师政治委员。    
    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高岗为委员,同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同年9月,任第15军团政治部主任。    
    1936年,高岗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员。这一年,他才31岁。    
    抗日战争时期,高岗先后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边区参政议会议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代理政治委员。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高岗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这时,高岗才40岁。    
    解放战争时期,高岗先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人民政府主席。    
    1949年9月,高岗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这一年,高岗44岁。    
    1935年秋天以前,高岗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做出了贡献,立下了功劳。陕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唯一没有丧失的根据地。    
    1935年9月,中央红军长征到了甘肃境内,仍然不知道有陕北这块根据地。    
    9月19日,聂荣臻同志和林彪进驻哈达铺,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那上面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聂荣臻说: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他赶紧派骑兵通讯员把这张报纸送给了毛泽东。    
    第四天,毛泽东在红军团以上干部会上说:“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最后,毛泽东告诉大家,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根据地只不过七八百里了。    
    中央红军向陕北根据地兼程前进。    
    得到这个消息,蒋介石大为震惊。蒋介石一直害怕中央红军同其他红军汇合。现在眼看着中央红军要同陕北红军汇合了,这是他最害怕的。    
    蒋介石一面十万火急部署对中央红军继续围追堵截,一面调兵遣将,发动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徐海东为军团长、刘志丹为副军团长、高岗为政治部主任的红十五军团,积极部署战斗,准备粉碎敌人的“围剿”。劳山战役,一举歼灭敌军一一○师近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全部,约3700人,击毙师长何中立。    
    但是,“围剿”尚未粉碎,我军不得不部署新的战役。    
    恰恰在这时,陕北根据地发生了错误的肃反事件,这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恶性膨胀的结果。陕甘晋省委,在劳山战役开始时,就确定要“肃反”。劳山战役后的第三天,省委的信送到十五军团。信中说:后方已经逮捕了几个人,根据他们的口供,揭发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刘景范等很多高级干部,都是右派反革命,并在准备更大的阴谋活动。省委指令:在前方立即逮捕刘志丹、高岗等人。正在十五军团有关负责人犹豫之际,省委又来信强调:“刘、高等右派反革命问题,省委已有严密的考虑和决定,不日将派×××来前方传达,并协同解决。”    
    局势已无可挽回,刘志丹、高岗等一批高级干部即遭逮捕。    
    此次“肃反”中,错杀了90余人。    
    在外部,蒋介石的“围剿”没有粉碎;在内部,一大批革命干部被逮捕、遭杀害。    
    陕北,全国范围内仅存的这块红色根据地,陷入了极端严重的危机!    
    1935年10月19日傍晚,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完成了长征,到达吴起镇。红军一进吴起镇,看见一间窑洞门口挂着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子,觉得真是到了家了。


两个人物——高岗、饶漱石其人(一)王明“左”倾机会主义(2)

    毛泽东到达吴起镇,就听当地干部和群众反映:陕北的肃反有问题。毛泽东当时就提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他还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很高,懂得很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    
    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郭洪涛(陕甘晋省委副书记)、聂洪钧(西北军委主席)的汇报。当他们汇报到肃反的时候,毛泽东立即命令:    
    “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刀下留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中央很快决定,由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张云逸、郭洪涛五人负责审查陕北肃反案件。随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负责人听取五人小组的汇报。毛泽东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释放。    
    毛泽东的指示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    
    11月底,中央组织部召开平反大会。会上,宣布刘志丹、高岗等无罪,立即释放,同时宣布对戴季英、聂洪钧的处分决定。戴季英不服气,周恩来说:“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陕北革命根据地,位于西北边远地区,经济文化落后,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周围的反动势力相对薄弱。在蒋介石剿共的“赌桌”上,陕北不是首要的、甚至不是重要的“赌注”。当时党中央的“左”倾路线,传达到这里,既困难,又缓慢。由于这些原因,陕北这块红色区域才得以存活下来。    
    陕北根据地的开创者们,能立足于本地区的实际,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在根据地内外实行的一套政策,都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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