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说的是一般性问题，我在底下说一说特殊性问题。
在这次四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提议的方针，大家充分开展了自我批评，对报告和决议草案中所提出的破坏党的团结的危险状况已给了严肃的原则批判，并一致要求犯这种严重错误的同志迅速彻底改正，不要错上加错。
我现在先对犯下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严重错误的同志提一些意见。他们的初步检讨是值得欢迎的，但应该指出：还不完全，还不深刻。我们希望他们能诚恳坦率地继续反省，来满足大家对他们迅速彻底改正错误的要求。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以为犯这种错误的同志应该端正自己检讨错误的态度。根据我自己的经验，首先，应该依靠党。
其次，应该求教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两次会议（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评高岗、饶漱石（6）
第三，应该努力反省。自己做错的事，自己总是知道的。有些话，有些事，一时想不起来，多回忆几次，重要的总会记起来的，同志们也可以帮助对出来的。自己反省，一定要用党的尺度来衡量，并且要准备经过一个认识、斗争和痛苦的过程。属于思想觉悟方面，可能因为认识的关系，一个时候将“是”当成“非”，或者挖得不深，等到认识进步了，自然允许修正或者改变。这在我们检讨当中是常有的事。可是，若属于思想本质的问题，则不能容许把有当成无，把黑的当成白的，抵赖和造谣是资产阶级思想本质的反映，不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思想本质。没有想通的可以等待，但事实俱在，人证俱全，就不应该否认。
第四，应该靠同志们的帮助。共产党人是靠集体生活的，一个人如果平常批评不得，或者不将心事告人，这个人的短处或弱点就很难在平时得到补救。这种人不犯错误则已，一犯就会摔大跤，犯大错误，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恰恰就是这种情况。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如果欢迎同志们的帮助，就要承受得起同志们的彻底的尖锐的批评，要认识只有这样的同志才是良师益友。推动和鼓励是需要的，掩饰和隐瞒是有害的。经过同志们的帮助，揭露出更多的错误，在政治上会更加健康起来，而不是更加衰弱。应该欢迎同志们开刀治病，不应该仇恨医生。
周恩来发言结束后，进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决议》的表决。
当《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一致通过”的时候，春笋般林立的手臂中，也有高岗的一只手臂。但是，高岗觉得自己的这只手，好像是被一种浪涛浮力托上来的，那么机械，那么僵硬。这时的高岗，脑子里尽是周恩来发言中的那些名词、那些短语，什么“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野心家”、“个人主义的反党活动”、“暗中挑拨”、“非法活动”、“把有当成无，把黑的当成白的”、“抵赖和造谣”、“赖掉一些，隐瞒一些”、“还不完全，还不深刻”、“继续反省”、“见不得人”、“拿不到桌面上来”，等等，等等，像是一大盘韭菜炒豆芽，乱糟糟搅作一团了。
高岗用了最大的克制力在克制自己，镇定自己。你是高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你还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你还是东北局书记，你还是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也就是“高主席”。你千万不能失态。你还有朋友，你还有希望。这就是堤坝。堤坝后面是汹涌激荡的一腔热血。千万得守住这堤坝。一点蚁穴都不能有，任何一种一念之差，都会成为一种蚁穴，足以使大坝顷刻倾塌的蚁穴。稍一不慎，局面将不可收拾。
这不可收拾的局面，终于有一天来到了。
两次会议（二）高岗掏出手枪，迅速对准自己的头部……（1）
在50年代，中国共产党内的重要会议，一般是不公开举行的，如果有必要发表新闻，也只有到会议结束以后的某个时间。七届四中全会，2月10日就闭幕了。2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和学习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文件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向干部和党员认真传达并组织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决议》三个文件。到了2月18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才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公报》，同时发表题为《增强党的团结是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根本保证》的社论。就全社会来说，只有这时，人们才知道这次会议的消息。
中共中央召开四中全会，目的是就高、饶事件，向全党敲起警钟，对高、饶本人，则是指出他们错误的严重性，希望他们沉痛反省，悬崖勒马，停止一切坏的想法和做法，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继续为党工作。采取的方针是治病救人，等待觉悟。如果高、饶能作深刻自我批评，切切实实痛改前非，事情的结局会完全是另一种样子。
然而，高岗、饶漱石在四中全会上的“检查”，一个虚晃一枪，一个不痛不痒。刘少奇、周恩来当然很不满意，便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如实报告。刘少奇、周恩来很快得到毛泽东的答复：“公开揭露！”
中央书记处迅速决定，2月中旬，分头召开两个座谈会，一个是高岗问题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一个是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这些同志大都是东北和华东两个大区的在京干部和调京干部，中央各部同高岗、饶漱石有关的干部。
这两个座谈会的主旨，主要是揭发和核实有关高岗、饶漱石所犯错误的事实和材料，高、饶本人，也可以在会上进行交代和作自我批评。
饶漱石在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上作了一次自我批评。饶漱石承认自己没有经过整风锻炼，承认自己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承认自己不老实，承认自己作风恶劣，将对敌斗争中的某些手段用到党内来进行政治投机，承认自己的错误本质上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某些具体事件上发展到了个人野心家的地步。饶漱石虽然承认了一些错误，但仍不诚恳，不愿意挖掘自己思想的本质。如对黄花塘事件和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职务两个问题，虽然承认了一些东西，但保留较多；对从上海调北京休养的问题，承认自己有怀疑，曾对中央进行试探，但仍多方辩解，掩饰自己对中央的不满情绪，也不愿意挖掘思想根源。尤其是对1953年两个会议期间，直接反对刘少奇、周恩来，参与高岗分裂党的活动这个主要关节问题，实行抵赖。
饶漱石是这样。高岗又如何呢？
座谈会召开的前一天，高岗收到《东北日报》一位同志的来信。这封信中，那“尊敬的高主席”的称呼，那亲切、崇敬到无以复加的问候的话语，那对于曾经几次见到高岗的情景的追述，触动高岗回忆起在东北时的那段灿烂辉煌的岁月。那时候，《东北日报》第一版上，一年之中要出现多少次高岗的名字和照片！各条生产战线重要生产任务的完成，几乎都要给高岗上书、报喜。人们称他“高主席”，“亲爱的高岗主席”、“敬爱的高岗主席”；什么“在您的领导下”，“在您的英明领导和伟大的号召下”；什么“高岗主席的号召，就是对我们工人阶级的考验”；什么“我们向您保证”，“我们向您宣誓”……高岗多半要给这些“上书”复信的。于是《高岗主席复信勉励》、《高岗主席复信嘉勉》之类的标题，时有出现。办公桌上批示文件，电话机旁下达指令，检阅台上挥手答礼，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餐厅宴会，舞厅舞会，恭敬的体态，谄媚的笑脸，鲜花、掌声、美酒、女人，生杀予夺的权力，声色犬马的享受……从今以后，这一切都将云散烟消，成为永恒的怀念了！
高岗置身于这个座谈会，思绪却萦回在过去的岁月。大家发言中的一件件、一桩桩事实和材料，像是一刀一刀地戳着他的心，像是一锤一锤敲碎他的过去和他的将来，像是在他高大而辉煌的形象上一笔一笔地涂抹着肮脏。
你高岗不是说毛泽东已经不相信刘少奇而最相信你吗？你高岗不是说毛泽东一离开北京就不放心，只有你在北京他才放心吗？有人称你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你不是那么乐不可支、以“战友”自居吗？现在是怎么了？你究竟算个什么？
从“九天之上”跌到“九地之下”，这个落差实在是太快了，实在是太大了。高岗不仅在精神上受不了，肉体上也受不了。他的脑袋要崩裂了，他的心脏要爆炸了。
高岗觉得血的热浪，一阵一阵涌上耳根。
1954年2月17日，高岗问题座谈会召开的第三天。
这一天，高岗照常早上8点起床。吃罢早饭，他交办各种公务，把身边的人都打发出去了。
大约9点多钟，高岗来到值班室，问值班员：“就你一个人值班？走，到院子里散散步。”
高岗一边散步，一边向值班员东问西问，问生活情况，家庭情况，问学习情况，打靶情况，然后又问值班员手枪的性能，并且说：“把枪给我看看，我有好长时间没摸枪了。”
两次会议（二）高岗掏出手枪，迅速对准自己的头部……（2）
“枪不能给首长，这是有规定的。”值班员说。因为高岗最近心神不宁，尤其是这几天精神状态异常，高岗家人多次提醒大家注意，提高警惕。
“看看有什么关系，拿来！”高岗把手伸了过去，样子有些不耐烦。值班员只好取出子弹和子弹夹，将空枪给了高岗。
高岗把枪拿在手上，一边端详着，一边又问这问那，最后说：“今天下午练练打靶，枪就留在我这里，把子弹夹也给我。”
值班员一听就急了：“不行不行，首长，这是不允许的！不能给你！”
高岗的脸一下子拉长了，阴沉地说：“亏你是个老卫士！怎么，连我也不信任了吗？！”
值班员坚决地说：“不行，这是有规定的，不能给你，首长！我要负责！”
“你怕什么？由我负责，不要你负责！拿来！”高岗一边断然地说，一边从值班员手中夺过了子弹夹和子弹。
值班员半是无奈、半是哀求地说：“首长，可要当心啊！要注意安全。”
高岗带着手枪上了二楼。值班员目送高岗上楼，转身到值班室给卫士长打电话报告情况。
卫士长说，要想办法把枪要回来，大家都要提高警惕，高岗身边时刻不能离人。
高岗的秘书、家人、卫士、通讯员，好几个人走马灯似地在楼上楼下转，高岗打发走了这几个，马上又来了那几个。
高岗叫一个秘书到他办公室去，把他刚才封好的几封信，交给机要通讯员，马上送出去。
大家又忙乎开了：有人去取信，有人去找机要通讯员，自然，高岗身边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