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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示出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呈现出一种“哑铃”趋势，一头是财富，另一头是贫困，中间是没有长大的中间阶层。加上基尼系数超过04的警戒线、接近05，扩大的贫富差距使得中国社会积累着严重的不稳定因素。
全球最大投资银行之一美林集团与凯捷资讯刚刚联合发布的《2004年世界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内地的富裕人数比2002年增长了12％，人数达236万人，总财富达到9690亿美元，成为亚洲地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百万富翁聚集地。
对着这份报告，一位经济学家惊叹道：“中国富豪们在十几年内便能积累数亿元的财富，这在世界资本史上都不多见。”
7月30日，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病逝。董辅礽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提出的关于再生产数量关系的数字模型，被誉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勇敢地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的论点，并发出“政企分开”和“政社分开”的历史性呼吁，当时石破天惊。后来全国人大会议修改过的“宪法”把“政社分开”的观点吸纳进去。董辅礽生前是研究中国民营经济的资深经济学家，力主发展民营经济，最早站出来为“温州模式”辩护，被称为“中国民营经济的辩护人”。逝世前三个月，重病中的董辅礽写下了论述修养操行的封笔文章《守身为大》，“理论工作者是否敢于坚持真理；坚持改革的方向；就是能否坚持学术节操的考验；让我们大家都记住‘守身为大’。”
青年经济学者赵晓把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学家划分为“四代”：薛暮桥、顾准、孙冶方、于光远等属第一代；吴敬琏、董辅礽、厉以宁等属第二代；林毅夫、杨小凯、张维迎、周其仁、樊纲等为第三代；包括他本人在内的青年经济学者则是第四代。他说，第一代称得上凤毛麟角，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第二代现在寥若晨星；第三代群星灿烂，如日中天；第四代则是批量生产，正在崛起。第一代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反思，并提出商品经济；第二代建构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大框架。第三代人数众多，他们参与改革发展的具体设计和运作，通过各种途径影响着国家决策，一些学者已在理论上取得突破，在国际学界也很有影响，正以研究成果不断校正着中国经济的航向；一些人走上了决策者岗位，实践着中国的经济改革。“如果说前三代是站在市场之外或边缘在指点的话，第四代则彻底融入市场中”，赵晓说，由于市场的需求，各学府、研究机构在批量生产着第四代经济学人。他们成为金融、证券市场以及政府部门等的具体操作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难以再出现吴敬琏、董辅礽这样的“大师”了。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改革先行者、当代中国重量级的经济学家，人们的评价却出现了严重分歧。多数的网民不顾董辅礽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做出的贡献，而单纯将他骂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源自此前的“股市论争”，一些网民基于社会分配不公，而对经济学家群体产生怀疑。这说明，社会公众的争议，已经在改革“现行”的要求中，将焦点集中到对一些具体的现行改革方案设计者的质疑。而这，正是随后发生的中国改革第三次大争论的社会心理背景。
郎咸平：台湾——香港——大陆（1）
郎咸平
“那时候，军官一般都带一箱子的黄金、白银，但我爸爸却仅带着一箱青岛啤酒，而且在船上就喝完了。”在许多场合，郎咸平这样回忆父亲。
郎咸平的父亲是一个山东籍的老兵，新中国解放前夕到了台湾。在波涛汹涌的海上，郎咸平的父亲花两块大洋买了一张床位，下船后又花了一块大洋买了一串香蕉，从此便身无分文。凭着勤奋、多才，他42岁就升任空军少将，但因刚直不阿、敢怒敢言得罪了不少上司，播下了日后提前退休的种子。郎咸平回忆说，小时候父亲很骄傲地对他说：“别人问我这一辈子最骄傲的是什么，那就是你爸爸从来没带着你妈妈到别人家去磕头、送礼……”当时，他觉得父亲非常伟大。郎咸平的母亲是台湾化学界的名师。“妈妈很爱我，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人，我从来没看见我妈妈哭过。”郎咸平这样描述自己的母亲。
少年郎咸平似乎有点平庸。从小学开始，每一次考试、升学、就业都仿佛是他难以逾越的坎儿。“实在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30岁之前的郎咸平多次被逼到八面临风的绝境。在他编写的系列丛书封面“不落俗套”中，他这样自我介绍：“小学四年级即因成绩太差分到不升学班。初二又因同样原因分配到‘放牛班’学木工。”100分的初中数学考试他曾经仅得7分，初中差点没能毕业。“高一下来，数学不及格，物理也不及格。我们老师说，郎咸平呀，我看你还是念文科算了。”郎咸平善于炮轰也喜欢自嘲，那段并不如意的童年往事，常常被他在各种场合信手拈来，当做花絮博听众一笑，或者成为他传奇人生的一个小小注脚。
“我当时是个混混，很自卑。”这是郎咸平当年心事的真实写照。为了对抗那些欺负他的高年级同学，甚至跑去拜了八步螳螂拳嫡传弟子为师，混迹台北最热闹的西门町街，打遍全校无敌手，号称“西门町之虎”。他高中毕业勉强考上东海大学经济系，又因不想考微积分，只好转到金融系。从此以后，他似乎找到了最适合他吃的一碗饭……之后就是一连串的奇迹：考上了号称“经济学家摇篮”的台湾大学经济学研究所。
20多年后，当他在大陆最负盛名的清华大学演讲时，有学生问他的信仰是什么？郎咸平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讲述了自己心目中的英雄——
“我心目中的值得我信仰的英雄就是你们以前在中学课本中念过的，叫林觉民，他写了一封信，叫做《与妻书》。他的太太叫意映，第一句话是‘意映卿卿如晤’，我用普通话讲给你们听。他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他在上战场的前一天给他太太写了一封信。他说，为了给你写这一封信，我哭了十几次下不了笔。你可能要怪我，怪我为什么能够抛妻弃子去上战场，死在战场上。各位同学要理解，一个男人要离开他最心爱的女人，而且这个最心爱的女人还怀着他的孩子，那是多么的艰难。但是林觉民说，我今天上战场去送死的目的，是希望天下有情人能像我们一样继续恩爱下去，因此必须要有人跨出第一步，而这第一步就是今天我林觉民的赴死。
最后，他说了一句话，当我死了之后，有一个愿望。如果你怀的孩子是女儿，我希望她像你一样温婉贤淑；如果是儿子的话，我希望他像我一样当个学者，仅此而已。林觉民第二天慷慨就义，战死沙场。69年之后，我考上了台湾大学经济研究所念研究生。有一天，有一位老先生来给我们上演讲，这位老先生是文化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的名字叫做林瑕藩，他的爸爸就是林觉民。上帝怜悯这位革命志士的最后一点对于国家民族的情怀，让他完成了遗愿。各位同学，我们国家是不是需要这样的人，我期待你们和我一样，成为这样的人，好吗？”
但是，毕业后郎咸平的人生之路仍然不平坦。1983年，已为人父的郎咸平在台湾一边做记者，一边申请留学。后来，郎咸平以戏谑的口吻描述当年的心态：“在我当时并不想出国留学的，当兵退伍下来就想过过小日子，就是上床老婆孩子，下床鞋子袜子的日子，准备了此残生了。当时我的教授说‘郎咸平，你这个水平不行呀。你也不要出国了，你就到银行找个事儿干算了。’所以我就找了10多家银行，但没有一家要我的。万般无奈之下，只有申请出国留学了。很不幸， GRE考了1640，TOFEL经过两次努力，考了550。我申请了7所美国大学，有6家不要我，只有1家要我，那就是沃顿商学院”。那个时候，台湾消息闭塞，很少人知道沃顿。“不是说笑，我到了沃顿后才知道这所学校原来大名鼎鼎。”
“为什么他们会收我这个笨蛋呢？因为我当时报的那个商业经济系才开办一年，那一年全世界招生10个，可就只报了7个。我一辈子不觉得我聪明，但是我很用功。”他母亲把家里的两幢房子中的一幢卖了，才为郎咸平凑够了学费。
郎咸平横渡太平洋，从此人生开始了转机。沃顿商学院是全美最为著名的商学院之一，1986年，郎咸平只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就在沃顿拿下博士学位，据说他是沃顿商学院有史以来获得博士学位最快的人之一。毕业后，他获沃顿商学院财务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讲师执教一年。此后他先后执教于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纽约大学。1989年开始对公司财务的研究比较进入状态。从1997年以后，开始将研究重心转移至亚洲公司财务金融课题。他曾于1998…2001年在世界银行担任公司治理顾问，致力于研究公司治理以及保护小股民权益的课题。
郎咸平在学术上开始崭露头角。在美国期间，他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逐步奠定了自己在该领域的学术地位。他的破产论文在1990年全世界发表的金融财务学论文中排名全世界第一。在全世界论文引用率最高的28篇公司财务论文中，郎教授的论文就占了2篇。“我是研究公司治理这一问题的国际权威，也是迄今为止亚洲在这个领域取得国际层面认同的第一人。”作为学术成果得到世界一流商学院和权威财经杂志的普遍认可，郎这么形容自己。根据社会科学引用率计算，郎咸平论文的总引用率位于全世界经济学家的第122名，以著作数目平均则排名302名，以著作和年数平均，排名386名。要知道，全世界有60万职业的经济学者，而其中能够排在1000名之内的，都是被同行和业界认可的著名学术权威。
郎咸平：台湾——香港——大陆（2）
郎咸平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达到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学术地位。正当他舒舒服服地当着他的教授时，朋友对他的一席话点醒他这个梦中人：“你在美国，大约有二三十位专家和你有一样的造诣，但在亚洲乃至欧洲，关于公司财务研究，你郎咸平可能是第一人。”
有时候，一句话可能改写一个人的一生。郎咸平的这位朋友可能就是这样的人。
1994年，郎咸平挥手告别了学习、生活近10年的美国。一些批评他的人说郎此后“辗转流离，去过英国、新加坡，最后由香港转道来到了信息相对闭塞的大陆”。
郎咸平将落脚点定在了香港。当时，香港有两所大学对他非常感兴趣，郎咸平最终选择了香港中文大学。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但是香港这个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政治地位，为郎咸平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地关注着内地发展变化的平台。郎咸平对政治风向的敏感度同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