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静先是想办法从外婆手里拿回外公的安眠药，完成了主席交代的任务。随后，外婆就和她谈起往事，从和毛主席在井冈山结婚，到延安的家庭风波，从在苏联的苦难生活，到回国后的种种遭遇，几乎无所不说，而且越说越兴奋，越兴奋越说，思想情绪处于高度的亢奋之中，整整地说了一夜。
外婆非常留恋在瑞金中央苏区的那段时光。外公“靠边站”了，外婆闹过一次大病。外公殷勤地照顾她，而且大事小事都跟她聊。经历磨难后两人的感情反而更深了。何况还有可爱的儿子毛毛给他们带来快乐。
长征后离开瑞金到延安，担任党内更重要领导职务的外公更忙了。延安虽小，但充满感召力，中外有识之士纷至沓来，还来了很多洋学生。外婆整天不知道外公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他做些什么。回家之后很少像从前那样，大事小事都说说。作为女人，没有比这更令人烦躁的了。外婆苦恼极了。
外婆说：有些事情我看不惯，火气就特别大。我认为他变了，和井冈山、瑞金那个毛泽东不一样，于是就经常跟他吵。起初他不理我，后来就干脆搬到另外一个窑洞去住了。他要是陪我吵，跟我吵，我会好受些，而采取这种态度我就伤心透了。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我认为他对我淡漠了，疏远了……
第二部分１９５９年，相会庐山（5）
外婆开始认真思考起来：自己哪一点不如那些洋学生呢？１６岁革命，１７岁做领导工作，不到１８岁便挎枪上火线，她们比不了。只有一件比她们差，就是文化低些。可这是可以学习的呀，那时外婆２８岁，她还年轻啊。
外婆的打算本是去有国内最先进医院的上海做手术，取出弹片。然而“八•；一三”日本攻打上海的炮火使她不得不改变主意。正巧有人刚从苏联回国，外婆打听了一下，就决定到苏联，一是治伤，二是学习，三是调养一下身子――多年戎马生涯让她落下一身的病痛，何况自己生孩子都生怕了。
外婆告诉水静：在苏联听说主席重新结婚了，她始终将信将疑。外婆认为自己和主席是炮火中结成的患难夫妻，一直是同甘共苦的，她坚信主席是爱她的。到达苏联之后，主席还打了电报催她回去，怎么会变呢？她对他的爱更是坚贞不移的，正因为爱他，永远拥有他，才离开他去苏联的。没想到事情变成这样！
外婆向水静诉说了一夜。兴奋的她没有注意到：水静已经坚持不住，打起了瞌睡――自从接到外公任务，她已经几天几夜没睡好了。屋子里只有外婆一个人在床上坐着，回忆着，感叹着，直到月亮隐去，东方发亮。
外婆已经盘算好了，明天再见到外公，一定把自己要求工作的事好好谈一谈。还有许多许多，几夜也说不完的话题。她期待着第二次见面。第二天到了，外婆却被水静送下了山，再没能与外公见上一面。当然这是外公的安排。
事后，曾志急切地找到外公，询问相会的情况。外公再次低沉地说：不行了，她脑子坏了，答非所问。这是出乎曾志意料的。她不相信这是真的。
值得一提的是：与外婆相会后，心情怅然的外公酬谢为此出力的女同志，又在美庐请她们吃过一次饭，水静当然包括在内。那天上午，忙于庐山会议会务的她刚想休息一下，带孩子上街买东西，就被告知有急事：一八○来电话，毛主席找你……外公见到曾志、朱旦华和水静后，笑着说：今天请三位吃饭便饭，不要客气。
所谓便饭，上了六个盘子：红烧五花肉、油煎小鱼之外，就是庐山上的一些特产青菜。外公陪三位夫人喝了一杯茅台酒，还轮番为客人夹菜，始终非常客气。水静记得饭后大家又坐了一会儿，外公和曾志谈起了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往事，还和自己拉了一些家常。水静不记得外公提过庐山相会的事，大家都把它默默放在心里，三位女同志几十年后才讲出来，外公１９５９年后则再没提过。＇注９＇
这顿饭让水静吃得好不疑惑，原来主席请客竟是这个样子？卫士长不知道外公请客的原因，不过他告诉水静，今天确实是主席请客，平时只有四个碟子，其中两个放的是辣椒和霉豆腐。一次水静还听外公吃饭时若有所思地说过：这比井冈山强多了，也比延安时期好多了。过去节约是敌人逼的，现在就要靠自觉了。
说起外公在井冈山和延安初期的饮食，没有人比外婆更清楚了。饮食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外公一生坚持朴素的饮食观，不也是他心中难忘过去岁月，难忘过去战友包括外婆的一个体现吗？
外公喜欢手书古诗词，其中多首是李商隐的作品。这首《锦瑟》写的似乎就是我的外公外婆。或许我们可以把庐山相会看作外公送给外婆５０岁的礼物。只是这份礼来得太急，太重，后果是无论送礼者和收礼者都想不到的。在下山后的日子里，外婆茶饭不思，全身心沉浸在对以往“华年”的追忆中，病情危殆――她几乎化为一架“锦瑟”，用心灵弹奏着哀婉忧伤的旋律。
庐山会议期间，６６岁的外公还默写了白居易的《琵琶行》，但没有写出“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这六句４２个字。美庐一层现已辟为展览室，展出了该手书复制件。解说员称对这六句脱漏，民间有多种说法。“与贺子珍有关？”，不知我身份的解说员对这一提问笑而不答。
在老同志的指点下，我找到了据说是外婆１９５９年一上庐山时住过的那栋楼。然而，这座位于莲谷路上的别墅已经被岁月无情改变，成了多户人家住的“大杂楼”。由于事先打过招呼，一位女士特意赶来介绍情况。她说：此楼曾是俄国舞厅，现在则是单位宿舍。
尽管历史上如此传奇的两个夜晚都发生在这里，但这栋楼是我在庐山所见别墅中变化最大、境遇最差的一栋。楼前散落着几块从它身上拆下来的大块条石，满眼是水泥白灰墙面和防盗门。几株苍翠的古松虽然成了灯杆和晾衣杆，但仍然坚定地守卫在楼前。另外几株已经枯死了，枝杈仍然不屈地伸向天际。
对于１９５９年的毛贺庐山相会，妈妈当时一无所知。已经准备好做新娘子的她，正在北京焦急地等待外公履行他许下的承诺：“娇娃，你的婚事，一定等我开会回来再办噢！”
外公是６月底上山的。７月２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７月９日，毛贺相会；７月１４日，彭德怀上书；８月２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妈妈这才知道外公一时半会回不来了，她告诉我说自己一直等，一直等，“后来（山上）吵架了，（外公）拖到８月底才回来”。
８月２３日，前一天刚从庐山回到北京的外公在中南海的家里为妈妈主持了婚礼，来宾有外婆长征时的战友蔡畅和邓颖超。长女出嫁了，作为父亲，外公了却一大心事。
外公三上庐山（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１年、１９７０年），外婆四上庐山（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６年），庐山与两位老人家有着不解之缘。在庐山我见到了曾接待过我外公和外婆的老同志，和他们连谈了两个晚上。
庐山的老同志彭毓炎处长是当年的招待所所长，他清楚地记得１９６０年外婆在庐山看望林彪的情况：“你外婆后三次来，都是我负责接待。每天我都要去问候她，安排一些相关事情。她从我这里知道林彪上山来了，便要求前去看望。”
“我陪她到“１８０”（美庐）。当时美庐是庐山最好的房子，中央来了人都住那儿。后来才有芦林一号，是主席专用的。林彪到楼门口迎接，两人握手，你外婆就问：小林呐，你什么时候来的呀？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听到这里，建力大哥感慨道：那个年代还叫林彪“小林”的，恐怕也只有你外婆一个人了。其实，外婆（１９０９年生）比林彪（１９０７年生）还小两岁。
第二部分１９５９年，相会庐山（6）
外婆在江西的护士卢泮云阿姨则记得林彪全家多次来南昌外婆寓所拜访的情况。少言寡语，罕与人交的林彪能够主动登门拜访早已远离政坛风云的外婆，每次还能聊上半个小时，现在想来，实在有些难为他了。除了顾念战友旧情，恐怕找不出其它解释。据说，能“享受”同等待遇的，惟有永远的“老总”朱德。即使拜见外公，林彪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就事论事，不含串门性质的。
此外，在外婆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中，陈毅、曾志、康克清也到南昌看望过外婆。朱老总（朱德）、彭老总（彭德怀）则在上海看望过外婆。
说到“彭老总”，彭处长扬起寿眉，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发，给我讲起当年一个真实的故事：
“说起来还有个笑话哩。我是５９年到庐山交际处的，手下管着几个人。当时年轻人开玩笑，叫我“彭总”，还起了外号叫“彭霸天”。《洪湖赤卫队》里不有个彭霸天么。”
“１９５９年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彭德怀、贺龙，还有几位领导，都是去食堂统一吃饭，别墅是不起伙的。当时就是这么个条件，没有那么多厨师呀，也没有液化气，都是烧煤。”
“有天中午吃完饭，我急着往“２１４”少奇那里跑（注：彭处长时任刘少奇的生活管理员），后面有个小年轻，姓李的，我们一起搞接待工作的，就喊我：彭总，等等我呀！咱们一起走啊。这时候，彭德怀也吃完饭出来。当时可能已经写了信，心情不好，一个人走。听见以后，他就回了下头，看是谁叫他。”
“哎呀，把我搞得，那个害臊呀！后来，我就骂他：乱喊什么呀！人家才是真彭总，我算个什么呀……哎呀，真是好笑！后来，他也当了牯岭饭店的经理了。我们见了面，提起这事就笑。”
这是不是彭德怀最后一次听到有人叫“彭总”，不得而知。就在庐山上，从井冈山时期起闻名政坛的彭老总从此消失，倒是彭处长一直留在庐山接待处，迎来送往了无数贵宾，记下了数不清的掌故。
１９６１年为外公服务过两个月，１９６６年为外婆服务过两天的夏龙英奶奶，也向我讲起外婆的一件往事：
“你外婆个子高，皮肤很白，漂亮，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文革”已经开始了，大概是秋天九、十月份吧。大家都要游行，不游也不行啊。本来，我都陪她在“５４１”那里散步，不到人多的地方来。可那天不知怎么，就散到现在“１６２”这个地方来了。“
“正这时候，游行队伍过来了。那年头游行，不都举着主席像吗？她看见了，对着画像，手靠着胸前那么一指，说了四个字：“这是老毛。”那意思好像是说：怎么把老毛弄到街上来了？“
显然，“老毛”和“小林”、“老彭”（彭德怀）、“小陈”（陈毅）以及“老总”（朱德）这些亲切的称呼，都是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叫起来的。从中央苏区时期高层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