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厌烦。刚才他说的这些，不是和不久以前报纸二版上发表的一篇经验一模一样么？
……
但是她并不讨厌马文元。这个外表十分冷静、甚至有些枯燥的人，倒比较能够
理解人，愿意帮助人。他还有一个长处，就是肯听人说话——是真正的倾听，仔细
地，认真地听。
黄佳英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每次要把心里跳动不已的话吐出来，她就忍不住要
站起来。她把两只手插在外衣的口袋里，在地上来回踱了几步，在马文元面前站住
了，漆黑的眼睛里充满了忧愁：
“我有些苦恼。……”
马文元听见她说话声音发颤，他准备听下去。
黄佳英激动地说：
“贾王矿的工人不肯开会，我是参加了的。但是，事前我也对矿上的两个负责
同志提过意见，他说考虑考虑，可是一直没有下文。后来，我是有些着急。我认为
工人们不愿开会是对的。我鼓励了团委干部，我跟工人说过这么作对。要是我错了，
告诉我，我就承认。可是我实在不知道有什么别的办法好想。对这样的事情能够忍
耐吗？矿上的工人住的离矿很远。早晨两点多钟就得起来，走十几里路。到了矿上，
井上开个会，到井下还得开个会。六点钟上班，干到下三点。从下边掌子里走到井
口上，又是好几里路。够累的了罢？不行，不能回家——还得开会。常常一开开到
晚上六七点钟。再走回家，又是十几里地，就是九点多钟了。工人们说，像这样一
天睡四个钟头觉，已经好几年了。
“太累了，开会就有很多人睡觉。有的人抽烟，睡着了，烟头落在棉裤上，烧
破了布，烧透了棉花，还不知道，直到烧了肉，才醒过来。
“省委说了多少次，报纸喊了多少次，要减少会议。说是说，喊是喊，会还是
照旧开。一般下级干部也陪着开，他们有个想法：反正多开几个会也死不了人，开
罢。可工人受不了啊。在这种情形下，除了没意思的会不去开，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呢？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怕。这么办，那些会议迷自然得考虑减少一些会议。会
少了，工人就不会不参加了。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光是会多。你看看这都是些什么会，就明白了。随便一点
芝麻大的事，也要层层布置，反复讨论，再三动员，组织保证。还不要说那些先党
内、后团内，先干部、后群众的一套额外的附加会议，一个党员工人常常为一件事
得开七、八次会。从一九五二年起，工人们就说开这种会比干活还累，宁肯加班也
不受这个罪。没话也得挤话，要百分之百发言啊。……
“你说，这是个什么问题？
“有人说，这也是群众路线。表面看来，似乎是，有事和大家商量嘛。可你仔
细看看，就不是那么回事。这不仅不是什么群众路线，分明是不相信群众，认为不
开会就不能解决问题。而开会所说的一套呢，又都是一般化的大道理，群众不爱听，
记不住，就认为会还开得不够，就还要开。却没有一个会是叫群众给领导上提意见，
叫群众谈谈自己的要求的。
要是肯听群众的意见，也早就不开这种会了。
“基本建设部门里，情况更糟。本来是因为开会太多，工人们太疲劳，又耽误
了时间，所以完不成任务。一完不成任务，又反而以为是宣传教育工作作得不够，
就又开会。
“这叫什么？叫群众路线？这么一来，群众的积极性就发挥出来了？……”
起初，马文元心想，这不过是一次平常的谈话，黄佳英说说她的苦闷，他安慰
她几句，也就完了。也许，她打算把反对会议多的问题谈谈，顺便解释一下自己在
贾王矿的行动。
原来都不是。她刚刚讲了几分钟，他就开始被吸引住了。他的心跟着她的思想
往前走。她讲的并不都是十分新鲜的事，可是经她这一讲，他刚才说过的关于会议
问题的那一套意见就黯然失色了，就忘得干干净净了。也许，不过是因为她的语气
和表情里带着那么激动的感情？……这姑娘站在窗前，睛睛直视着远处。她生气呢！
一生气，好像眼睛、眉毛都变得更黑了。
黄佳英想了一下，又继续讲下去：
“当工人们最大的愿望是躺下来睡几天大觉的时候，还怎么可能学习？还怎么
可能研究改进生产？而且这并不是在打仗的时候，没有任何理由需要他们牺牲睡眠
的时间……”
现在是黄佳英坐了下来，马文元在地上走来走去了。在这个办公室里，他还很
少这么快、这么激动不安地踱来踱去过呢。黄佳英说到最后这几句话的时候，马文
元停了下来，紧皱着眉头直瞅着她，又不像瞅着她。他在想。
黄佳英怕他在怀疑自己这些话，赶忙补充说：
“你是不是以为我说得太片面了？当然不是到处都这样……”
见他不应声，她又在他身上找到另一个假设的论敌，对自己笑着说：
“我把情况说得太阴暗了是不是？这样的问题拖了几年，有时候好一些，可是
过了不久又恢复了老样子，老是不能彻底克服。怎能不叫人着急？……”
马文元还不作声，使劲摇了几下头，意思是说，他不是这个意思。接着，又在
屋里走起来。
黄佳英喝了口水——这时她才发觉这是她今天进嘴的头一口水——又接着说，
语气更缓和了，声音也比刚才低了一些：
“一些人累得难受，另一些人又闲得难受。我调查过，咱们这个省凡是大一点
的工程和工厂，没有不积压一些人的。学了五、六年徒的徒工，闲了一、二年的大
学毕业生，干了二、三年杂工的技术工人……这些人加在一起，是能够作好多事情
的。可是哪个单位都不肯放。宁肯把人放在仓库里封存几年，也不叫走。全国今年
需要增加钳工百分之四十，而我们这省就闲着几百个钳工。……现在劳动力一吃紧，
就更不肯放了。这些人就是积极性再高，又朝哪儿使呀？”
外面打铃了。黄佳英站了起来：
“前天我收到一个读者的信，说他的工作问题最近好不容易解决了，说从此他
靠近了党。你看他说得多么严重！
……”
马文元还是一句话也没说。他有些激动，但是他暂时还不愿意发表意见。他以
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可能比黄佳英所了解的还要复杂。可黄佳英知道她的话
他都听进去了，他会考虑这些意见的，过些时候，他也会同意这些意见的。想到这
里，她觉得心里轻松多了。
走到街上，她回过头来看了看马文元办公室的窗子。他还站在那儿，不去吃午
饭……
四
马文元是一个小职员的儿子。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全部财产，就是一个知
识分子书生气的正直。他参加革命不算太早。他走的是一条笔直的路。一九四九年
欢庆全国解放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跟九年前入党宣誓那天一样年轻。
解放给马文元带来的变化之一，就是他脱离了具体的地下工作，在党市委宣传
部作了几年科长。起初，他在办公室里坐不下去，下了班却又不想放下工作——他
不习惯于按时上下班地办公。可是，毕竟再也没有敌人的威胁迫害了，再也不必为
吃穿奔忙了。
在党委机关工作，对于别的人是一个最好的锻炼的机会，可是对于马文元却是
另外一种情况。科里的五名科员不能闲着，要他去使用。层层汇报要他去听。部长
要求他的是报告，下面要求他的是指示。完成这种任务的办法本是各种各样的。
要达到完美的境地是够一个人用毕生的精力从事的。而马文元，由于过去一直
作白区地下党的工作，跟上级从来只是发生单线的关系，没有过过严格的集体的组
织生活，对党的各种政策学习得也很不够，也没有作过多少领导工作；当然，以马
文元的文化程度，如果他从现在起好好地去学习，去多接触一些群众斗争，他还是
会很快地赶上去的。但是，他却不知不觉地选择了最简单的一种工作办法：承上启
下，把部长的指示变成自己的指示，又把科员的报告变成自己的报告。
本来，这种工作岗位，要求他经常保持紧张的战斗的姿态，饱满的政治热情和
强烈的生活兴趣。马文元呢，却慢慢失去了这些东西。他学会了使用自己手下的五
名科员，在办公室里越坐越稳了。他也常常因此受到来自上面和下面的批评。这些
批评对于别的人是一种鞭策，是一种最具体的帮助。
马文元也对自己的这些缺点感到惭愧，但又总是找一些客观原因来原谅自己，
例如工作忙呀，任务重呀，甚至还因为自己作了不少工作而觉得别人不体谅自己，
因此有些委屈情绪。
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最可怕的情况之一，我们通常名之为“疲塌”的东西，在马
文元的生活里开始了。
不是没有扭转这种状况的机会。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
运动和继之而来的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一个政治工作者可以从
广大群众的慷慨激昂的革命激情和翻天覆地的斗争里，汲取多少生动的思想与力量
啊！有多少人在这些运动里突飞猛进啊！但马文元在这里又选择了一条最轻便的道
路。在尖锐复杂、变幻多端的斗争里，他所得到的是最一般、最抽象的东西。他已
经掌握了他自己称之为“规律”的一些概念和公式，把任何复杂的现象归纳到这里
面，或者把它们套在任何事件上，自以为都能应付自如。这种作法不是那么容易识
破的，因为每个条文下面都有几个具体例子，肯思想的上级会亲自去分析与玩味这
些事实，帮助他进行修改，而遇着另一种上级，看见条文也就满足了。
于是，生活里五光十色的事件，不过是马文元自以为早已洞悉的生活规律的插
图，人们的喜怒哀乐都离不开“阶级立场”、“人生观”与“思想作风”这三条法
则。假如前两年，马文元还要从“情况”里寻找或猜测一些什么，现在，只要他看
上一眼，生动的图景上就立即出现了字幕。马文元能够这样处理的东西越多，也就
对更广阔的生活领域失去了兴趣。
就在这时候，马文元从党委机关跨进了报社的大门。说实在话，他自己确实曾
经希望趁着这次工作的变换，来变换一下自己的老一套作风。他也并不是完全满意
自己那老一套的呀！一九五三年的夏天，他负起报社工业组组长的责任。上班的第
一天早晨，一位女编辑就送来一抱来稿，说三个小时以内就要决定发什么，不发什
么。从此就天天如此。
七月里可以说“业务不熟”，把事情轻轻地推给编辑；十二月，这话就不好出
口了。事情都那么具体，那么多又要求那么快！
从此，马文元就开始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这本可以是他的生活的一个转机：
想一想罢，同志，想想问题在哪里，赶紧努力吧，赶上时代的脚步吧！按你各方面
的条件说，你是可以赶上去的。
但这时总编辑陈立栋出来替他作了另外的安排。因为在他看来，马文元文字能
力强，作事细心，作风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