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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１９９６年８月２５日——十五年的婚姻今天走到了尽头。我从来都没想过要离婚，我一直梦想着美满的婚姻，梦想着查尔斯能够爱我支持我。尽管这一切都没有实现过，但我们毕竟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他们的父母都深爱着他们。我的一部分将永远爱着查尔斯，但是我多么希望他曾经照顾过我，曾经为我的工作感到骄傲。
这动荡的十五年，我要面对来自查尔斯的朋友和家人的羡慕、妒嫉、仇视——他们对我的误解是那样深。这是痛苦的，他们让我痛心不已。
我真想成为查尔斯最好的朋友，因为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他要做什么以及他这么做的动机。
① 墨林是英国中古传说中的大魔法师。
① 指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地区。
① 英国一个负责照顾无家可归者的慈善团体。
再见；王妃再见；王妃（1）
当“美女”和“野兽”向伦敦多米尼剧院起立的观众鞠躬的时候，我身边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那是１９９７年８月３０日，我最后一次放松的机会，我和家人去看了一场音乐剧。第二天王妃就要从巴黎回来了。她和多迪在里兹饭店的总统套房度过了这个即兴暑假的最后一个夜晚。
在老兵营，玛丽亚、弟弟格雷厄姆、他的妻子简恩和我坐在长沙发里，手捧着咖啡杯，回味着刚才的音乐剧中精彩的地方，这是王妃最喜欢的一部音乐剧。
我是第一个去睡的，准备７点钟回肯辛顿宫。我盼望着能够见到自打８月１５日便没见到过的王妃，听她说那些闲话。她有很多事情要告诉我。我们上回打电话的时候便说好了，秋季的反地雷行动也还有很多事情需要计划。
午夜刚过，电话响了起来。是露西娅·弗莱查·德·利马打来的，她显得很狂乱。她在华盛顿的家里接到白宫克林顿总统的礼宾司长梅尔·弗兰奇的电话，他告诉她有一场车祸，王妃也在其中。她已经看了ＣＮＮ①的报道。露西娅还没有王妃的新移动电话号码。我知道王妃到哪儿都不会离开她的移动电话的，因此我拨了她的移动电话，根本没想过她不会接。她一直都会接的电话拨通之后转到了自动应答服务。玛丽亚又煮了一些咖啡。我再拨了一次，再拨，我们都围坐在厨房的桌子旁边，我一遍一遍地拨打王妃的电话。
多年来，我一直对王妃说，如果她一旦遇到什么麻烦，就去公共卫生间，把自己锁在一个小间里，然后打电话给我。
现在，８月３０日，这个性命攸关的夜里，她出事了，有麻烦了。她的电话一直响着没人接，我感到万分无助。
我离开老兵营，跑过绿地，一路奔到王宫，跑进办公室。审计师迈克尔·吉宾斯、私人助理杰姬·艾伦、司机柯林·特伯特以及秘书乔·格林斯蒂德和简·哈里斯都在。每个人都神情紧张。有人泡了咖啡，迈克尔不停地抽着烟，用他私人办公室的电话和女王在巴尔莫勒尔堡的私人秘书保持着联络。杰姬和我坐在外面的公共办公室里。第一个电话是在凌晨００：３０打过来的，证实了露西娅·弗莱查·德·利马告诉我的事情：在巴黎出了一场车祸，但似乎并不严重。
不到一个小时，第二个电话打了过来。事情很严重。多迪死了。王妃受了伤，估计是手骨和盆骨骨折。我必须去巴黎，我想。她会需要我的。杰姬·艾伦开始为我和司机柯林订飞机票。之所以选择柯林和我同去是因为作为王室前保安，他做决定通常不大受情绪影响。所有英国航空公司在伦敦的办事处都关门了，所以机票都必须从它们在纽约的办事处预订。
４点钟的时候，迈克尔又拿起电话。杰姬走了进去。几分钟之后，出来了。她让我坐下来，一只手搭着我。“保罗，你要坚强一点。我很难过地告诉你，王妃去世了。”
一个小时以前，也就是凌晨３点钟的时候，王妃经抢救无效，已被宣布死亡。一股无形的力量向后打了我一下，让我喘不过气来。如果我叫的话，肯定会叫不出声。脑子里一片空白。刺痛。杰姬和我坐在那里失声痛哭。
我打电话回老兵营给玛丽亚，“王妃去世了。我要去巴黎。”机票订好了。我跑回家收拾了一点过夜的东西，然后又跑回８号和９号公寓。我穿过后门来到那个本等着她回来的家。里面寂静得让我吃惊。本来再过十二个小时，她的声音和格格的笑声就能回荡在这里的。我四周走了走，每一样东西都是她走的时候的样子。我来到她的桌前。桌上干净整齐：三个微型时钟静静地走着，显示着相同的时间；一个大口杯里面插着一打铅笔；一旁放着墨水瓶；自来水笔放在笔墨架上；一张纸上记着她的“词汇表”，上面是写信的时候可以用的好词汇。她从来都不允许自己犯拼写错误。
然后，我看到了我正在找的东西：特雷莎嬷嬷送给她的念珠，挂在微型大理石耶稣雕像上，旁边是两尊圣母雕像，一尊白色，一尊黄褐色，立在灯罩下面。我拿起念珠放进我的口袋。我走进梳妆室，来到镜子前的那张台子前面，那是王妃每天穿衣打扮的地方，是发型师为她做头发的地方。桌上有一个微型时钟，提醒她是不是迟到了；一些半空的瓶子，那是她喜欢的香水，爱马仕女士香水、娇兰的继承香水；潘婷定型水；一盒棉签；塑料架子上的几排唇膏。我从化妆台上拿了一支唇膏和一盒粉底，把它们放在一个有烫金字母Ｄ和宝冠标志的格莱斯顿皮包里，这个包是几年前为她特制的。我没拿衣服。我把窗帘都拉上，然后拿了王妃的珠宝首饰放到保险箱里。
我出去和柯林·特伯特会合。最后还有一件事情要做，因为我知道我们飞去巴黎的时候不能把这些最私人的空间——起居室、卧室、梳妆室——留在这里无人看守。这是她的世界。它必须得到保护。柯林·特伯特和我四周察看了一下，把门都关上，用厚厚的封箱带把它们封起来。我在上面贴上标签，然后签了名，防止有人进入，因为我担心在未来的二十四小时里会有人在这里进进出出。
柯林和我驱车前往希思罗机场，赶去巴黎的第一班航班。感谢上帝那时有他在，因为他知道贵宾舱的各种规则。在飞机上我几乎一句话都没说。我听到的全都是王妃的声音。最后一次通话、最后一次我看到她、她的笑声、她急于回家见到威廉和哈里的心情。
“她会是什么样子？我该如何应付？”
巴黎。她甚至没想过要去巴黎。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当我飞越英吉利海峡的时候，露西娅·弗莱查·德·利马正登上华盛顿飞往伦敦的第一班航班。
玛丽亚正在把孩子们叫醒。１２岁的亚历山大从我们在楼梯平台上的对话中知道了这个消息，他坐在床上，一句话也不说。９岁的尼克也知道了。他趴在床上，用枕头蒙着脑袋，伤心地哭了起来。“她本来要带我去水晶工厂的。她本来要带我去水晶工厂的。”
那个星期天，玛丽亚连穿衣服的时间都没有：电话不停地响。
我到巴黎去做王妃希望我做的事情。
再见；王妃再见；王妃（2）
脸色苍白的英国驻法大使迈克尔·杰先生和他的妻子西尔维亚在英国使馆接待了我们。喝完咖啡之后，我把杰夫人拉到一旁，“我担心王妃的寿衣会很难看，她会不喜欢的。”我说。
杰夫人很理解。“跟我来，我们想点办法。”她说。
她把我带到一个很大的房间，打开一个路易十六时期样式的衣柜。“如果这里有合适的你就拿去吧。”她说。
杰夫人迅速地翻过一个个衣架，并拉出一件七分长的黑色羊毛短裙，还带一个围巾领。“这件很好。”我说，我们还把一双黑色的鞋子放到了王妃的格莱斯顿提包里，衣服放在一个拎袋里。我们出发去离此不远的贝迪·萨拉佩提医院。当我们到达这个八十层高的医院门口的时候，清晨早些时候来看过王妃的杰夫人捏着我的手，“勇敢点。”她说。
我记得那潮湿闷热的环境和没有尽头的走廊，似乎整个医院都被撤空了。我们在三楼的地方走出电梯，来到一个人比较多的地方。医生都穿着罩衣四处走动，护士们跑来跑去，警察站在那里守卫。我们被带到一个小办公室。主任外科医生用不太流利的英语向我们表示了同情，并告诉我们王妃已经抢救不过来了。我们被领着走过另一个走廊，两边的房间都是空的。在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门口两边各站着一个警察。王妃就在这儿了，我想。
我们从警察面前经过，进入右边的隔壁房间，我们被介绍给一个罗马天主教的牧师克洛查德·伯苏耶神父和一个英国国教的牧师马丁·加佩尔大师。是克洛查德·伯苏耶神父做的临终祈祷，他告诉我他是如何给王妃涂上圣油的。我的思绪回到以前王妃和我去肯辛顿教堂大街的卡梅里特教堂点蜡烛，一起祈祷的时候。
在巴黎，柯林和我喝着咖啡，和神父们一起等候着。穿着白大褂的护士长比阿特丽斯·汉伯特走进房间。当时是１１点左右。她告诉我们可以去看看王妃，然后很快出来。
我说：“我不想让这件事变得像众人偷窥一样。我要知道有哪些人想进王妃的那个房间。”护士完全理解我担心王妃隐私被人看见的心情，她离开房间以确认指令得到遵守。
看王妃的时刻最后终于来了。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站起来的。汉伯特护士紧紧攥着我的手，柯林搀着我的胳膊。我们经过两个警官，他们都低着头。房门在微光中敞开着，光线从几乎紧闭的软百叶窗的叶片间透进来。一盏壁灯是室内惟一的照明。两个负责殡葬事宜的人像雕塑一样站在墙角，一男一女。房间里静悄悄的，只有大电扇发出呼呼的声音。
然后我看到了王妃。这个让我照顾了那么久的女人现在躺在那张床上，床头板紧靠着墙壁。一床白色的棉布被单盖到她的脖子。汉伯特护士和柯林支撑着我的重量，我靠在他们身上，想要转过脸，到她旁边去。
房间里的现实击倒了我，我抽泣了起来。我来到床边，希望她能睁开她大大的蓝眼睛，希望能看到她笑，希望她睡着。我眼前所看到的难以描述，也不便于进一步解释。但不管她看上去怎么样，我都想抱着她，就像我以前那样那么多次的抱着她。我想让事情变得好一点，就像我以前那么多次一样。电扇慢慢转动的时候，风从身上吹过：王妃的眼皮动了。我要怎样才能让这两只眼睛睁开？
我抬起头，看见房间里惟一的花是法国前总统瓦雷利·季斯卡·德斯坦和他夫人送来的两打玫瑰。房间里惟一使我坚强的就是王妃在我心里培养起来的精神信仰。她自从目睹了艾德里安·沃德·杰克逊的去世之后便不再惧怕死亡。“一个人死了之后，他的灵魂仍会在周围逗留一段时间。”很久以前我妈妈去世的时候我听她说过。这一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