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显得很高兴的样子，并且说：“今后多帮我联系些工程，中介费你多拿一点，我少拿一点。”李真说：“不用多给我了，给我一半就可以了。”就此制订了“游戏”规则。
李真为什么要给省国税局在北戴河建个培训中心呢？可以写到书面上的理由当然很多，但李真有自己的想法和用途，只是不好摆到桌面上来。
1996年夏，他到北戴河，住在国家税务总局培训中心，总是感到有诸多不方便，不自由。秦皇岛市副市长来看他，他就提出建一个培训中心的问题。副市长说，正好有一块空地，离京沈高速公路很近。
他回来就把建培训中心的想法跟当时的省国税局郑局长说了。郑局长就主持召开局长办公会研究。郑说这块地比较低洼，不适合搞建筑物。但李真说没关系，可以建。其他局长也都同意李真的意见。一般情况下，都是同意一把手的意见，但在省国税局有点特殊。
散会时李真安慰一把手说：“郑局长你就放心吧，这事我一定弄好。”当年11月份签订了施工合同。
下期光凭信用卡的问题，是无法对上对下交待的。根据群众举报，李真已经是全方位堕落了，那么多问题为什么就查不出来？是不是有意包庇？是不是因为背景复杂而不敢查了？
第五章
5 、大师没算对
12月份一开工，李真就催丙，说已经开工了，该兑现了。
这又是一个进步，先把好处费拿到手。
丙就让那边汇款，然后给了李真75万元。后来工程又追加了1000万元的造价，丙就陆续给李真增加钱，最后达到105 万元。
李真坚决而持久的对抗，对专案组是一个考验。
光凭信用卡的问题，是无法对上对下交待的。根据群众举报，李真已经是全方位堕落了，那么多问题为什么就查不出来？是不是有意包庇？是不是因为背景复杂而不敢查了？向群众交不了账。
向上边更交不了账。初步调查李真有严重问题才立了案，怎么专案组却不能把问题一项项地查清落实呢？那就反过来证明李真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就赶快放人吧！
能放吗？不能放。不放，又没有进展，这算怎么一回事？
专案组负责人、中央纪委六室副主任刘森在思考着，谋划着。他是“文革”前入学的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生，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计算精准，给善于杀伐决断的朱保成主任当副手，可谓黄金搭档，最佳人选。
但是，“计将安出？”一个多月过去了，李真就是什么也不说。
审讯人员都是从全国抽调来的精英，是“多国部队作战”，轮番上阵，却在李真这个顽固堡垒面前受阻。你说气人不气人！
那时陈晓颖还在外围执行任务，取个证，追个人什么的，没有机会到审讯核心中来。
李真倒比一开始放松多了。
他是个人物，专案组对他的审讯格外慎重。逼供信当然是不能搞的，其他方面也比较宽松，惟一可以紧镙丝扣的就是政策攻心。可是李真在这方面为了以防不测，提前搜集积累了许多经验，心术已定，软硬
不吃。
专案组的攻心战也不弱，大到过硬的道理，小到细微的人情，都跟他讲了，但就是穿不透他的心理屏障。
这个屏障很厚实。他不相信自己就这么完了。
他差一点就什么事也没有了，是的，只差一点，具体说就差一天。
本来3 月2 日他就要到北京参加会议去了，到了北京就进退自如有了回旋的余地，一切为应付突发事件而必备的各种证件、物品都放在了汽车的后备箱里。
但是3 月1 日下午，他接到通知，让他到省委大院去开会。
为了以防不测，坐的是那部后备箱里装有必备物品的汽车。
已成惊弓之鸟的李真，时刻做好了准备。
出发之前，他向熟人打过好几个电话，问是不是下午要开会，到底有没有这个会。
别人都说不知道。
他就有了警惕———噢，他一直是警惕着的，当时更高了，但仍然还是轻敌了，觉得还不至于吧，可能是个极小范围的会吧，他是经常享受这种待遇的。
开会的消息是午前11点多钟一位省领导打电话通知他的。由省领导亲自打电话通知，时间又这么紧，肯定是个小范围的高级会议，一般的人怎么能有资格参加呢？
的确没有资格参加，只有他有资格。
中央纪委的同志是前一天晚上赶到石家庄的，向省委宣布了“两规”李真的决定。
这个工作做得很隐密，除了省委主要领导知晓外，还有省检察院检察长侯磊知道。是侯磊为上边来的人安排的住处。
这个消息是绝对不能走漏的。在对阵双方都认为河北情况复杂的情况下，侯磊是最得上级信任的人之一。
他是个白面书生，笔杆子出身。先为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在全国开创了信息工作的先河，后又到保定任市委书记，政绩卓著，并著有《“一把手”论》，成为许多领导干部案头摆放的教材。1995年调任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廉洁从政，疾恶如仇，查办了许多大案要案。在不利的政治条件下，他讲究斗争策略，不把激烈写在脸上，善于打“堑壕战”。
如果说“黑脸”最突出的特点是刚直不阿，那么他这张白面书生的“白脸”最可取的则是谋略、胆识和智慧。
“白脸”，智慧的象征，并非奸佞者的专利。
检察官的身份加上善于跟腐败和黑恶势力周旋的本领，使侯磊成了李真的天敌。李真坐着轿车向省委大院驶去的时候，想到了侯磊，想到了来自侯磊方面的威胁。
他掏出手机给北京的一位懂易经的大师打电话，他问：“下午会不会出事？”要求大师立刻卜卦，立刻回答，已经到了关键时刻，粪箕子扣屁股上———等着使（屎）呢。
自从他知道中央纪委调查他的问题后，曾多次找这位大师算卦，预测吉凶。一次他问：“我会不会出事？”大师算后告诉他：“有牢狱之灾。”他又问：“牢狱之灾能不能躲过去？”大师问他：“你的对手是谁？”李真说：“侯磊。”大师算后说：“可能能躲过去。侯磊上面有贵人，你上面也有贵人。你上面的贵人比侯磊上面的贵人大，能躲过去。”
你有你的关门计，我有我的跳墙法。李真当时很得意。但是，真能逃过去吗？现在到了节骨眼儿上，必须请大师再敲定一下。过了一会儿，大师卜卦完毕，把电话打了过来，肯定地说：“下午没事。”
李真悬着的心落下了一半，驱车进了省委大院，先到别的省委领导的办公室打探了一下消息，见确实没有什么异变，才去了叫他“开会”的地方。
他一进门就笑着对通知他开会的省委负责同志说：“开什么会呀？”
省委负责同志严肃地说：“中央纪委的同志找你核实几个问题。”
巴掌大捂不过天来。贵人哪里去了？他的脸“唰”地一下白了。
第六章
6 、不愿当“0。5 ％”
经过了最初的一系列惊吓，他终于稳住了阵脚。他自以为树大根粗，铜帮铁底，凭着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里里外外的关系、势力和贵人，他一定能够躲过“牢狱之灾”。船破有帮，帮破有底，完不了！
如果就此完了，那可就太不公平了。
他认为腐败的并非他一人，他们没事，惟独我一个人有事吗？只要不说，只要不彻底暴露，就没有问题。他们没有问题，我也没有问题。这种虚假的局面必须维持下去。
他曾对一位记者说过：“我和部分有一定地位的人的子女交往时，看到他们吃、抽、穿、用极为奢豪，请客送礼非常大方，一出手就是好多钱，眼睛连眨都不眨。时间一长我知道了其中的秘密，他们这些钱多是依靠关系开公司、做生意，牟取暴利。对此，我既羡慕，又不平，我也握有一定的权力，需要一定层次的交往，既然他们能弄到钱，这样消费，我为何不能？”
推而想之，他们没事，我就应该有事吗？由此坚固了他的抗拒心理。
别人没有暴露，他暴露了。活该他倒霉。但那是一个群体，物伤其类，兔死狐悲。他希望有人来救他。他不交待问题才能救，交待了问题就不好救了。
其实部分人就是不说，都是心照不宣，谁不知道对方是腐败的，受贿2000元就算违纪，恐怕部分人十倍百倍千倍万倍的都不止吧？但有几个自动坦白出来了，自动交待出来了？还不是说的方的，行的圆的，不仅不坦白、不交待，还要大唱高调，说真方，卖假药。只有如此，部分人才能维持住局面。
少数腐败干部“台上讲慷慨正义之词，台下想升官发财之路，平时干肮脏龌龊的勾当。”李真这样概括说。
他还对一位记者说：“你看看，问问，认真了解一下，在今天，少数腐败干部有没有急民所急，忧党所忧？他们也不为国家的前途担忧！逢年过节，他们也都要到贫困县和国企慰问个别过不起节的农民和下岗职工，送这些人一袋面粉，或是100元钱，就激动地流泪。可他们哪里知道，我们有的干部回到宾馆，喝五粮液，吃鲍鱼，一顿花销的钱不知能让他们用几年。”
绝好的现身说法。
不过别人的环境都比较宽松，因为人家没有被圈起来——圈不了那么多。他被圈起来了，是一个不幸。但心理上的不平衡是消除不了的，所以要抗拒。
他还说过：“现在有一部分有问题的干部。我记得，1999年一家报纸刊出消息说，我国当年查处厅局级干部184 名，挽回经济损失47亿元，这个数仅占干部总数的0。5 ％。我记得当年全国居民储蓄是7000亿元，一位经济界人士曾给我算过一笔账，这里面将近有一半是灰色收入和不法收入，这还不算存在国外的钱，按这个数字算，你说有多少人有问题吧？如果按照收受2000元钱就给予党纪处分，收受5000元检察院就立案的话，部分干部肯定在这个面上，这是相当可怕的。”
他不想去充当那“0。5 ％”，还想同别人一样随大流。因为两者在捞取的钱财上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过多点少点罢了，但是在性质上却截然不同。一方是阶下囚，一方是座上客；一方是专政对象，一方是大权在握。这太不公平了。
专政对象的一方，正如他自己所述说的那样：“和被关押的地痞流氓等其他人犯没区别，要把监规背得烂熟，要喝难以下咽的菜汤，要睡20多个犯人挤在一起的大通铺。”
大权在握的一方，也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那般：“有了大权就有了一切，走到哪里都是鲜花、美酒、笑脸和恭维，当然更重要的是有了权力也就有了地位和金钱。”
他就是突然间从一方而转入另一方的。所以还要想办法转回去。否则一切都完了，只有死路一条。
“胡长清、成克杰一出事，我倒真有点害怕。”他说。
这是必然的，不害怕才怪，谁都怕掉脑袋。所以绝不能走到那一步，要死死地顶住，面疙瘩补锅——抵挡一阵儿是一阵儿。
“再说许多关系已铺好，还有什么过不了的火焰山？”他说。
有落网的鱼，也有破网的鱼。在网外面的鱼不是更多吗？为什么我就这么倒霉！
在玩“工程游戏”中，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