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苏维埃人们的思想控制使人们更加渴求知识，作为年轻学者最爱光顾的图书馆——列宁格勒图书馆，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自由思想的空间。
在有高高天花板的社会和经济阅览室里，几个年轻的书目编辑知道图书馆内的所有藏书，从用藏语写的书籍到所有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书目编辑们同情那些对禁书感兴趣的读者，一旦读者和他们建立信任关系，他们之间可以自由地交流任何事情。那些日子，读者称“列宁格勒图书馆”为“精灵聚集的地方”，这种说法不是指那些藏书，而是指聪明的书目编辑、图书馆管理人员和读者都聚在那里。他们静悄悄聚在一起阅读和小声争论，尤其是在吸烟室和有几张桌子的小餐厅。
克格勃侦察员和告密者也混杂在那些聚在一起讨论者中间，但没有人能明确地知道哪些是划了红线被禁止谈论的危险话题。这个政权已经向衰弱和病态方向发展，它那神话般的触角已经麻木，神经开始混乱。但仍然有某些不可预知的因素制约着人们不敢高声谈论。列宁格勒之所以著名，因为拥有一个警惕性很高的克格勃部门。一次，一名研究员到图书馆借阅几本禁书。他即被告知，图书馆中没有这几本藏书。过了一会儿，借书人带着书目编号又返回来！他知道；他要借的图书就在图书馆里，只不过是被藏起来罢了。随后，克格勃人员开始展开调查，调查他从哪儿弄到的那些书目编号？
尼娜？奥金格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她观察那些进出图书馆的人。她身材不高，披着长长的浓密的红褐色卷发，一双调皮的眼睛会闪烁出热情的光彩，还会在严肃的气氛里黯淡下来，她对每天到经济阅览室的各种各样的读者的情况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很容易就回想起每个人的脸和他们的图书证号。她记得在读者群中，有个身材高大、英俊的年轻人，长着引人注目的浅红色头发，总是阅读与政治和经济有关的书籍。他的名字叫阿纳托利？丘拜斯。
对于那个时期年轻好学的学者来说，丘拜斯和他那一代人对克格勃存有敌意，不是因其无所不在而需要戒备，而是因为他们必须注意自己在公开场合的谈话方式。这种谨慎的态度已经习惯成自然，成了第二天性。他们周围的每一个地方都证明了这个体制在慢慢衰弱，工业运转和经济形式逐渐变得紊乱，领导层腐化堕落，自我吹嘘成风，但是年轻的学者们一直只用低声议论并且使用暗语。执政者所谓“完美的生产体制”早已暗淡无光，就像列宁格勒市中心马拉特大街9号的列宁格勒工程经济学院的灰色外墙一样，年轻的教授丘拜斯就在这所学院执教。
在图书馆见过丘拜斯几面之后，奥金格也被分派到丘拜斯所在的学院工作。这不是她本人的选择，她本人不是党员，自认为是个自由思想家，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导致她在毕业后被党组织分配到死气沉沉的应用经济研究所工作。“经济研究所里都是些滑稽的人，”奥金格后来回忆当年时说，“对我来讲，仿佛一下陷入某种极端环境里，周围的人都是保守教条的意识形态专家！而我是一个进步的历史学家。”
阿纳托利·丘拜斯阿纳托利·丘拜斯（2）
这个学院有数以千计的苏维埃式的专家，据称都在解决勃列日涅夫时代悬而未决（没有解决）的众多问题，中心议题是：如何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在上千间小办公室里，布置着完全相同的浅色木头柜子，薄薄的窗帘，绿色塑料罩的台灯；教室中，黑板排成一条线，就着半杯茶水，苏联研究员们努力地寻找着“科学”地修复这台运转不佳的社会主义大机器的方法。研究员们恪尽职守地花了数年时间检查那些使苏联工业吱吱作响的齿轮，旨在找到推动它们前进、或者至少能阻止它们后退的办法。他们寻找一个“指导方针”、一条线索，指
望能使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2％，使钢铁生产量提高3％。每种产业，像机械制造业、煤矿开采业、农业、冶金业和其他十几种产业，都有自己的研究所，做相同的研究工作。成千上万的研究员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寻找其他方法，来衡量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在经济生活中，许多研究员们知道，至少在心里猜测，他们寻找的完美的“指导方针”的探索是徒劳的。
奥金格到研究所工作不久，就赶上每年都得参加的强制性的秋季劳动，到一个集体农庄采摘西红柿。整个研究所人员都被派往列宁格勒最东面的一个郊区，起伏不平的泥泞道路只有乘拖拉机才能通过。乡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受欢迎的短暂的放松，使人们暂时摆脱学院研究会的折磨和关于完善社会主义无休止的讨论。他们住在木制的临时工房里。白天，他们一起搬运笨重的木板条箱子，把摘下的西红柿从地里运出来，晚上他们唱歌、喝酒、聊天。新鲜的空气、疼痛和疲劳的肌肉，晒伤的肌肤、友谊的交流、浪漫的承诺，使他们变得精力充沛。
他们是轮班到农场工作的。奥金格很快就认出另一个组中的丘拜斯。他体态挺拔，相貌英俊，脸色在激动和生气时都会在瞬间变红。他给大家的印象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年轻人，一个有责任感的天生的领导。他是一个正派、严谨、充满自信的人。
回到学院，他继续进行“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研究”工作。据奥金格后来回忆，丘拜斯不是保守的经济学家，但他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如果说他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总是勤勉用功，是深受老教授喜爱的学者。他很早就被批准加入共产党，在学院中这也是很不寻常的。他用温和但不屈服的微笑就把追求他的有些轻浮的女生拒之门外，她们从他身边走开，并大声宣布：“他真是不可救药！”但是有朋友在周围时，他显得既有魅力又幽默。他喜欢爵士乐，但从没发现他听“性手枪乐队”和“艾利斯？古柏乐队”的音乐。他是一个相当正直的年轻人。
晚上，集体农庄里几乎没有吸引人的娱乐活动；乘坐拖拉机去最近的电影院需要几个小时，因此他们总是清谈到拂晓时分。在偏远的乡村，他们的谈话不再受克格勃人员的监视。1979年10月的一个晚上，丘拜斯同研究所来的两个朋友开始争论他们为完善社会主义工业所做的无休止的研究。一位叫格列高利？格拉兹科夫，他是个文静、善思的研究工业自动控制方面的专家；另一位是尤里？雅尔马加耶夫，是个感情用事的数学家，他灵感思维的涌现就像电焊工电焊时喷出的火花。雅尔马加耶夫是一个反苏维埃的激进分子，格拉兹科夫是头脑冷静的分析家，他对每一个想法都有评论，丘拜斯则是拥护现有体制的人。他当时24岁，两个朋友都比他大一岁。他们进行长时间辩论的那个晚上，改变了他们每个人的生活。
“那是个特殊的年代，”格拉兹科夫以后回忆道，“勃列日涅夫时代，社会发展有一个固定的生命周期。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当勃列日涅夫掌权的时候，经济蓬勃发展。到1975年的时候，经济发展开始走向衰落。那年，是体制开始崩溃的转折点。70年代末，这个体制彻底地衰败了。人们对现存苏维埃体制的寄托陷入了完全的怀疑和失望。任何有头脑的人更是既失望，又忧虑。1979年，政府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试图修补这个体制。”
阿纳托利·丘拜斯阿纳托利·丘拜斯（3）
尝试是从勃列日涅夫的一道命令开始的。然而，寻找使社会主义进步的“指导方针”的努力没有结果，并使研究者身陷泥沼。无望的经济匮乏开始加剧。工厂继续为消费者生产垃圾产品。所有在研究所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都被命令重新寻找提高社会主义工业生产的新方法。制定重新搜索计划的细则已经包含在勃列日涅夫的第695号行政令里。它是巨大的、厚厚的一本指导性文件。“试图让它成为指导一切事情的方针，”格拉兹科夫回忆道，“包括指导经济发展，提高工业生产水平，解放生产力和提高产品质量等各个方面。这就是社会主
义的终极目标，实际上，这个命令正是导致体制结束的开始。”
在集体农庄的那些晚上，这三个人聚在一起争论第695号行政令如何实行。
雅尔马加耶夫认为它注定会失败。他在工厂工作，他认为尽善尽美的社会主义工业的说法是荒谬的。“所有说法都是谎言。苏联根本就没有与社会主义经济配套的经济成分。每个人都有偷窃习惯。每样东西又有被盗窃的危险。”丘拜斯争辩道，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集体、个人都有利益。雅尔马加耶夫反驳道：“那我们就看看工厂领导吧。他就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想方设法让更多的钱流到自己的腰包里。”
丘拜斯自信、热心地为第695号行政令辩解。他渴望自己成为一个大工厂的领导，可以亲自去实践解决社会主义工业出现的问题。据格拉兹科夫回忆，丘拜斯是一个非常难对的雄辩者。丘拜斯指出，不要全盘否定工业企业，要把它们存在的问题分开，一步一步地解决。他曾说：“想像一下，如果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又解决了那个问题，进而解决了这些和那些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能不腾飞吗？”
20年后，当我就他们当年的争论问丘拜斯，他记得相当清楚。他回忆道：“我是第695号行政令的真正拥护者。”当雅尔马加耶夫抨击那个行政令时，丘拜斯觉得他的朋友太感情用事，和他们相比，丘拜斯理解这本巨著，他欣赏它的复杂性和深刻性，认为所有专业性的努力都写进去了。因此他也很生气，他当时对雅尔马加耶夫长篇激烈言论的看法是，“他怎么能说那些都是无用和没有意义的呢？”
格拉兹科夫也站在丘拜斯的对立面。但是他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在理论上说服丘拜斯，因为他的理论水平有限。“我只是直觉地感到，行政令里描述的蓝图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回忆道。他告诉丘拜斯，勃列日涅夫的行政令就像一台复杂的永动机。他们可以整夜探讨它的各种细节，关于那些飞轮、齿轮和滑轮。但是，雅尔马加耶夫认为，制造永动机是不可能的事。那是徒劳的探索！是没有结果的！
格拉兹科夫忽然想出一个相对简单的类似推理。勃列日涅夫的行政令就像一个巨大、复杂的飞船，他说，想像一下它机翼的复杂结构、飞船驾驶舱、连接整个飞船的硬件，都在第695号行政令的蓝图中描绘出来。这个精美绝伦的设计只有一个问题，雅尔马加耶夫说，那就是，它没有发动机。
从那天晚上开始，这三个朋友每晚都继续他们的争论，他们一回到列宁格勒，就决定为它做些具体工作。高声辩论是危险的，也是没用的。他们决定一起写一篇文章，试图揭示为什么寻找“指导方针”是徒劳的——为什么永动机不能运转。丘拜斯安排将这篇文章在一份不知名的杂志上发表。
他们相约在谁家的厨房见面，或是在丘拜斯居住的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