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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必然性的倒退，对于其机制起因于很短的因果链的性状是可能的，并且对一些如智力活动各方面的复杂性状则更有理由成为可能。要想尽量了解相关机制，重点是进行尽可能严格的观测活动，这可以确切说明在什么范围内改变环境能改变个体的命运。我们有两个主要的研究方向。
第五章 生物学与教育，智力及其媒介和发展对分开抚养的双生儿的研究
第一个方向是研究同一卵生分别抚养的双生儿：他们有相同的基因型，因此他们的差异行为只能是受到环境影响的结果。为了能够将他们的相似性归因于他们的生物实体，他们被抚养的环境必须有着强烈的反差，这种情况很少见。这方面的观察结果主要由英国心理学家塞瑞尔·伯特（Cyril Burt）提供，他死于1971年，享年83岁。而在他死后的几年之后的事实是：简言之，他的许多文章中的数据纯粹只是杜撰出来的。他确信智商也好，社会成功也好，都是由遗传所确定的，他制造了一些观察结果，虚构了共53对双生儿的研究对象。某些心理学家为了拯救伯特的基本结论，于是暗示说只有他最后阶段的实验结果令人怀疑，他的年纪太大是最后所犯错误的主因。衣阿华大学的杜夫曼杜夫曼（D。Dorfman），《塞瑞尔·伯特问题，新发现》，《科学》，1978年9月29日，1177～1186页。曾精心研究了伯特撰写的关于社会阶层形成智力差异的主要著作（《从社会职业等级看智力分布》）并由此得出结论：“毫无疑问，他捏造出他的数据。”作者甚至能复原伯特所用的方法，对他在文章中列举的伪造的观察结果进行统计处理以便达到他想要的那个结果。而这个他声称涉及4万对子女——父母的研究结果被用于无数的研究实验中，被许多的论文引用过。这个结论逐渐地并最终作为一个无可辩驳的科学数据被介绍（或许出于真心诚意地），而它却是一个骗局。
对分别抚养的双生儿的研究不应因此就被放弃；相关的严肃研究可能会提供一些宝贵信息。
明尼阿波利斯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在几年前开始进行一个对出生的头几个星期就被分开的成年双生儿的研究。20来位不同学科的专家对他们进行了仔细的研究。鉴于他们所持的谨慎态度，其结果将会是精确的，但是他们需要很长时间：目前的速度为每年研究10对左右的双生儿。 在1980年6月于耶路撒冷召开的关于双胎妊娠的大会上，这个研究小组报告了他们对14对双生儿研究所得的第一批观察结果，这些结果尤其表明双生儿动作上的明显相似性。第二个方向就是研究环境对每个人命运的影响，就是对那些被与其生物学意义上的父母的社会地位不同的父母所收养的孩子的研究。令人奇怪的是，早在1913年英国心理学家理查森（Richardson）就突出强调了这类研究的意义所在，而直到全国保健和医学研究所的一个小组刚刚公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之前，一直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研究。
全国保健和医学研究所对养子女的研究这是一个由全国保健和医学研究所的一个多学科小组所做的研究米歇尔·西弗（Michel Schiff）等人合著，《被干部收养的体力劳动者的孩子们》，全国人口研究所—法国大学出版社，巴黎，1981年。，小组包括研究人员、心理学家、医生和遗传学家。他们跟踪调查了35名出生于所谓最低社会职业阶层并在出生4个月左右被最高社会职业阶层的家庭收养的孩子的就学情况。他们将所得结果同39名与这些收养儿童有血缘关系由亲生父母养育的兄弟姐妹作对比，以及与对各个社会职业阶层家庭的子女所观察到的平均结果作比较。结论显然非常清楚：那35个被收养的孩子，他们的总体结果极其类似于抚养他们的高职业阶层家庭的平均水平，他们的成绩也远远超出那些生活在低层的兄弟姐妹。让我们牢记下面的数字：在他们10岁时，这35个孩子中有5名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学业失败（留级），但是只有一对双生儿遭到了严重失败（被分在“平行班”）；在他们的生活于亲生父母身边的39 名兄弟姐妹中，有24个孩子处于失败的情况，其中有12名孩子经受了严重失败。
很难不重视这些结果：它们清楚地意味着有将近1/3的低社会职业阶层、生活条件差的孩子不被接受进入我们的社会，原因不是由于我们被迫接受的生物劣势，而是因为他们所生活的环境。这不是某个人口学宣言，而是观察到的一个事实。它至少让我们想到，如果想得到真正的“机会平等”，我们仍需为我们的社会作更多的努力。
正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传统的“智力测验”结果解释了学业失败率的现象。在意识到计算出的平均值意义不确切的同时，让我们重新看看所得结果：35名被收养儿童的平均智商为108。7，他们的亲生兄弟姐妹的平均智商为94。6。再想到全国人口研究所对10万个孩子进行调查，得出干部家庭子女的平均智商为108。9，“非技术工人”家庭子女则为94。8。几乎完全吻合的结果不应给人以假象，不过我们的结论是，在这个研究中的被收养儿童的智商与那些出生并生长于相同环境的儿童的智商极为相似。
当然，观察对象相对有限，但是观察方法谨慎细致，这说明结果是确定的。从中得到的教训是：社会遗传，也就是亲子间的社会地位的传递的主要媒介为环境；环境起着相当强的影响，甚至足以掩盖住遗传差异带来的可能结果。
存在或变化
至于我们在本章开始时提出的关于教育问题的答案，科学只给了我们部分数据。主要课题与我们的绝对丰富的潜能及其可塑性有关。智力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数据，它永远在变化。
可惜，相反地，我们所用的语言的目的是将每个人局限于一个稳定的定义内。对着一个孩子，我们习惯于谈起他的“天分”；他的各种爱好被诠释为“天生搞文学”、“有音乐天赋”或“有数学天分”的证据。这个证明并不一定荒谬，可能被当事人后来的人生历程所证明，但是这些词语是在什么程度上与现实相符并符合怎样的现实呢？
所有的个体显然都极为不同，他们对各种智力活动的爱好和能力也有可能极为不同，但是，当我们肯定地说这是一种“天赋”时，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词典上说，“有天赋”就是“天生拥有”；谈到一种天赋时，我们承认这种天赋是自然造就的。自然最初赐予我们的唯一东西就是一整套基因，如果我们假定某个特性是我们具有的基因作用的直接结果，那么这个特性就是真正的“天赋”。至于某些智力缺陷机制，除了关于一些负面的“天赋”亦即某些精神痴呆症之外，这一论断几乎无法得到证实。
至今为止，尚无法确切地证明任何特殊的智能是基因作用的结果。最常提到的例子就是音乐，有时会举出音乐家巴赫的家族为例作为证明存在“音乐基因”的证据。不过，把一个可能的遗传影响与一个真实的环境影响分解开实在是件不可能的事情。
某些家族性的集中存在并不足以作为遗传起源的证据。直到现在，由于我们不可能对整个人类做实验（这不单是一个伦理问题；无论如何，由于一代人的生命时间较长，所以这些实验将会变得过长），所以我们只研究了少数几个通常是人格病理学方面的特征。我们看到，关于精神分裂症这方面的著作最多，得出清楚结论的难度是多么大。不过，根据专家们的看法，关于一个精神实体，它的定义是相对客观的。在研究一些诸如数学才能或音乐天赋的性状时，我们将会碰到怎样的困难啊！
阐明一个遗传机制需要在实验过程中做许多的观察工作，这些实验是根据精确的标准并针对一些严格确定的性状进行的。当问题涉及到智力活动时，这些条件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得到满足。因此，关于天赋的研究最终有可能会停留在思想观念的范畴内走不出来，科学家只能告知他的疑惑并在他的学科不适当地引用这个词时采取相应行动。“天赋”的观念把每个生命局限在多少过于狭窄的、可能是自然赋予他的能力的范围之内。
这个观念在偏向“超智商儿童”的舆论运动中得到巩固，这些具有超强能力的孩子是统一教育的牺牲品，而按照某些作者的说法，本来应该更好地利用他们的天赋为大众服务。尽管这种与极端多样化教育对立的过度划一教育可能对许多孩子们有害，仍然没有任何人否定它。但是“超智商儿童”的真正意思是什么？
我们已经见过了与词语“有天赋的”相关的困难，而前缀“sur ”法语介词“sur”表示“超的，过度的”。 ——译注则使问题变得加倍困难。这个前缀只有在与“sous ”法语介词“sous”表示“不足，次等，在……之下”。 ——译注相对而言时才有意义，与之有关的是一个测量等级并且是独一无二的等级。如果想在前缀“sur”后加上“有天赋的”的意思，就必须承认所涉及的天赋全都能够由一个数字测量，而这个数字总结了相关的所有天赋。这是使词语“超智商儿童”有意义的第一个条件；这与我们通常所接受的智力的概念相去甚远。
甚至连智商的定义也向我们证明，只有0。4％的儿童的智商在140以上，2。3％的孩子在130以上。因此只需把要求定在保证“有x％的超智商儿童”的标准就行了，与通常所作的表述相反，这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个纯粹随机性的定义。因此，我们所讲到的关于智商的不准确性、不稳定性特别是它的模糊不清的意义对于那些超智商儿童来说也同样存在。但是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质疑“超智商儿童”一词的意思，而是要理解为什么使用一个如此含混模糊的术语来如此广泛地发挥这个主题。
对于那些狂热拥护这些理论的信徒而言，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这种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自然等级的思想。事实上，“超智商儿童”只是位于一个随意选定的个体测量等级的一端。但
是，他们被作为一些高等人来介绍给我们，他们的强大能力是一种社会财富，因此社会出于公正和为所有人的利益着想，就应该给予他们最大的改善机遇、最快成功的职业生涯、责任最多最大的职位，他们将会是未来的领导人。
我们惊恐地面对这样一种概念上的混淆：为什么智力发展比正常儿童快的事实就是全才的标志？就本质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