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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课堂讲录》 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思想史怎样才能充分运用这些资料（1）
三思想史怎样才能充分运用这些资料？
话说回来，这些资料能否为思想史所用，其实是一个怎样理解思想史的观念问题。也就是说，这是思想史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我在前两年因为强调这个“写法”，被有的学者批评说，这是历史的作家化，说我把研究思想史变成了一个文学创作。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他根本没有理解“写法”的重要意味。
思想史应当写什么？怎么写？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以下几个观念，这些观念我以前在《中国思想史》上写过，也反复在课上讲过的，这里只是再次简单地提一下。
首先，思想史是不是应当加强对长时段的理解，以及对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关注？如果是这样，就可能会把很多过去边缘的、零散的资料，重新纳入思想史来考虑。不过，这里要说明一下，这不是讲“小传统”，而是讲“平均值”和“精英思想的背景或土壤”，实际上是社会史中的一部分。思想与社会的关系是很深的，如果我们注意这些背景，那么，类书、课本、历书、戏曲小说、平庸的东西、常识性知识，都可以进来了。这在国外，过去也有过一些经验，比如受到文化史研究的影响，日本的津田左右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者，他在名著《文学における我国国民思想の研究》中，就把大多数儒学家、佛教学家的教义哲学，说成是与真实生活世界几乎没有关系的纯粹知识和纸上思辨的东西，而把注意力放在过去不太注意的物语、川柳、戏歌等等方面，从他们的零碎呈现中重建时代思潮。
知识史和思想史需要重新建立联结。中国人常常爱分“形而上”和“形而下”，分出“道”和“器”、“体”和“用”。所谓“道”与“器”之间没有这么大的分裂，很多大道理，其实是要无数小知识来支持的，不然它就是屠龙之技或者是纸上谈兵。其次，知识史和思想史需要重新建立联结。中国人常常爱分“形而上”和“形而下”，分出“道”和“器”、“体”和“用”。可是，就像庄子说的，“道在屎溺”呀，所谓“道”与“器”之间没有这么大的分裂，很多大道理，其实是要无数小知识来支持的，不然它就是屠龙之技或者是纸上谈兵。可是，过去呢，在哲学史笼罩下，思想史写作，常常只关心形而上，不关心形而下。可是，我们可以看到，真正在社会生活里面，最有说服力的东西常常是形而下的、是具体的、可以操作的知识。这些是可以看到的，大家就相信。所以，那些高明的“道”如果不能解释“器”，甚至和“器”互相矛盾，大家就会想，那肯定不对，所以它就不成其为“道”。所以，研究思想史，一定要研究很多具体的知识史问题。这方面，近年来研究科学技术史、医学史、生活史、数术方技史的人，有很大的功劳。他们看出这些东西和高明的思想，有很深的关系，甚至是直接支持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合理性的知识背景。所以，这么一来，数术、方技、兵法，汉书艺文志上的后三类，就成了思想史的资料了。这一点，在《知识史与思想史》那一讲里面还要说到，这里不再多说了。
《思想史课堂讲录》 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思想史怎样才能充分运用这些资料（2）
再次，我觉得，注意增长的和注意消失的应当并重。传统的思想史注意的是层出不穷的精英和经典、高明的思想，其实这后面是“发展”、“进步”、“螺旋形上升”的直线时间观念和进化论历史观，而且背后还有一个“理性”——“公理战胜”——的历史目的论在支持，好像理性在不断地自觉地推陈出新，历史一直在向着“现代”前进，思想也不断地趋于“文明”。传统的思想史注意的是层出不穷的精英和经典、高明的思想，其实这后面是“发展”、“进步”、“螺旋形上升”的直线时间观念和进化论历史观，而且背后还有一个“理性”——“公理战胜”——的历史目的论在支持，好像理性在不断地自觉地推陈出新，历史一直在向着“现代”前进，思想也不断地趋于“文明”。但是，我们虽然承认历史从过去到现在，确实越来越现代、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文明，但是，从研究历史的角度说，也应当重新发现那些渐渐被“现代”、“理性”、“文明”筛去的东西。去仔细想一想，为什么他们会消失？像过去公开的杀人祭鬼、普遍的宗教自虐、甚至是性公开化等等，为什么会渐渐消失，而且也在历史记忆里面被删减掉。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就试图提醒所有思想史的研究者，不要只是用“加法”，顺着以往的历史学家的叙述，用旧的、新的、更新的这样“发展进步”的方式来看思想史，这样看的结果就是“积淀”，就是李泽厚先生那个著名的说法。但是，如果同时我们可以用“减法”，就是用原有的、消失了的、又消失了的这样的方式来看思想史，就会发现，这是“剥离”和“祛魅”的过程，如果你去注意这些东西，你就可以发掘出很多很多被历史废弃的资料来用，甚至可以在一些过去已经打入冷宫不予理睬的资料中间，重新解释出被抹掉的思想史。关于这一个话题，我们还要专门来讨论一次。
不过，最后我还是要说一点。思想史的这种观念和方法的变化，已经有可能把很多东西，过去不曾使用的东西，都变成了自己的资料。但是，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是不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呢？现在，我自己也感觉很困惑的问题之一，就是思想史如何确立自我的边界，一个学科呀，总要有一点自己的中心和边界，不然就麻烦了。有人说，你们这样搞，思想史太庞杂了，不像思想史了。这我不同意。因为谁规定了思想史是什么样子和多大领地？但是，我们也要注意，思想史也不可以横冲直撞，因为如果这样，恐怕也很麻烦。因为无限扩张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把自己也瓦解了。
我自己也感觉很困惑的问题之一，就是思想史如何确立自我的边界，一个学科呀，总要有一点自己的中心和边界，不然就麻烦了。
【建议阅读文献】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吕思勉《史籍与史学》，收于《吕著史学与史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的证据》，《新史学》第8卷第2期，台北，1997。
葛兆光《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开放时代》2003年第4期。
《思想史课堂讲录》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思想史研究叫做“地不爱宝”
第五讲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思想史研究
第五讲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思想史研究最近有一句话，叫做“地不爱宝”。有人说，近些年大地的确是不爱惜宝贝了，纷纷献出来给学者来研究。实际并不是的呀，只是因为，过去这几十年里面，改革开放，各种各样新的土建工程太多，到处施工，弄得很多千百年都没有动过的土地被挖开来，这才使得我们有了很多意外的，也是被动的考古收获，这使得20世纪的70年代到现在，成了中国考古新发现最多的一段时期。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文史界非常热门的话题，是郭店楚简，在湖北荆门郭店发现的战国中期竹简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甚至有人认为郭店楚简改写了先秦思想史。最近很热门的话题，又转到了上海博物馆的楚竹书。我的一些朋友说，恐怕这比郭店还要重要。究竟这是不是事实？下面再详细说。其实，除了郭店、上博的竹简之外，还有许多未被公布和正在陆续公布的资料，它们会一次又一次让你震撼。
考古发现、古代简帛，都是很学术的很专门的话题，为了先轻松一下气氛，今天我们先讲上海博物馆收藏楚竹书的故事，然后介绍近几十年来有关考古和文物的一些惊人发现。
大概是1993年，有一批竹简神秘地出现在香港市场，大陆走私到香港的文物很多，盗墓和走私很厉害，它常常造成的一个麻烦，就是出土的地方不清楚了，是真是假要仔细了。这时，香港的古董商请一位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张光裕鉴定，张教授看后大为吃惊，立即打电话给当时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马承源请张先生摹写一些，FAX给他，他看了以后，断定这批竹简非常有价值，于是筹集了资金把这批竹简买回来。这批竹简一共1218支，收藏在上海博物馆，现在正在陆续出版，据说一共编为六册，已经出版的《上博楚竹书》第一、二册，第一册主要是《孔子诗论》等等，第二册主要是一些儒家的文献如《子羔》、《容成氏》等等，后面还有很多。据学者的研究说，竹简的时代大约和郭店相仿，是在公元前300年前后的战国中期。
这批竹简意义很大。如果说，郭店楚简很重要的地方在于它使我们看到了16种古籍，其中，有些我们没有见过，但是大家的眼睛毕竟大多数集中在《老子》等等，就是我们过去已经知道的文献，虽然郭店楚简的发现把《老子》的时代提早，还给我们提供了《老子》的不同写本，但是我觉得，那还是已经知道过的东西，并没有特别新的东西。对于文化史、思想史研究来说，上海博物馆的就更重要了。据有关人士透露，这1218支简里面包括87种“书”，其中，只有三到四种是我们过去知道的，和传世文献对得上号的，比如《缁衣》。另外有八十多种，我们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比如《孔子诗论》、《鲁邦大旱》、《四帝二王》、《彭祖》、《夫子答史籀问》等。对我来说，尤其让我吃惊的是，有一篇《恒先》，这是其中比较长的一篇，一共13支简，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