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爱听，但并不能起移风易俗的教育作用。即“乐之为体，以心为主”，“至
八音会谐，人之所说，亦总谓之乐，然风俗移易，本不在此也”。
在上述问题上，嵇康大胆地反对了两汉以来把音乐简单地等同于政治，
甚至要它起占卜的作用，完全无视音乐的艺术性，是有其进步意义的。而且
他所看到的音乐的形式美，音乐的实际内容与欣赏者的理解之间的矛盾等，
都是前人所未论及的。只是他对某一方面做了片面的、夸大的理解，从方法
论来讲则是诡辨的。
嵇康的思想存在着矛盾：他曾反复提到“先王立乐之意”，并把音乐分
为抽象的“至乐”—“无声之乐”与具体的音乐—“音声”两种。人们在当
前听到的只是“音声”。另有一种“至乐”是古代理想社会存在的音乐，其
本性是“至和”或“太和”，它虽与人主观的感情没有因果关系，但因那个
社会的政治是理想的（贤明的），即“和”的，所以人的感情也是“和”的，
是“和必足于内，和气见于外”的。通过“使心与理相顺，气与声相应”的
途径把“心”与“至乐”统一起来，所以这种“至乐”虽然也只是起诱导人
心中已有的哀乐情感的作用，但与政治能很好地统一起来，没有什么矛盾。
例如古代的“咸池”，“六茎”、“大章”、“韶”、“夏”等，都是“先
王之至乐”。能够“动天地感鬼神”。而“音声”则是现实社会存在的音乐。
现实社会的政治不是“和”的，所以人们的感情也是不“和”的，音乐与政
治存在着矛盾。嵇康认为，关键的问题不是从音乐方面去解决，而在于改良
政治，政治清明，就能产生“和”的音乐。
嵇康站在反对派的立场，攻击了那种不管自己政治的好环，拼命反对民
间音乐的儒家正统思想。反对他们以音乐的哀乐为借口随便给音乐加上“乱
世之音”、“亡国之音”的罪名。他指出，“郑声”是美妙的，而对美的喜
爱又是人的天性，所以它能使人迷恋，但与“淫邪”无关。有的音乐之所以
“淫邪”，那是“上失其道，国丧其纪”的结果，也就是统治阶级不良统治
的后果。把责任推到了当权者的身上，在当时确是很大胆的。但是对于民间
音乐，他也认为必须对它加以控制、窜改，所谓“具其八音，不渎其声，绝
其大和，不穷其变，损窈窕之声，使乐而不淫”。就是说，可以让它存在，
但要以和谐为标准，不必曲尽一切变化，对于过分美妙的声音要加以修改，
使人感觉快乐而不放纵，所以嵇康对音乐的看法仍育其阶级标准的。
嵇康除了写《声无哀乐论》之外，还擅长演奏《广陵散》等琴曲，并写
了有关琴的理论著作《琴赋》及琴曲《嵇氏四弄》等。是一位既有音乐实践
经验，又有理论见解的音乐家。
第三章隋唐音乐
隋代的统一，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连续三百余年的混乱局面。它虽然
历年短促，但也使全国人民得到暂时的安宁，社会一度呈现空前的繁荣。南
北音乐得到广泛交流的机会。隋炀帝执政后到处游乐，挥霍社会财富，并三
次攻打高丽，连年征发繁重的捐税与摇役，因此几年内就被隋末农民大起义
所推翻。
唐代初年，统治阶级慑于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巨大威力，以隋的盛衰兴亡
作为借鉴，实行了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使唐朝成
为我国历史上繁荣强大的朝代，有了贞观至开元之间一百多年经济上升的局
面。这一时期，统治者的政策比较开明，人民在统一与和平的环境中生活，
并持续了较长的时间，这就是唐代音乐文化辉煌发展的基础。
唐代统治者在政治上有充分的自信心。奉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
方针，在宗教、文化、艺术方面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对于外域东西方各国
的音乐文化和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民间音乐，都加以广泛的吸收和发扬。国内
各地和中外各国音乐文化交流活动日益频繁，作为唐代国都的长安，则成为
音乐变化交流的集中地。另外，唐代最高统治者如唐玄宗等，本人对音乐非
常爱好和大力提倡，必然引起社会各阶层人士对音乐的重视、学习和钻研。
当时以汉族音乐“清乐”为主的各族音乐，吸收了外来音乐的有益成分，有
了新的发展。
唐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设有专门的音乐机构，在这些机构中，
集中了数以千计的“官奴婢”、“宫户”等音乐奴隶，并以无偿摇役的形式，
征调各地的艺人“音声人”到各级音乐机构中服役。由于这些民间音乐家辛
勤的创造性劳动，使唐代歌舞大曲为主体的宫廷燕乐得到高度的发展。
天宝十四年（755）的“安史之乱”是盛唐以来社会矛盾的集中表现，从
此唐朝的中央政权和地方割据势力发生了长时期的斗争，至唐晚期，这种情
况愈益严重。广大人民群众在各种祸乱中受到残酷的剥削与压迫，各地经济
都遭到严重破坏，只有免于战祸的长江流域，农业和工商业才得到较大的发
展，生产力也有一定的提高。统治者正是依靠在这些地区的暴敛所得，维持
着唐王朝的生存。中唐以后的音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发展着。
这个时期，宫廷燕乐曾有过一度的繁荣，但很快便走向衰落。各国之间
音乐文化的交往也不象“安史之乱”以前那样频繁。但是各地流行的民间音
乐，如曲子（词）、歌舞戏、夹有歌唱的说话和琵琶、琴等器乐演奏得到发
展，出现了一些反映现实的优秀作品，深受群众欢迎。便于反映人民生活的
新兴艺术形式——说话和杂剧已在民间逐渐确立和成长起来。这对于五代至
宋元时期说唱音乐和戏曲音乐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隋唐时期，由于传播乐曲的需要，发明了管色谱、琵琶谱和琴的减字谱。
在创作实践中有“犯调”——旋宫（调高）与转调（调式）的广泛运用，出
现了雅乐八十四调和俗乐二十八调的理论。有关音乐专著大量涌现，如《乐
书要录》、刘贶《太乐令壁记》、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
徐景安《乐书》等。著名诗人兼音乐理论家白居易对音乐与现实的关系等问
题，发表了进步的见解。
唐代末年爆发的延续十年之久的农民大起义，导致了唐朝的灭亡，代之
以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局面。这时杂剧和其他民间音乐有进一步的发展。
一、民歌、曲子与现存唐代古歌
南北朝以来，属于清乐系统的汉族南北方民歌，与不断从西凉（今甘肃
武威）、龟兹（新疆库车）、疏勒（新疆疏勒）、高昌（新疆吐鲁番）和天
竺（今印度）、高丽（今朝鲜北部）传入的少数民族音乐和外国音乐，经历
了一个相互交流、融合的长期演化和发展的过程。在隋唐时代，正以所谓“新
声奇变，朝改暮易”（《隋书·音乐志》）的崭新姿态出现，在当时已形成
一种称为“曲子”的新民歌。
曲子最初是流行于乡间的民歌，其歌词有齐一的五言，六言、七言，也
有参差不齐的长短句，后来传入城市，如《杨柳枝》，原来就是隋炀帝时代
民间的一首“怨调”（白居易《杨柳枝》二十韵）。后蜀何光远《鉴戒录》
也说：“《杨柳枝》者，亡隋之曲。炀帝将幸江都，开汴河，种柳，至今号
日‘隋堤’，有是曲也。”
入唐以后，尤其是中唐时期，曲子在乡间更为盛行，在踏歌及插秧的劳
动中都能听到它的声音。
踏歌是起于汉而盛于唐的一种民间集体歌舞，它常在月下用鼓、笛等乐
器伴奏，舞者口唱“曲子”，扬袖顿地而舞。唐顾况的《听山鹧鸪》说：“夜
宿桃花村，踏歌接天晓”。唐刘禹锡《绝那曲》说：“踏曲兴无穷，调同词
不同”。可见《山鹧鸪》、《纥那曲》都是踏歌时唱的“曲子”。而每一次
踏歌所唱的“曲子”，可能是用相同的曲调配上多段的歌饲反复歌唱的。不
过，当时也有了“联歌”的形式，刘禹锡的《竹枝词序》云：“余见建平里
中儿联唱《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
音，中（协）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伦狞不可分，而含思婉转，有
淇澳之艳音。”《竹枝》本是巴蜀（四川）的民歌，其歌词的结构根据唐皇
甫松用民间《竹枝》词的一种形式仿作的《竹枝词》来看，它一般由四个七
言句组成，而在每句间及每句末总加有称为“和声”（即“帮腔”）的“竹
枝”与“女儿”两字：
门前春水（竹枝）白苹花（女儿）
岸上无人（竹枝）小艇斜（女儿）
商女经过（竹枝）江欲暮（女儿）
散抛残食（竹枝）饲神鸦（女儿）
所谓“联歌《竹枝》”，可能是用《竹枝》的不同变体联缀起来轮流歌
唱。谁唱得越多，谁的本事就越大。所以说“以曲多为贤”。“卒章激讦如
吴声”，就是说与其他各曲相比，最后一曲的情绪特别激越，简直可以与吴
声（江南民歌）相比美。
关于当时农民插秧时唱“曲子”的情景，可以刘禹锡登连州城远眺所作
的《插田歌》为例，其歌云：
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
田塍望如线，白水光参差。
农妇白紵裙，农父绿蓑衣。
齐唱田中歌，嘤咛如《竹枝》。
但闻怨响音，不辨俚语词。
时时一大笑，此必相嘲嗤。
连州即今四川的箔连一带。当时唐代中央政权更加腐败，地方军阀纷纷割据，
人民遭受了更大的苦难。诗中所谓“嘤咛如《竹枝》”的“怨响音”与隋代
的“怨调”《杨柳枝》一样，正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群众所发出的不平
之声。
至于流传在劳动群众中间的隋唐民歌，其优秀部分总是深刻地反映了这
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如公元611 年，隋炀帝征集大量兵士和民夫准备侵略朝
鲜，当时山东长白山（今山东邹平章丘地区）爆发了农民起义，起义军领袖
王薄写了《无向辽东浪死歌，（《资治通鉴》隋纪五），号召人们反对这次
战争。唐代武后朝以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农民用逃亡的办法进行反抗。
到开元、天宝年间，逃亡更为普遍。当时流行的民歌《贫穷实可怜》，反映
了“宁可出头走，谁肯被鞭笞”的反抗情绪。“安史之乱”以后，唐统治者
更加腐败，地方割据严重，有的官吏甚至用公开抢掠的办法搜刮人民钱财，
当时称为“白著”。民歌《白著歌》写道：“上元官吏务剥削，江淮之人多
白著”，反映了公元762 年江淮地区的官吏派兵挨家逐户抢掠民财的历史事
实（《资治通鉴》·唐纪）。据历史记载，当时江淮地区连“蓄谷十斛”的
人都“相聚山泽”，参加农民起义军的行列，可见社会矛盾已何等尖锐。，
乡间的民歌曲子，在唐以前就已传入城市。开元、天宝以后，随着城市
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它在城市歌妓、乐工的手里逐渐定型。由于
服务对象的改变，又填入了新的歌词，同一曲调产生许多新的变体，如隋代
的《杨柳枝》就在中唐时代经过加工发展而成为“洛下新声”，白居易的《杨
柳枝》诗就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