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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武汉人不达观也不行。
从某种意义上讲，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已经把武汉人逼到墙角了：躲没处躲，藏没处藏，就是想装孙子也装不了，再不达观一点，怎么活？所以，凡事都最好搞唰喇点，凡事也都最好能要点味。生活已经不易，再不搞唰喇点，不是自己烦自己 生活已经缺油少盐，再不要点味，还能过下去
什么是味？“味”这个字，在武汉话里有极为丰富的含义。除前面说的面子、排场、风光、体面等等外，还有“规矩”的意思。比如“不懂味”，有时也指“不懂规矩”。不过，当一个武汉人指责别人“不懂味”时，他说的可不是一般的规矩，而是特指“捧场”的规矩，即在一个人“要味”时让他觉得“有味”的规矩。懂这个规矩并能这样做的，就叫“就味”；不懂这个规矩和不能这样做的，则叫“不就味”。就味不就味，也是衡量一个武汉人会不会做人的重要标准。因不懂而“不就味”，尚可原谅（但也不招人喜欢）；如果“懂味”而“不就味”，那就是“差火” 这时，“要味”者就会视对方为故意冒犯或有意挑衅，因而反目翻脸，甚至大打出手，因为那个“婊子养的”实在“太不够意思”。
所以，味，又有“意思”的意思。要味，也叫“要意矿；就味，也叫“就意思”。如此，则“有味”就是“有意思”，“冒得味”就是“没意思” 人活在世界上，如果一点“意思”都没有，那还能活下去 当然不能。因此不能不要“味”。显然，武汉人之所谓“味”，说到底，就是让人觉得活著有意思的那个“意思”。
武汉人是很看重这个“意思”的。虽然说“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但如果活得有意思，岂不更好？于是，武汉人就往往会把没意思的事变得有意思。我就曾在医院里遇到过一个典型的武汉人。这个武汉小伙子大概初为人父，看什么事都新鲜。看到护士给婴儿洗澡、打包，也觉得好玩，兴高采烈地对我说：“好过瘾呀！洗毛毛（婴儿）像洗萝卜，包毛毛像叠‘撇撇’。”“撇撇”是每个武汉小男孩都玩过的一种自制玩具，由每个人自己用香烟盒叠成，技巧纯熟者可以叠得很快。把包婴儿说成是叠撇撇，既有赞其“技巧纯熟”的意思，也有言其“不当回事”的意思。妇产科的护士一天不知要包洗多少婴儿，自然见惯不怪，不怎么当回事，但让这个小伙子这么一说，一件本来没什么意思的事情，也就颇有点意思
武汉人是很能把没意思的事变得有意思的。比如武汉的夏夜是很难熬的，因为一到下午六点，老天爷就会准时停风。曝晒了一天的街道余热经久不散，没有一丝穿堂风的室内更是酷热难当。要熬过这样一个长夜，是一件很没有意思的事情。然而武汉人却能把它变得有意思。太阳一下山，他们就开始往地上泼水，然后搬出自家的竹床，摆出清爽的小菜和绿豆稀饭，一家人吃得“欢喜流了的”。吃完饭，收拾了碗筷，洗个澡，街坊邻居都到露天地里来乘凉。打牌的打牌，下棋的下棋，看电视的看电视，更多的人则是“（口夸）天”。（口夸），音kua，读平声，是个象声字，即“几里呱拉”的意思。武汉人说话节奏快，频率高，因此不能叫“聊天”，只能叫“（口夸）天”。武汉人（口夸）呀（口夸）呀，（口夸）得星星都“笑眯了眼”，一个难熬的长夜也就意趣盎然
武汉人确实很爱说话，也很会说话。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到了武汉人嘴里，往往就会变得有声有色。比如一件东西或一个地方被弄脏了，武汉人不说“太脏’，也不说“脏死了”，而说：“哟，么样搞的（口沙），搞得灰流了！”灰而至于“流”，可见有多脏。夸奖一个人漂亮，也可以这样说：“哟，好清爽呀，清爽流了！”清爽，也就是漂亮、派头、美。一个人的漂亮都“流溢”出来了，可见漂亮之至。又比如“抖狠”，是耀武扬威的意思，却比说“耀武扬威”生动得多。你想，一个人把“狠”都“抖”出来，是个什么样子？有点像全身的毛都乍了起来的好外公鸡吧？再说，一个人的“狠”（厉害）要“抖”出来后别人才知道，则其“狠”也有限。所以“抖狠”这个词是略带贬义的，情感色彩很浓，形象也很生动。其余如把孩子长个叫做“抽条”，把东张西望叫做“打野”，把趁机下台叫做“转弯”，把死不认错还要倒打一耙叫做“翻翘”，都十分形象、生动，富有动感。
这也不奇怪。武汉人是“要味”的人，武汉话也就必然是“有味的话”。
的确，武汉话和北京话一样，都具有艺术性和戏剧性。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听北京话像听相声，怎么听怎么可乐；听武汉话则像听戏，有板有眼，铿锵有力。事实上武汉人的人生观中也确实有一种“戏剧性情结”。在他们看来，人生就是一场戏，就是一场自编自演又可供观赏的戏。演戏就是“玩味”，看戏就是“要味”，会看戏就是“懂味”，不会看戏就是“不懂味”，而不会演戏则是“冒得味”。因此，他们主张人生在世，应该活得有板有眼。有没有板眼是很重要的。在武汉人那里，一个人有本事、有能耐、有办法，就叫“有板眼”；而不知搞什么名堂就叫“搞么板眼”。’所谓“搞么板眼”，也就是“演什么戏”的意思。显然，武汉人之所谓“板眼”，也就是戏曲中的节拍，就像“瘫腔一的“腔”是戏曲中的唱腔，“醒黄”的“黄”是戏曲中的皮黄（声腔）一样。醒，有一假”的意思。比如“醒倒迷（媒）”就不是真迷（真喜欢对方），只不过“醒倒迷”罢 “醒黄”也一样。一个人，一本正经地上台了，大家都以为有什么好段子听。听了半天，却发现原来不是皮黄，而是“醒黄”。所以，武汉人便把“胡日鬼”、“瞎胡闹”之类称作“闹醒黄”。
一闹醒黄”也好，“有板眼一也好，都是演戏。戏演砸了，就叫“瘫了腔”；演假了，叫“闹醒黄”；不按角色行当台词剧本演，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则叫“开黄腔”。“闹醒黄”是“诈倒裹”，“开黄腔”是“码倒搞”，都是“不懂味”（不懂规矩）。这是不会有人捧场的。不但没人捧场，没准自己还会“掉底子”。
“掉底子”之于武汉人，是一件极为严重的事情。所谓“掉底子”，也就是“穿梆”、“露馅”。这当然是一件丢脸的事，所以“掉底子”即等于“丢面子”。不过，说“掉底子”可比说“丢面子”生动，也比说“丢面子”严重。因为“面子”是要安装在“底子”上的。如果连“底子”都掉了，那还有“面子” 我在《闲话中国人》一书中说过，面子即面具，而面具是用来演戏的。既然是“演戏”，就得把“面子”装严实了，不能“露馅”。一旦露了马脚，那就不是“丢面子”，而是“掉底子” 所以，一个人，在粉墨登场表演人生时，如果把“戏”演“砸”了，武汉人就会哄堂大笑：“好掉底子呀！”
由是之故，心直口快的武汉人并不喜欢“岔把子”。所谓“岔把子”，就是说话不知轻重不看场合的人。遇到这样的人，武汉人就会说：“他是个‘岔把子’。”或“这个人‘岔’得很。”一个人如果被认为是“岔得很”，他在武汉人中间同样是吃不开的。因为“岔把子”最不“懂味”，常常在别人“要味”的时候扫别人的兴：或者是半路“岔”了进来，害得“要味”的程序不能顺利进行；或者是把老底也端了出来，害得别人大掉其底子。但因为“岔把子”都是有口无心的，你心里有气还发作不得，所以很有些讨人嫌。
比“岔把子”更讨厌的是“夹生苕”。所谓“夹生苕”，也就是又“夹生”又“愚蠢”的人。武汉人把傻叫做“苕”。苕，也就是红薯、地瓜。红薯烤熟蒸熟了，就是“糊”（武汉人读如“户”）的，也就是“糊涂”。所以，武汉人说一个人稀里糊涂，就会说：“他‘糊’得很”，或“这讶么样是个‘糊’的？”又因为熟红薯不但“糊”，而且“溏”，因此又把糊涂虫叫做“糊溏”。“岔把子”虽然“岔”，却不“糊”；“夹生苕”则不但“夹生”，而且“苕”。“苕”则“蠢”，“夹生”则“岔”，简直不可理喻。如果和他理论，非把你的底子掉光不可。
“岔把子”和“夹生苕”的共同特点，是“不够意思”。甚至也不是“不够意思”，而是根本就“没意思”。然而武汉人是不能“没有意思”的。他们不会像北京人那样“找乐子”，也不会像上海人那样给自己来点“小乐惠”。他们的括法，是向生活“要意思”，把单调枯燥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把艰难困苦的人生变得其乐无穷。（图四十九）
于是，武汉人便把生活变成了艺术。或者说，把他们九死一生的艰难人生和不太顺心的烦恼人生，变成了有板有眼、有腔有调、值得“铆起唱”的生命劲歌。
四 可爱的武汉人
如此说来，武汉人还真可爱。
其实，武汉人是非常可爱的。外地人害怕武汉人，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武汉人。
武汉人有武汉人的优点。
武汉人最大的优点是直爽。爱骂人，就是他们直爽的一种表现。尽管表现得不大文明，但却至少也说明他们喜怒哀乐胆敢形之于色，骨子里有一种率真的天性。这种天性使他们极其厌恶“（口者）”，厌恶“鬼做”，同时也就使他们不太注意修养，给人一种“少有教养”的感觉。武汉人说话直统统的，很少拐弯，也不太注意口气和方式。比方说，到武汉的机关单位去办事，门房会问：“搞么事的？”而不会问：“您是哪个单位，有什么事 ”甚至做生意，他们也不会说：“你看我们怎么合作？”而会说：“你说么样搞（口沙）！”这种说话方式，就很让外地人受不
更让人受不了的，则是他们表示不同意见的时候。一般地说，中国人说话比较委婉。即便要发表不同意见，也要先作铺垫，比如“阁下所言极是，只不过”云云。武汉人可没有那一套。如果他不同意你所说的，那么，对不起，你的话还没说完，他就会一声断喝：“瞎款！”所谓“瞎款”，也就是“胡说”、“乱讲”、“扯淡”的意思。但如果你亲耳听过武汉人说这两个字，就会觉得它要比其他说法生硬得多。
这其实也是直爽的一种表现，即因直而爽，因爽而快，其结果便是快人快语 武汉人肚子里没有那么多“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