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的时候，家里人就向他灌输这样的思想： 等你长大了，一定要考政法大学，毕业出来当法官、做律师，那些人物都是在社会上做阔事儿的。假如真有那一天，单家就可以改换门庭，永不再当招人瞧不起、受人欺负的曲艺演员了。说书唱曲有什么出息？水平再高也不过是舞台上的玩物、跑江湖卖嘴皮子。单田芳立志要念大学，完成家人的心愿，改换单家的门风。
东北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下来了。眼看，就要实现自己的梦想，想不到，命运再次跟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让唾手可得的锦绣前程与他擦肩而过。东北工学院的凳子还没坐热，单田芳就因病被迫休学，好不容易挣到手的机会，又飞走了。
倒霉嘛，年纪轻轻得痔疮，想来还是中学临毕业落下的病根儿。二十七中当时把三天的运动会当作毕业联欢会。单田芳规规矩矩地坐着，屁股就没有离开过石头台阶。也许是着了凉，痔疮的痛苦越来越严重，实在熬不住了，只能进医院。最后，城里一家小有名气的肛肠医院为他开了刀。手术算是成功了，但没有完全除根，单田芳进东北工学院报到时还带着病，是一瘸一拐咬牙去的。满指望，换个环境，心里一痛快，病就好了，哪儿成想，大学一年级的功课挺重，昏头八脑地忙活了三个月，讨厌的痔疮又犯了。没有办法，还是进医院吧。他重新被送上了手术台，一连动了三次刀，啰里啰嗦的，那点儿病总算控制住了。等出院返校一看，大学里的功课早就掉队了；尤其是俄语，本来就头疼，捏着鼻子还学不好呢，更何况长时间耽搁。单田芳神情黯然地坐在教室里，似乎摆在面前的出路条条都走不通。难道真要放弃上大学的机会吗？他千般不忍、万般留恋，可是，糟糕的现状又叫他无可奈何。
另外，还有一桩烦心事儿，那就是——钱。
当初，母亲在，“板鼓一响，黄金万两”；如今不行了，母亲改嫁，家里的财路差不多都给堵死了。虽说每月有哈尔滨寄来那六十元的抚养费，但六十元人民币不是六十两黄金啊。有这种腻味事儿拽着，念书自然就没了信心。夹缝儿里的单田芳左顾右盼，实在是两难，最后，把心一横，想： 干脆辍学，挣钱养家吧！
身为长子，不得不扮演“人梯”的角色，家庭危难，长子必须应声而出，牺牲自己。单田芳的命运始终贯穿着这条悲情的主线。特殊的家庭背景过早地赋予了他沉重的生存负担，他不得不早熟，不得不早慧。为了全家老少更好地活着，他无可奈何地放弃了上大学的锦绣前程。当单田芳无限伤感地回望东北工学院的楼群时，已经忍痛阉割了自己年轻时代的理想。他很清楚：“这辈子，做工程师、当技术员的梦想，就这么完啦……”
上大学的路子断了，还有就业呢，这一步对于人生来说相当关键。《水浒传》里阮氏兄弟曾拍着脖子叫嚷：“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其实，单田芳也有这种念头。中学毕业找工作，当然是高不成低不就；没活儿干，只能乖乖地呆在家里。小伙子血气方刚，呆得住吗？成天心如浮草、憋得难受。就在他困惑地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一个年轻女子出现了。这个年长几岁的姑娘叫王全桂，也就是他后来的结发妻子。
谈起自己的婚姻，单田芳毫不隐讳，他曾在公众场合坦率地表示：“我跟全桂不算情投意合、两情相悦，结婚也是凑合。我之所以接受了她，一句话，就是为了报恩。”
报恩？这话未免过于生分，却是单田芳的真实想法。如果不是母亲扬长而去，父亲服刑未满；如果不是自己辍学待业；如果不是单家老小贫穷潦倒，无人接济……那么，王全桂就不一定会出现；即使出现，也未必能导致男婚女嫁。在他们的婚姻中，单田芳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地位。但是，他没有别的选择，还是接受了王全桂。
从师门而论，王全桂应该叫王香桂“师姑”，早在王香桂没有改嫁之前，两个人就走动得很亲近，隔不多久就要聚一次，彼此也不见外。后来，王香桂走了，单家的日子越来越艰难，王全桂却不是那种人走茶凉的“势利眼”，她依然记挂着前情，向单家伸出了援助之手。王全桂腿勤、嘴快、心肠热，绝对是位招人喜欢的好姑娘。
王全桂也是书曲艺人，和王香桂一样，没文化，艺术上全凭口口相传，死记硬背。王全桂的脑子好使，悟性也高，她倾慕识文断字的“读书人”，在照料单家生活的同时，正好向赋闲在家的单田芳讨教。毕竟这个小伙子是念过大书的人，有学问，有见识，能给艺人的唱词曲文挑毛病。就这样，两个年轻人时常为一段鼓词争论得热火朝天。说实话，单田芳正是王全桂心目中的理想伴侣。如果说，单家的“突变”给了王全桂接近单田芳的机会，那么也只是言中了一半；促使两人走到一起的另一半，就是曲艺。倘若没有这个共同的话题，想跨越婚姻的门槛几乎是不可能的。
《且听下回分解——单田芳传》 第一部分别校园无奈下海 拜名师慨然登台（2）
不管出于什么考虑，单田芳和王全桂终于在营口正式结婚了，时间是1954年10月1日——那年，新郎才刚刚十九岁——新婚燕尔呀！单田芳蒙蒙眬眬的感觉是：“从此开始了似乎是甜蜜、又似乎含着苦涩的婚姻生活……”
婚后，单田芳仍旧赋闲。王全桂用鼓槌儿敲来的散碎收入养活着新组建的家庭。虽然吃饭不成问题，但是，单田芳一直疙里疙瘩的。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怎么说也是家里的男子汉，靠老婆一口一口地喂食儿，太没面子了。他恨不得立马找个挣钱的道儿；但是，养家糊口，谈何容易啊！正当单田芳坐卧不宁的时候，评书艺术上的引路人出现了，他就是自己的师父——李庆海。
李庆海可是曲艺界的老前辈，早就已经名满关东了。这位轰动一时的评书演员也是单家的至交，单永魁夫妇还没离婚的时候，他就是家里的座上客，即使单永魁稀里糊涂地摊了官司、后来又身陷囹圄，李庆海的亲热劲儿也从未削减过。他照样隔三差五地跑来串门，嘘寒问暖，很是知己。
李庆海非常看好单永魁的宝贝儿子，老头儿相信自己的眼力，夸赞之词，常挂在嘴边上：“这孩子，是块儿好材料。”他不只一次跟单永魁吹风：“大全子聪明过人，肚子里有墨水儿，要是学说书，将来必定是一员大将。如果你和孩子都愿意，我李某毛遂自荐，愿意做大全子的启蒙老师！保准他成名天下……”
吹风也没用，让亲生儿子下海说书绝不那么容易。单永魁是圈儿里人，深知作艺的艰难；另外，在当时那个年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古训还非常盛行，不到万不得已，谁肯吃“开口饭”呢？不但老一辈持这种看法，就连单田芳自己也抱类似的态度。因此，李庆海总是不能如愿，他说一回，单永魁便嘻嘻哈哈地搪塞一回，就是不往正事儿上提。眼看收徒的指望泡汤了，李庆海仍旧不死心。等到单家势败，单田芳赋闲的时候，他再次拣起当年的话茬儿。这次，他有意瞒过单永魁，而是直接找到了单田芳。
老头儿从心里赏识单田芳，真想雕琢这块难得的好材料儿，所以劝慰起来也是格外实在，满腔至诚：“大全子，家里这个局面，你也该考虑出路了。你那个大学念不念的无所谓，大学毕业不过当个技术员，每月工资撑死不到六十块；熬白头发混个工程师，能挣多少？八十四！那点儿收入跟艺人怎么比？我看，你还是说评书吧！干好了这一行，照样吃香的、喝辣的，风风光光一辈子……”
在曲艺界，哪有师父上赶着求徒弟的？如果不是李庆海慧眼识珠、有“爱才癖”，人家何必左一趟右一趟地磨嘴皮子？他给单田芳的“判词”非常明确：“你说书，得天独厚。第一，出身门里，长期耳濡目染，在娘胎里就有功底，只要想学，一点就透。第二，有文化，有见识，当今书曲界就缺少你这样的‘文曲星’……”
三说两说，单田芳的心活了，他犹犹豫豫地说：“我怕……干不了。”
李庆海眼眉一挑，埋怨道：“什么干不了？就看你想干不想干。谁比谁能耐多少啊？不都是学嘛。只要你点头，准成！”
李庆海，这个旧社会过来的“文盲评书表演艺术家”，以他的直觉和执着，为中国曲艺界及时地留住了单田芳，是他改变了年轻弟子的人生道路。当单田芳正式跪倒在李庆海脚下，虔诚地拜师学艺的时候，李庆海开心地笑了，他总算得到了这个称心如意的宝贝徒弟！按照曲艺行论资排辈，应该到“田字辈”了，李庆海为“大全子”起了个响亮的艺名——单田芳。或许没人意识到，当“大全子”成为“单田芳”，并在圈儿里“喝号戴花”的时候，一个新的评书时代已经随着这个年轻人的皈依、随着滚滚东流的历史大潮，拔锚起航了。
1954年，单田芳正式下海。想想那些同龄人，正坐在大学讲堂里刻苦攻读，自己也只有羡慕的份儿。看来，与工程师和法官是终生无缘了。说真的，即使已经下海了，心里也多少有些不情愿。他轻轻地叹了口气，无限感慨地说：“时也，运也，命也——或许，这就是命啊。”
1955年，单田芳跟随王全桂的演出团体迁到辽宁鞍山。
鞍山，是东北的工业重镇，它几乎成了钢铁的代名词。每到深夜，灯火通明，钢花飞舞，座座厂矿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荣景象。经济发达，自然人多钱厚。常说：“没有君子，不养艺人”，所谓“大邦之地”往往都是艺人们纷纷落脚儿的风水宝地。据说，当时的鞍山，光书曲艺人就有五六十位，可以想像，在这儿打场子该有多么艰难。
从艺之后的单田芳，虽经名师传授、高人指点，但终究是纸上谈兵，没有参加过实战演出。小伙子脸皮儿薄，背人的时候，词儿也熟，嘴儿也溜，讲起来“呱儿呱儿”的；可是，一上台就完了，心慌意乱，腿肚子转筋，还说什么书啊？净顾自个儿抹冷汗了。睡不着觉的时候，他就跟王全桂叹气：“看来，我是上不了台啦。不行，就给人家跑跑龙套、打打杂儿，心甘情愿地做个小工吧。”王全桂笑了，作为艺人，她当然知道，迈第一步的时候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还没有艺术实践的单田芳心里敲小鼓儿再正常不过了。
鞍山给了单田芳投师访友、谈艺论道的机会。虽说台上打哆嗦，台下却是紧忙活。他先后结识两位同行： 一位是赵玉峰，人称“关里关外第一把金交椅的大将”。当年，单永魁提念起他来，总是尊称“舅舅”，从单田芳那儿论，应该叫师爷或者舅爷。干脆，称呼师爷吧，这样方便，亲近。另一位是杨田荣，也占“田字辈”，江湖大排行，还得叫人家一声“师哥”。一摸到这两位的信儿，单田芳便马不停蹄地赶去拜望。当然是揣着小心眼儿了，请人指教，希望能在艺术方面有所长进。
单田芳夫妇合计好了，便拎着点心盒子找到了赵玉峰说书的前进茶社。望着老朋友的后代，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