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北京市委机关的材料里呢？”
“里面揭发的东西有些是事实，有些还有待核实，有些则是些捕风捉影的道听途说，我一看就能明辨出来。”
康生沉思了一会儿，从他抽屉里取出几页纸来，递给他：“根据少奇同志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揭发的内容和我向毛主席汇报后他的指示，我总结了几条。这几条我也和少奇、小平同志谈过，他们都同意。根据中央的决定，你就以此写一篇社论吧，以《红旗》杂志的名义发。”
“要不要点名呢？”
“我想想，”康生郁郁不欢地说，“目前彭真的罪行材料，全是以绝密文件印发的。有的是很尖锐的，关系到我们党内最上层的许多重要机密，捅出去会影响许多人。我看还是不要点名，就以‘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取代吧。”
“好吧，”王力把他写的那几张纸收起来，装进皮包里。“那我就根据这几条写了，这实际上等于以中央的名义给彭真写判决书。”
“不是判决，而是声讨他的檄文。”康生纠正道。
这位老资格的肃反专家好像哪儿不舒服似的，脸色很不好，说话也是粗声粗气，全然没有了前几天的笑脸。唉，身体内部有病，自己就该说嘛，别人怎么能看出来呢？据他说，医生给他检查过，肚子里有块不大不小的肿块，只是目前还不能动手术。他说过几个月他就要求退休。这是去年初说的话，可一年多过去了，他再也不提这码事了。
王力回到他的房内，便闭门谢客，开始写文章。他考虑再三，决定把社论的题目定为：《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
王力站起来走到窗前。他清楚地记得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的日日夜夜，不无感慨地叹了口气，也暗暗庆幸自己运气好，没有卷入到漩涡里去。当彭真和北京市委的其他领导步步设防地对抗和消极拖延批判《海瑞罢官》的浪涛时，他一直是一个秘密参与者和得力的参谋。他很清楚，要不是关锋和康生及时地给自己透漏和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也许今天写这篇文章的将是别人而批判的对象中也可能会包含自己。
王力在奋笔疾书着：
“……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领导，贯串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这条黑线的主要点，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实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非常害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顽固地反对和破坏文化大革命，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正是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暴露的。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中共上海市委发动了对吴晗《海瑞罢言》的批判，吹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王平权没等丈夫写完，就看到了这篇文章的草稿。她平和地笑了笑，反驳道：“我说王力，你给彭真定的这几条罪状可不准确呀，什么‘反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抛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企图和平演变’，据我所知，彭真对社教、四清最积极不过了，他强调阶级斗争比谁都积极。我听过他的报告，还是有发言权的吧？”
王力从妻子手里夺下他的初稿，苦笑着说：“现在是要批判他呢，又不是给他评功摆好，你替他说什么话？”
“我也不是替他说话，我是想提醒你，批判人时要实事求是，有的就说，没有的不能瞎说。”
“去去去，这可不是我给他定的，是根据中央的决定来写的。”王力从来在老婆跟前是笑脸相迎的，即使王平权说错了，他也是慢声细语地给她解释说明，这回却很不客气了：“就这十大罪状写出去，还不知道能不能获得毛主席的通过呢。告诉你吧，主席对北京批彭上不去非常不满，连少奇同志都挨批了，这不，中央连开两三次常委会研究这件事，我能说啥？”
“那你给彭真定十大罪状，依据又是什么呢？”王平权这个人爱咬死理，她怕王力在风云莫测的政治漩涡中翻船，经常变着法子提醒他，其实也是想摸清实底。
“唉，我干脆向你兜底子吧。”王力不耐烦地说：“今年6月18日，毛主席在上海严厉地批评少奇和小平没有系统地批判彭真的错误，甚至连‘北京是不是想步彭真后尘’这类词汇都用上了。少奇实在没办法啦，才于下旬召集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并决定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写文章。这次会议把彭真的错误议了一下，派康生坐飞机到上海向毛主席汇报。康生把彭真的问题归纳成为十条。汇报中毛主席又插了一些话。康生回京后向常委和书记处分别作了汇报，政治局决定根据十条和主席、常委们的话写一篇《红旗》社论。这下你清楚了吧？”
正说着，康生又来电话了。
王力故意拧开扩音器，使康生的声音非常清晰而响亮，就像在屋子里讲的一样：
“王力同志，我刚才和江青同志通了话，她对文章的起草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你应该清楚，彭真已经成了一个靶子，我们现在批彭真更是为了针对着现在还当权的那样一批人。所以从第四条罪状，即彭真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后面，要写上‘他们对广大的工农兵，广大的党的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实行压制和打击，专横独断，丝毫不讲民主。他们的‘民主’，是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民主，是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民主，是一小撮地、富、反、坏、右的民主。他们是一批恶霸，是一批阎罗王。’加上这些，对以后他的罪行，比如为资本主义复辟，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作舆论准备啦，他们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教育方针，实行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啦，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啦等等，就容易接受了。”
尽管王力住的钓鱼台大楼是一幢用钢筋混凝土和镀铬件构成的现代化建筑物，但整个装饰和布局却是一种更为古色古香的幽雅的色调。壁纸是宁静的咖啡色，室内铺的地毯是深橘黄色。办公桌以及桌子后面的直靠背椅，还有墙上挂着的字画，都显示出这里主人的一种情怀和素质。
如果认为王力是那种人云亦云的应声虫，那就错了！他长得身材适中，眉清目秀，一副春风得意的面孔。这并不奇怪，他自1964年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一直深受常委们的信任，他很清楚政治风向的转变中自己应该干些什么。所以，等康生说完话后，他开了腔：
“康老，我觉得应在彭真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对党中央实行严密封锁，以及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段上，多费些笔墨予以揭露。这些东西最隐蔽，也最容易引起人民群众的痛恨。”
“好，你的意见很好。怪不得伯达竭力保荐你。我可以正式告诉你，你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正式成员了。尽管目前文革小组既无机构，也无制度，但以后是大有希望的，是很重要的机构。”
“康老，这点我清楚。”
“现在，文革小组向中央反映情况，陈伯达靠穆欣，穆欣靠光明日报的内部刊物。他们都集中在钓鱼台14楼，穆欣还当着办公室主任。但是，我靠谁呢？我只有靠你了。”
“康老，我真是不胜荣幸之至。我能得到你的信任是非常感激的，我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和厚爱。”王力故作虔诚地说，“现在主席还没回到北京，请问中央向他汇报的渠道一共有几条、康老，你应该明白我问这话的意思。”
听筒里的声音停顿了十几秒钟，才传来康生的声音：“据我所知，向主席汇报情况，一是由中央正式汇报，另一个便是伯达的那个班子直接汇报。江青同志现在也在外地，她告诉我她有四个据点，即上海的张春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她通过这四个渠道掌握运动的局势，代表毛主席发指示。你应该明白，她虽与主席不在一起，但与主席的联系非常密切，主席的动向她是很清楚的。”
“康老，谢谢您的提示，我明白了。”
“你的文章什么时候能出来？”
“顶多一两天。”
“好，文章要在今年第九期《红旗》杂志上刊登，也就是7月1日出版的这一期。”王力放下电话，冲着王平权笑了笑。从窗户上看，太阳落入了云海，外面的人影已经变得又长又黑，黑暗从四面八方向钓鱼台涌来。截至目前，他觉得自己的仕途一帆风顺，简直漂亮极了。能够从彭真的漩涡里拔出来，而且重新进入中央文革小组，这不能不说是他一生中的特殊待遇，是该好好松弛一下自己，先回家里呆一段时间，逛逛市容，也许还能获得一些灵感。不管怎么说，这场文化大革命将是施展自己才华的最好舞台……
一切归于沉寂。
王力笔潮汹涌，红格子的槁纸上立刻出现下面的文字：“……党中央对前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是逐步有所察党的。但是，他们修正主义本质的彻底暴露，还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有一定的土壤和气候。毒蛇也要在一定气候条件下才会出洞的。毒蛇一出洞，就立即被毛主席和党中央把它捉住了，就立即被广大的党的干部、广大的群众打倒了。”
这段文字，写得多么漂亮！他想。
八
那辆黑色吉姆车由几辆红旗和上海轿车为前导，一路疾驶，经过韶山陈列馆、毛鉴公祠、毛震公祠，拐进韶山宾馆后，黑色吉姆车和那三辆看来不起眼的轿车直穿东茅塘，沿着山根朝斜坡上奔去。
这时，眼前出现了一座清澈见底的巨大水库，它像一条银龙盘旋在拔地突起、直插云霄的龙头山脚，与雄伟俊秀的黄峰山翘首相望。两座葱翠明丽的山，自西向东延伸，如同峭壁屏风。百态千姿，令人叹绝。
路已经非常狭窄了，两排陡峭的山夹着公路，好似威严的千军万马镇守在这里。车队进入狭谷后，气温骤降，清风扑面，巍然耸立的龙头山、牛形山、黄峰山雾绕云罩，青松环抱，遍地花草争相怒放，洋溢着一片山石溪水的田野气息。谁也想不到，进入狭谷后，很快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盆地，几幢并不算高大但气势非凡的现代化建筑便出现在这里。其中一栋是平房，两边修有过廊、休息室、办公室、会议室，其中的卧室也很简朴，只有几个沙发和一张床，全一色的白罩，显得庄重、静谧而整洁。房子后面接着一条地道，非常笔直，全部镶上瓷砖，散发着一些潮湿气，地道中间有几页小门，里面是几间暗室。走出地道，是半边连着屋子，半边搭着山的一座青竹翠松包围着的山洞，站在洞口抬头望，山峰连绵险峻，到处是花木草地，给人以清新的感觉，犹如置身于花园之中。
“这里就是我给你们常说的滴水洞，我们《毛氏族谱》里说：‘一沟流水一拳山，虎踞龙盘在此间；灵秀聚锤人莫识，石桥如锁几重关。’指的就是这里。”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指着前面的山峰，对紧跟身边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公安部副部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汪东兴和中办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等人说，“你们看，这龙头山、牛形山、黄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