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打算怎么办？”毛泽东问。
“我、我打算明天就到清华大学去看大字报，听取师生们的意见，然后再考虑修正下一步的工作措施。”
毛泽东说：“我看你还是立即主持汇报会，听取一些中央文革小组和其他人的意见，把面上的工作和具体地点结合起来，立即纠正挑动学生斗学生的错误！”
陶铸刚上了轿车，就变天了。漫卷着风沙的狂风，就像要毁灭一切似的，正在北京的天空中横冲直撞。天，仿佛眼看就要被那浓黑的云块子坠下来了；地，宛如正在被这狂妄的暴风旋上去。
刚才，在邓小平家里，他汇报起中宣部准备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分赴中南、西南、华东等地了解文教部门运动情况，研究各地实行的教育改革的情况时，正好邓小平的女儿邓蓉也在场，谈起各学校普遍出现的反工作组动向时，邓小平指示：“凡是革命的师生只能给工作组提建设性的意见，不要提破坏性的意见。这是衡量师生是左派还是右派的标准。”
坐在轿车里，他琢磨着邓小平的话，越想越觉得邓小平的见识非常精确。本来，他和邓小平提出，由他兼任中宣部长这个职务很不妥。邓小平说：“你辞是辞不掉的，你还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的职务，就这么干吧。”
他是一个人匆匆忙忙来走马上任的。他来时，女儿陶斯亮正在上海军医大学等待毕业分配，老伴曾志患甲状腺机能亢进症连续发烧，但北京催得很紧，只好撇下她们只身来到北京。
陶畴刚来时住在钓鱼台9号楼，很快他就在邓小平的建议下张罗着要搬进中南海原来杨尚昆住的地方。那所住宅，虽不宽畅，但精巧舒畅。主房只有三间，中间大的一间被隔成两半，一半做客厅兼餐厅，另一半是书房，两侧各一间卧室。房门前有一个小庭院，那里栽着两棵海棠和几株桃花。再往前走几步，是一座架在荷花池上的游廊，因为迂曲回旋成王字，因此得名为“王”字廊。七月的中南海庭院，繁花竞放，绿草茵茵，麻雀聒噪，百鸟争鸣，和外面乱七八糟的“破四旧”的局面，形成了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
车开进北大时，沉闷的雷声从西北方向滚了过来，阴云越来越沉，紧接着一串闪电和霹雳便在他们头顶爆炸，雨点子刷刷地下起来，而且大有越下越猛之势。
“陶铸同志，是不是改日再看大字报？”
“不，今天就看！”
轿车刚到大字报棚下，就被越来越多的学生们紧紧围住了。大家争相说笑地谈论工作组的功过是非，谈被工作组打成右派的结论算不算数。许多人当着他的面争得面红耳赤，整个看大字报的过程中不时响起一些学生们的尖啸刺耳的狂笑和叫骂：“什么工作组，完全是保皇组，比国民党还坏，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他试图跟身旁的学生们谈一谈，然而他们越说越不投机。
当走到饭厅门口时，他停住了。这儿就是聂元梓等七人贴大字报的地方，现在全部刷上了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他站在那里，呆若木鸡地看着这里的景象，大字报的标题是：“工作组是镇压北大文化革命的刽子手”，“李雪峰为什么束缚群众，转移斗争目标？”“李雪峰5月25日的报告是反革命的报告”，“八条规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八把刀！”等等。他又向四周看了看，到处都是反工作组的大字报，他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几乎要瘫坐下来，面如白纸。
很快，人们认出了今天坐车来的这位领导人就是陶铸，立刻七嘴八舌地拥上来向他提问：
“陶铸同志，你说工作组在北大是不是犯了错误？”
“北大6·18事件究竟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
“你支持不支持我们向工作组宣战？”
“八条规定经过毛主席批准了吗？”
“毛主席现在在哪里？中央通过的这么多文件毛主席知道吗？”
陶铸不知道该先回答什么了。他费了好大的劲才使混乱不堪的群众队伍安静下来，他嘶哑着说：“同志们，我这次来是向大家学习来了。你们提了很多的问题，我愿意很坦率地回答你们，我们中央的任何决定都是经过集体研究的，集体中当然包括毛主席了。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嘛、还有少奇同志，那是老革命了，小平同志也算老革命，我不算老革命，只能算个中革命，但是我相信，我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劝大家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坏人的当，不要听信一小撮坏人的挑拨离间。我敢保证，我们的中央是团结的，是巩固的，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不怕什么大字报，1957年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比这厉害得多，但是都被我们打退了，我就不信这一次能超过九年前！”
这番讲话，既博得了一阵掌声，也受到了一些人的轰笑、讥讽，有人甚至打口哨声，有人甚至没等他讲完就叫骂起来：
“陶铸，闭嘴！闭嘴！陶铸！”
陶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人群中钻出来，上了轿车，冲破重重人群路障，回到了中南海。他洗了一个温水浴，仍然没有把那股怒火压下来，他知道自己实在无法忍受了：“不像话，简直不像话，这些人是什么鸡巴革命派，简直是一伙蛮不讲理的流寇和土匪！”
他是一个说干就干的人，他准备第二天向中央汇报这次北大之行，建议中央采取有力措施打退这股逆流。第二天，他刚起床，桌上的电话就响了。
“是陶铸同志吗？我是江青！”电话里的那个女高音非常悦耳动听，“我比主席晚回京两天，我是刚到，一到就给您打电话，你看对您多么信任和尊重哪。”
“谢谢您，江青同志，有什么事吗？”
“我想听听你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我一回来就扑到工作里了。但我并不了解什么情况。主席指示我先和大家聊聊，所以我首先想到您。”
“江青同志对我的信任，我非常感激。但对形势的看法可不是能够用一句话来说清楚的，我们是不是一块谈谈？”
“好，我到你那里去吧。另外，春桥和文元也想去，我们一块碰碰头，交换一下意见，那就这么定了。”
十二
刘少奇主持召开的文化革命汇报会，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
邓小平刚提出要不要撤出工作组的问题时，李井泉就嚷开了：“撤？再撤右派、还乡团就复辟了。你们到下面走一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各级工作组的歪风邪气，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嚣张过。好像北京市委出了个彭真，全国各地的省、市委都有黑帮似的，一些学生跑到省委静坐、绝食，好像不打倒省委书记、省长就不过瘾，这可不行！无论如何不行！”
康生不动声色地说：“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议了一下，认为工作组这种形式很不适应当前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为了发动群众，还是撤掉为好。”
李雪峰马上开口道：“这话就说得有点前后矛盾了。我记得6月20日，中央文革小组就向少奇、小平提出书面建议，主张‘全国大中学校、机关单位在适当时候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领导文化革命运动，在最必要的地方，最必要的时候，可以由上级派工作组，怎么现在又认为不需要派了呢？”
康生扫了一下与会者，微微一笑道：“请你注意到‘最必要的地方’和‘最必要的时候’，问题是北京现在普遍地派了工作组，而且这种工作组阻碍了运动，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这个严重的现实。”
邓小平说：“什么现实？最大的现实是各个学校一派混乱，我们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丧失党的领导还怎么抓工作？”
这次会议在刘少奇家中的办公室里举行，比其他地方要隐蔽得多。尽管刘少奇认为解决了杨尚昆私设录音设施的问题后，党内的高级干部们都具有不窃听他人言谈的品格，但并没有影响他的谨慎小心。他在自己所喜爱的那张椅子中就座，邓小平和陶铸分别坐在他的旁边。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刘少奇开门见山地向陶铸问道。
陶铸耸了耸肩膀：“我认为工作组还是不撤为好。第一，是毛主席在外地时指定第一线的中央领导负责全面工作的，而且派工作组是常委们集体研究决定的，如果派出一个多月再撤回来，中央集体负责的威望会受到影响。第二，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各大专院校的右派学生，包括一些黑帮势力，都把矛头指向了各个工作组，如果我们让步他们必然会进攻，这个后果也是不得了的，所以工作组不能撤。”
“我完全同意陶铸同志的意见，”刘澜涛亮着嗓子说，“如果工作组撤出来，那么黑帮黑线人物会对你感激不尽，那么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怎么巩固？根据各地的情况来看，文化大革命这么个干法，地方上的同志根本无法接受。地方上刚刚进行了四清运动，各级班子都是经过社教的新班子，有什么必要再搞运动？再搞就是让四不清分子上台！所以要搞，就让四清工作队全部下去，巩固一下四清运动的成果。不然，老是发动群众发动群众，把我们许多原有的工作规则和组织路线都打破了，这种办法不好，很不好！”
陈伯达猛地躺在自己的椅子里，大声地说：“请注意，我在7月13日、19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两次提出了撤工作组的意见。今天是7月22日，我再次提出这个意见，工作组留在学校毫无进步意义，只能阻碍革命。请记录员记下我的意见，以便查对。”
李雪峰注意到了这位中央文革小组长的表情，他只是激烈地表达他的这种主张，并不积极地阐述他的理由，他好像并不想费很大的功夫来说服人们接受他的意见，仅仅是要表明他的一种立场而已。所以，与其说他是给在场的人听，毋宁说他是一种表演。在他的有生之年，他还很少见到过这样的政治家。但注意是注意，并没有引起他的警觉。许多现象，只有经历过一定的时间，才能判断出它们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本质。
“伯达同志，你说得太轻松了，”刘少奇用嘲讽的口吻说道，“现在你也许可以撤出我的会议了，但是工作组还是要的。实在不行的，可以撤。撤了还要换其他的工作组，因为没有其他力量领导。”
康生说：“革命师生自己可以产生自己的领导嘛，为什么不可以信任他们？”
“这和加强工作组的领导并不矛盾。”邓小平说：“撤工作组我不赞成，我们不能因为工作组的同志有些缺点错误就整个地抹杀了他们的成绩，我认为工作组即使有缺点也是前进中的缺点。有些同志也大小题大作了。”
“我同意小平的意见，工作组撤不得。”叶剑英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刘志坚马上表态：“是的，工作组现在一撤，各大专院校的党的领导用什么来体现呢？如果自己各行其是，整个工作岂不是乱套了吗？”
陈伯达狠狠瞪了他一眼。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家伙，身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竟替其他人的意见张目，到一定的时候我非整得你低头认错不可，你这条拐了腿的乏走狗。陈伯达想。
刘少奇冷漠地问：“伯达同志，你对这么多同志的意见，采取什么态度呢？难道他们都错了吗？”
“哦，你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