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在刘少奇的问题上谁掌握着实底？”
“江青。”
“江青是不会轻易给我们交底牌的。”
“除了江青就是陈伯达。”
关锋的眼睛一下子亮了：“有何根据？”
王力说：“恐怕毛主席给他交过底。”
“你怎么知道？”关锋这个人喜欢刨根问底，这是多年来作学问养成的习惯。
王力说：“1964年12月中旬，毛主席把陈伯达叫去，说是要起草一份重要文件，也就是后来关于社教运动的‘二十三条’。当时毛主席给陈伯达口授了十三条，陈伯达那天刚服了安眠药，头脑昏昏沉沉，记得很不详细。他对我说，那天毛主席的火气可大呢！毛主席说：刘少奇想当秦始皇，我看他不够格。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上他完全是瞎指挥，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我对中国的国情调查了四五十年，他刘少奇算老几！在社会主义革命上，他代表不了无产阶级，代表的是官僚主义者阶级，这样下去，只能作革命的绊脚石。”
关锋听得完全入迷了，不住地催促：“接着往下说，接着往下说。”
“当时陈伯达可吓坏了，天还没亮就给我打电话，叫我马上来钓鱼台，帮他一块儿起草文件。他把毛主席的指示和意图给我简略地传达完后，担忧地说：‘看来，毛主席决定要整刘少奇了。’我也吃了一惊，忙问：‘这怎么可能呢？，他把主席发火的那些话又对我说了一遍，我也着急了。我问：‘你对此是什么态度？’他说：‘少奇同志是很纯洁的共产主义者，整刘主席对党对国家都很不利。’我当时也同意他的意见，说：“那我们是否想个办法，在两位主席之间调解一下。’他也有这么个想法，但他是个毫无主见的人，遇到大事他就晕头转向了，说了几条也没有个好办法。我对他说：‘我看你办不了这事，还是靠别人吧。我建议你去报告彭真、陶铸等同志，告诉他们毛主席要整少奇，你们劝劝主席，这样不好。’他听了半晌不吱声。”
关锋静静地听着，不时发出一阵冷笑：“后来怎么样？”
“我看伯达还是不动，又建议他让彭真去劝少奇，让少奇赶紧向毛主席认个错；以免毛主席在上怒之下作出一些过分的决定。陈伯达也认为我的建议不错，马上去找彭真。彭真听到消息也很着急Ｊ时上陶铸一块去给少奇同志通风报信，让他去给毛主席赔情道歉，当时刘少奇还是接受了大家的建议，马上去找主席，检查了自己对主席不够尊重等错误，以求毛主席谅解。”
“你估计这一次毛主席会谅解少奇同志吗？”关锋若有所思地问。
王力说：“这很难说。不过，主席从来是襟怀但白的，允许同志们犯错误。再说，文化大革命来得这么突然，事先又没有给大家打招呼，我看也算不了什么大的过失。少奇同志对中国革命贡献这么大，这点错误又算什么呢？只要少奇再作个检查，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关锋依然不动声色，只是静静地听王力讲，然后仔细思索，琢磨。
其实，为这事，他已反复考虑多少次了。从他列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他就断断续续听到不少关于刘少奇的议论，起初他没挂在心上，渐渐引起了他的重视。说心里话，他关锋看不出刘少奇有什么过失，他很尊重那位国家主席，还为个别人的议论大大发了一通火呢。可是，江青有句话使他震惊了。江青说：“我们同少奇的矛盾是路线之争，他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他不敢说半个不字，他也知道，一个人的感情是不可能假装的，他关锋从来都痛恨装模作样的人。他的决定是这样的：毛泽东和刘少奇相比，他更热爱毛泽东，更觉得毛泽东无微不至地关心着自己呢。何况刘少奇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好感，不是还计划在一月里整自己的风吗？要是没有毛泽东的关怀，他可能自己早就成了吴晗之后的文革对象了。想到这里，他对未来的局势作出了自己的抉择。
当天夜里，关锋一直闷坐在桌前写什么。王力几次进屋想和他说句话，关锋都很客气地拒绝了：“请别打扰我，等过了今夜后我们再好好谈问题。”
王力感到纳闷，但也不好意思再追究下去。人，都应该有自己的隐私嘛，何况自己有时写东西也不喜欢别人知道，更何况当前的形势下，中央文革还有自己严格的纪律呢！
他哪里知道，关锋正给毛泽东上书，谈他对刘少奇所犯错误的意见呢。
根据他的分析，中央一位主要领导人犯错误必然要有一批人跟着犯错误，这正是自己标新立异，和他们划清界限，显示自己正确的时候，要不然，哪里还有自己的出头之日，文化大革命如同任何一次运动一样，有下去的就有提拔上来的，如果此时此刻再错过机会，那可不怪天不怪地，只怪自己太无能了！
他奋笔疾书道：
“……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遇到了刘少奇的干扰，这个问题使我感受到，我们同刘少奇的矛盾是路线斗争，是路线上的是非之争，而不是一般的方法问题。……”
林彪把《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翻来覆去；连续看了三次。跟定Ｌ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精确地估价了这次运动的后果和他所要付出的代价。是他在大连以养病为名所进行的思想斗争的最后收获，他希望在达到他和江青商定的目标的路上，能够彻底打碎他的对手的脑袋及其网络。
目标实现了，付出任何代价也是值得的。
他不想多出头露面，太惹人注目，他很清楚在中央政治局内，真正支持毛泽东这样子的人毕竟是少数。所以，他专挑那些最高层领导人很少光顾的地方休养，尽量把自己隐进阴影里，避开所有政治局常委们的视线，一直躲在大连接见一些部队的领导人，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调兵遣将，当然也有他的精心创作，以防来自军队或最高层的突然事件。
然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在北京的四周已经调动了军队，他们将在郊区整装待命，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只要毛泽东断然下令，他们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风驰电掣般到达指定地点，执行紧急任务。
按照毛泽东送来的材料，这次全会将有四项重要内容：
一是递补通过杨得志、韦国清、罗贵波、张经武、谢觉哉、叶飞由候补中央委员为中央委员。
二是通过《关于撤销和补选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决定全文：“（一）十一中全会批准1966年5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的决定。（二）从已揭发的大量事实证明，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错误性质是极其严重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因此，全会决定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撤销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三）批准1966年5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调叶剑英担任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三是选举。将补选政治局委员六人，即：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同时补选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三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谢富治和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四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毛泽东在电话里对林彪说：“你的问题在闭幕时加以确认，暂不列入会议议程，以免引起风波。”
林彪心领神会，在电话中说：“我将绝对听从毛主席的决定和安排。”
事实上，从全会开幕以来，他一直密切关注着会议的进程。每天都有人通过不同的渠道向他汇报着情况。对手们会俯首就擒吗？他们自己会不会被欺骗和出卖？执行特殊任务的人会不会泄密？他就像卧伏在深林中的一只吊睛白额大虎，一点儿不敢疏忽大意，掉以轻心，随时准备扑上去咬断对手的喉咙。
他非常佩服毛泽东的政治措施和手段，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起草得严密而又富有理论的论证力量，简直天衣无缝：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特别是年青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叶群走过来，看见林彪还在翻阅这份文件的草案，嘴巴一撇：“这有什么看头？同意就得了。这份文件伯达、康生、江青他们折腾很长时间了，不会再有多大改头了。你应该立即表态。”
叶群的声音几乎令他窒息。这是一个喜欢出风头的女人，她在灯光下得意地抿着嘴笑。她已经和江青多次密谈，和中央文革的几位要员都建立了联系。他毫不怀疑，她会以林办主任的名义参与一切党政军大事。
“北京的讨论有什么新进展吗？”
叶群说：“没有。看来热劲不大。据说会议开得很冷场，那几个常委都不表态，底下的人谁敢轻易开口？所以，会议自始至终都是毛主席一个人唱主角，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插不上话，江青说她尴尬极了。”
林彪慢慢地在屋子里踱着步，思索着说：“这一切都在主席的预料之中。这个决定已经是第四稿了，不能拖下去了。”
“主席改了多次，决定完全体现着他的意图。看来，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不敢公开反对这个决定。”
“我也是这个想法，立即接通主席办公室的电话。”
叶群守在电话机的左边，林彪呆在右边。他们站在橙黄色的灯下，静静地等待北京的声音。此刻，屋里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
不大一会，传出嘀嘀的声音，接着又响起来一个男中音：“喂，你是哪里？”
“我是林彪。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主席亲自通话。”
“好，你稍等一会。”
又等了大约五分钟的时间，听筒里传出那个熟悉的声音：“林彪同志，你该回京了。现在斗争已经到了该见面的时候了，不短兵相接不解决问题啊！”
“好，主席，我听你的。今天是十日夜，明天我准备一下，后天赶回去。既然会议决定延长时间，我主张索性把问题解决透。不获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