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怕，怕什么？共产党人还怕见群众？”
毛泽东正和一些人交谈，听见红卫兵有规则地齐声唤呼：“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一阵欢乐的歌曲响起，伴随着这种激烈的、火热的口号声，陶铸兴高采烈地进来，走到毛泽东身边：“主席，红卫兵们见不到您，停留在广场中央不行进了，你得出去一下，不然会挤死人的。”
毛泽东瞟了他一眼：“你们那么多人，完全可以取代我嘛。有刘少奇、邓小平在外面还不行么？”
“不行！不行！中国这艘巨轮离不开您啊！”陶铸毕恭毕敬地走到桌前，将毛泽东小心翼翼地搀扶起来，不知是出自什么原因，毛泽东却使劲推开了他，然后自己大步走出休息室，重新回到观礼台的中央。康生不失时机地靠在林彪身边，似乎在向林彪说什么，但旁边的毛泽东完全能听清：
“看来，彭真、薄一波叛变的问题彻底清楚了。”康生的嗓门很高：“薄一波早在1930年在天津第一次被捕时，阎锡山便看中了他，仅6个月就释放了。1931年薄一波在北平第二次被捕，经第二监狱转到伪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到1936年，阎锡山看到时机成熟，便派遣其亲信郭钜才，大特务头子梁化之携带巨款和亲笔信，到北平进行上层活动，郭、梁找了大军阀宋哲元，一起保释薄一波。所以，我看这个人的行迹十分可疑，应该彻底审查！”
谢富治凑过来，也说：“南方的叛徒比北方那些人更甚。在苏州反省院里，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国务院二办主任徐迈进、高教部的卢正义等大小叛徒，也完全接受了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和陈立夫的《唯生论》，公然声称：‘共产主义不适宜中国的国情。’他们在伪院方主办的《反省》半月刊上，还发表了大量反共文章，宣扬叛徒哲学，污蔑阶级斗争。卢正义所写的反动诗《转变》就是一个铁证。在浙江反省院，有一个叛徒竟把我们的党组织包括周恩来同志的代号全部出卖了。”
毛泽东转过身来问：“他们全是根据少奇同志的那个指示吗？”
“那还不是！”康生拍着口袋里的材料说，“我们已取得了相当多的证据了。足以说明一切问题。在所有的敌人中，叛徒这种敌人是最可怕的！”
“哦，叛徒！叛徒！”
陈伯达对这些谈话并不感兴趣，尽管他并不在谢富治安排的保密圈之外。他的眼睛，不断地在观礼台上那群漂亮的红卫兵身上转悠。他很欣赏这些思想单纯、天真烂漫、幼稚且可爱的青年人，这些极平凡、极普通、极随便和极幸福的人。他们无忧无虑，不考虑别人会揪他们的辫子和把柄，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呼喊他们要喊的口号。
谁也没有看到，陶铸一个人来到观礼台的东侧，在人群中找到了惊魄未定的薄一波，把他拉到了一边，悄声说：“有人正在想方设法地整理你的材料，要置你于死地！”
“我猜得不错。”
“这是一次很难预防的行动，我看你还是到广州躲躲去吧，那里目前还安全。”
“我也是这么想的。”
陶铸叹了口气：“周扬同志患癌症在天津开刀才不久，这次又要被左派请回来接受批判，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我让汪东兴给他找一个比较安静点的住处，比如王明住过的房子让周扬住几天都遭到了拒绝。唉，我的日子也难过哪。那个女人一天到晚找岔子！”
“到了现在很不好办呢！”
“主席让我和谭震林去中南及华东地区视查，还不知是什么意思呢。”他又叹一口气。
三十一
谢富治是毛泽东亲自点名兼任公安部部长的。如果仔细打量一下这位将领，他各方面都给人一种金属感，魁梧的身架，略长的脸膛，一头刷子般直楞楞向后倒的头发，浇铸般的脸腮上很少有笑容、浓黑的卧蚕眉下，嵌着一对明亮的、炯炯有神的眼睛。
在天安门西南边，穿过长安街，有一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院落，这里便是公安部所在地，这里聚集着经验丰富、有着十分精彩的传奇经历的反问谍专家，而且等级也很分明。但是，中央最高层的人几乎都知道，这里并不算涉及安全事务的真正决策地，而且谢富治每天也并不到这里上班。
此刻，他正在大会堂临时性的办公室里，谨慎地审阅着一起又一起令他格外棘手的案子。他称得上是一位整肃国内敌对势力的专家，他从一封封用红字印着的“绝密”大字的文件里，看到了当前浓云紧罩着的复杂风云。
“12月1日，林学院关启在辩论会上公开散布：‘中央文革产生不符合《十六条》。同日，学院出现《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公开信》，恶毒攻击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第二天，关启又到解放军报社接待站反映意见，认为中央文革小组多数成员都犯了挑动群众斗群众和包办代替的方向性错误。他声称，已联合了50多所学校，要求中央解散中央文革小组。与此同时，这个学院又贴出《看中央文革小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什么路线？》、《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主席闹革命》的大字报，他们还在天安门前两侧观礼台上贴上大标语：‘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标语。
“12月4日，清华大学贴出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的路线性错误必须批判》，还出现‘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第2天，北京23个学校的45名学生又在那里集会，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成员、京工附中学生邹建平等人爬上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报纸刷下了一条大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他们还多次冲到北大、清华，预谋围攻聂元淬、蒯大富等革命左派。
“12月9日，清华园贴出《给毛主席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叫嚷‘10月3日之后，北京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同日，‘捍卫团’在红星影院集会，会上有人呼喊‘刘少奇万岁’的口号。与此同时，北大出现了一张署名为‘虎山行’的大字报《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内容极其反动。它说：‘文化大革命的运动阴暗面很大，许多人厌战情绪上升，群众中对立情绪日趋严重，又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的严重事件；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的关键。’这张大字报还气势汹汹地质问：‘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就批评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砸狗头！’……”
谢富治是个标准的政治家，他跟党内的大多数人一样，不允许任何人给他的国家和领袖“抹黑”。他知道，对这些真正攻击中央文革的极右分子，是绝不能给予任何同情和纵容的，必须坚决打击：但这种打击的具体办法是什么呢？是抓？是逮捕？是判刑？还是一般批判？他有点拿不准了。
他把这些被称之为“敌情动态”的东西，叫人打印了五份，直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江青，他自己留了一份。发出去几天后，没有丝毫动静。他猜测，可能永远不会有反应，但中央肯定会有措施。如果采取措施，中央肯定会命令他操办的。
一个月亮的银辉洒满大地的夜晚，江青给谢富治打来了电话。她那和蔼可亲的声音一反常态：“富治同志，那些材料你还记得吗？对了，毛主席、林总很重视当前的动向，把它定为有组织、有预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你的分析很有道理，很可能是刘邓那些人在背后支持或者他们的人策划的。哦，我看我们应该公开予以反击。别忘了咱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啊！是么，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嘛。什么？看样子后台不小，没关系，那些为首的小反革命一抓起来，他们就会开口交待那些后台老板的，总之要抓，是学生也要抓。只要是公开反对毛主席、林总和中央文革的，就是要抓。书看不需要什么具体手续，无产阶级专政的职权是人民给的，而不是其他什么组织授与的，你大胆干就是了。哈哈，你怎么突然胆小起来了，不怕嘛。出了任何问题我来顶。我看你还是来一下才好。”
接完电话后，谢富治叫秘书通知两个人来见他。他们把文件上的名单和标题抄了下来，然后出去调车，并换上了新的汽车牌照，和执行一项特殊命令一样。然后，他们就离开了。
谢富治按照预约来到钓鱼台16号楼的小会议室时，才知道不但自己来了，而且还有“首都三司”和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等学校的红卫兵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康生都在座。江青一见他就笑吟吟地站起来：
“好，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铁腕人物到了，这就是富治同志，我们的尊神。”江青习惯于见面先给人戴“高帽子”，先吹得你晕晕乎乎再说。“富治啊，现在可是有人要火烧我、油炸我呢，我们的安全可是擦在你手心里呢。”
“没问题，对极少数反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我已采取了措施。我在这里可以向大家宣布，就在此刻，我们已经对跳出来的极少数几个反革命分子，实行了坚决的镇压！”
“好哇！太棒了！”
谢富治的话音刚落，立即爆发出掌声和叫好声。
康生站起来，以一副权威人士的口吻说：“同志们，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严厉的镇压，这就是最大的民主。凡是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就是反革命，对中央文革的态度就是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比如，有一小撮右派学生拼命攻击三司和北师大井冈山、清华井冈山这些左派组织，其实矛头完全是对着中央文革的，我们同样不能允许他们那样做，同样要予以坚决镇压。”
谭厚兰是第一次被请到钓鱼台里的学生领袖，从到会议室后，她的眼睛便一直注视着江青。她从来没有这么面对面地和她谈过话，尽管她早就和关锋、林杰这些人接上了头，并深受他们的信任。前一段，她连续收到许多匿名信，警告她：“不要跟着中央文革某些人太狂了”，“你要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军、革干子弟的行为”，“否则你决没有好下场。”
“好哇！”江青听完谭厚兰的介绍，拍着桌子说：“他们是鸡蛋硬往石头上碰，我们倒要好好领教一下，看看究竟谁能碰过准！他们不是叫嚷要‘揪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吗？好，我可以告诉他们，我就是三司后台！”
“我也是三司后台！”陈伯达气鼓鼓地站了起来，“给三司当后台光荣！”
“我也是！”康生拍着胸脯说。
谢富治急忙跟着嚷道：“我也愿意给三司当后台！”
蒯大富心潮起伏。从他还没考上大学时，就一直想在中央机关找一个理想的工作，成为一名年富力强的风云人物；但他那漫无边际的梦想却从来没有实现的条件。今天，他终于感到自己有了实现这种梦想的可能。
人总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加强或减弱着自己的梦想，蒯大富便是在那种特定的条件下膨胀了自己早先那颗心，尽管他自己也在怀疑。
宋刚突然接到康生的命令，让他穿好便装，跟着卫兵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