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底稿，有200多人重点挨整，80％的人被迫检查。6月9日，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说给工作组提意见就是“给工作组抹黑，不相信党中央”。6月12日，高教部长、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被停职反省，北大师生前往清华声援，张承先驱车前往，要将学生们赶回学校并以“记名字”来恫吓。
江青看到这里，停下来扶正眼镜，走到窗前盯着远处的蓝天白云骂道：“什么工作组，纯粹是保黑帮分子的别动队！好哇，他们是生看法子来对抗我们！”
江青产生这样的认识并不奇怪。凭实而论，她是一个有才华、有远见、有胆略而充满个人欲望的女人。她的权力欲也和她的风头一样的“健”。正因如此，毛泽东对她既信任又限制，凡事以不太出圈为准。江青对党内上层动向的预言，都被事实所击中，使毛泽东决心在文化大革命中让她充分发挥作用，也算让她闯一闯吧。
1966年2月24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来信，邀请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团作为客人参加3月29日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当时，毛泽东和江青同在杭州，她微笑着对毛泽东说：“这是苏修给我们党内的赫鲁晓夫们摇动橄榄枝呢，人家已经看出我们党的上层有分歧，故意放信号。我敢打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这些人肯定会作出出席苏修23大的决定，不信你让他们讨论吧。”毛泽东对此似信非信，认为正在开展四清时刻，北京会断然拒绝苏共中央的邀请。于是，他和江青打了赌。
果然，刘少奇在召集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刘宁一、吴冷西、王力等人汗会讨论时，邓小平、彭真坚决主张应派代表参加苏共23大。彭真说：“我主张派一个不大不小的代表团去，看看苏联究竟下一步的动向是什么，应该知己知彼嘛。”邓小平则主张应派最高级代表团去，以显示一下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政治局常委们研究的结果，决定让刘少奇率代表团去莫斯科，邓小平去西北三线视查，彭真主持书记处工作。开完会，刘少奇让彭真给毛泽东发电报，说这是常委们一致的意见。
江青得意地对毛泽东说：“你看我算他们算得准不准，这些家伙们早就图谋不轨，想效仿勃列日涅夫搞赫鲁晓夫那样把你搞下台，然后他们搞复辟。别的不说，刘少奇早就主张在党内设名誉主席的职务，明眼人不问便知，这个空名不是给你准备又要给哪个？”
很快，康生带着赵毅敏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提到此事。毛泽东大发雷霆：“什么常委一致同意，老子就没有同意！你们哪个想同苏联合作、里通外国、当修正主义，你们哪个去，中国共产党是不去的！我看北京有人是想当赫鲁晓夫，有点迫不及待了！”
康生当时吓得脸色苍白，马上就说：“我从心眼里就反对，根本不能去，苏修邀请我们，压根儿就没安好心。就在他们发出这次邀请的前后，他们在苏联向党内外散发反华文件，组织一系列的反华报告。他们还向各国共产党发信，污蔑主席和我党‘好战’，‘假革命’，‘不反帝’，‘鼓励美帝国主义侵略’，‘冒险主义’，‘分裂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甚至说我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去参加他们的大会呢？”
“除非是去搞阴谋。”江青在旁插话，“我看，康老算一位真正杰出的反修战士，其余那几位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说：“恩来和他们不一样，他是要跟我走的。他已经给我报了信，要我注意北京的反常动向。康生同志，你组织人以中共中央名义回信，就说我们不参加苏共的23大。”
于是，3月22日，中共中央致信苏共中央，宣布：“你们不顾许多兄弟党的反对，在1965年3月召开了莫斯科分裂会议。这是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极其严重的步骤。我们曾经要求你们，公开承认召开莫斯科分裂会议是错误的，非法的。你们至今没有这样做。我们愿意明确地通知你们：既然你们已经走到这样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能派代表团去参加你们这一次的大会。”事后，毛泽东对江青说：“看来你这次考试还得分不错。今后你就替我多研究国内问题，重点是中央上层如何对付修正主义的问题。看看中国的赫鲁晓夫们究竟会怎样动作。”
江青如同得了“尚方宝剑”，索性公开亮出牌子，对人们说：“我的工作是中央的哨兵，眼睛是盯着修正主义的，这是主席交给我的任务，希望同志们都来帮助我。”
她命令《解放军报》专门为她成立了一个记者组，任务是向她和毛泽东反映文革中的动态。然而，她始终感兴趣、并且千方百计要收集的，恰恰是刘少奇、邓小平在运动中的一举一动。
刘少奇、邓小平6月4日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后，匆匆忙忙坐飞机回到北京，一面督促往学校派工作组，一边又通知陶铸、陈伯达、康生、李雪峰等人坐飞机到杭州，于9日在毛泽东住处又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就派工作组问题强调其重要性。毛泽东在他们面前显得非常轻松自若、一边妙趣横生地讲典故，一面畅谈工作，说：“这场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挑起来的，他们一定要和我们较量，你想避免也避免不了。我这人一直奉行三条政策：第一不为天下先，即不打第一枪；第二退避三舍，讲究一个‘让’字；第三礼尚往来，君子动口不动手，小人动手老子也动手。所以派不派工作组不是主要的，可以不派嘛，乱就乱他一阵。不要急于派工作组。你们看怎么样？”
刘少奇说：“还是不要乱，一乱就难以收拾了。最近西安交大也发生了一些事。工作组进校以后，引导学生们批判‘三家村’黑帮，但个别人对此不感兴趣，总想把矛头对准校党委。工作组让他们讨论校党委究竟有没有问题，是红还是黑时，他们又想搞工作组。”
“胃口越来越大！”陶铸说。
邓小平坐在最边的一个沙发上，慢悠悠地开了口：“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就不是要斗黑帮的问题了，而是要斗垮我们整个的党。”
“我就不信他们会整垮我们的党。”毛泽东说，“不过也有例外，就是我们党自己烂掉，像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他们名义上还是叫共产党，其实已经变成社会民主党了，和我们的国民党差不多。所以，我们下决心要搞这场文化大革命，不能让苏联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杭州会议一结束，刘少奇、邓小平回到北京抓紧派工作组的工作，到了中旬，基本上所有的学校都进驻了工作组的成员，取代了那里的各级党组织。
6月11日，刘少奇在文化革命汇报会上，对李雪峰、吴德等人说：“中央常委们的意见，是在北京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搞夺权。这是新的反右斗争，在局势明朗的情况下，学校党团组织可以及早改组，即整党整团。当然，这里主要靠我们抓对工作组的领导，没有工作组，我们的领导就断线了，学生中、教师中的那批右派分子就会翻天。”
李雪峰问：“学生中的右派要定多少？”
“不要定框框，有多少就定多少。”刘少奇明确回答。
两天后，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央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中，明确强调反右的范围应包括学生。他批示：“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今年的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的有派分子，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
看到这里，江青笑了。
她笑刘少奇太愚蠢了，到现在还想捧着老皇历不放，还想端起那支老掉牙的炮筒子打别人。其实，他完全没有料到文化革命的这把火完全是冲着他自己来的。哎呀呀，这么一个老资格的政治家，怎么这么没有敏感？唉，看来官再大，一到年龄就万事不灵光了，整天老是算计别人，完全不想别人是否会把枪口对准他，这还能不遭厄运？唉唉，看来他刘少奇这一回是真要完蛋了……
江青来到毛泽东房门时，听见里面正在吟诵南唐后主李煜的《子夜歌》：“人生愁恨何等免，销魂独我情何限。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
江青没作声，她对丈夫读这类诗感到寒心。南唐后主李煜是亡国之君，此时此刻吟诵他的诗词，吉利么？尽管前些日子，她给毛泽东带来几十本古今中外的小说和剧本，却没看到他看那些书。她一直也没敢问，因为她知道毛泽东看什么书都是有他自己的计划的。此时此刻为什么要读他的诗呢？
“这回我一定要问问，要劝他多读些刚毅果断的！”江青又上来了拗劲，“我不信就说服不了他！”她故意咳嗽一声，屋里的读书声停止了。
“我猜想你就快来了，这回我可算准了。”毛泽东放下手中那本发了微黄的线装书，站起身来活动活动身子，问：“北京又有什么动向吗？我现在是隔岸观火，心明眼清哪！”
“你怎么喜爱起那个亡国之君的东西来了？”
“研究研究。”毛泽东说，“我可不爱他的东西，只是偶尔一阅，揣摸一下那位国君当时的心情。”
“哼，国恨家仇都忘记的人，没骨头！”
“身不由己啊，其实他是既爱江山又爱美人的皇帝，只是到了兵临城下，当了俘虏的情况下纵然有千钧力，又为之奈何呢？”
“反正我最恨那些昏君。”
“也不要打倒一切。他的诗词可是佳作不少，是能够传千古的。”毛泽东突然间来了情绪，滔滔不绝他讲了起来：“自古文人虽在艰危困苦之中，也不忘吟诗著文，实在是性情所决定也。甚至临鼎镌之灾也面不改色，从容就义，现在有几个能如此？李后主在敌兵围城中，面不改色地作长短句，所谓‘樱桃落尽春归去，蝶翻金粉双飞。子规啼月小楼西’。结果诗还没写完，城便破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书呆子。”说完，他哈哈大笑。从笑声中，江青感觉到了他对那位古人的嘲弄和惋惜。
江青受到感染，也畅谈起她的读诗感想：“我倒是喜欢苏东坡在狱中作的那首赠子由云：‘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也是托志吧。”
“不好，也很伤感啊。李白在狱中作诗上崔相公则云‘贤相燮元气，再欣海县康。应念覆盆下，雪位拜天光’。这都是不得已之作。比起‘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只有后来人’来，都差远了。”
“有朝一日我坐了牢房，我就高吟这首诗而从容就义。”
毛泽东的脸色骤然间沉了下来，好长时间没有作声。
江青知道毛泽东又犯起了心思，便微笑着说：“你不是常说要从最好处努力，从最坏处作准备吗？我坚信我们的道路虽曲折，前途必然光明。”
“何以乐观？”
“因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这里的情趣是截然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