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这时精神焕发，满脸放光，他说：“这正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机谋之处。主席让他们在北京开会，自己留在南方调兵遣将，就是防止他们搞政变。康老负责印刷516通知时也动了脑筋，怕在中办印刷厂印会泄漏机密，让彭真一伙得到消息，故意在开会前才交到公安部印刷厂印刷。现在主席让我们起草文化大革命的文件，而且让我们绝对保密，我看就是对着中国那位赫鲁晓夫来的。”
对于姚文元来说，再没有比今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更为令他惊心动魄和震悸不已的事了。那是他第一次参加中央高层的会议，而且是面对面地和彭真、陆定一展开斗争的会议。在他看来，那次会议毛泽东安排得非常巧妙。整个部署是按照4月杭州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进行的。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却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充当联络员的角色。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有关人员约80人。会场警备森严、极其机密，来往的车辆都要接受特别检查。彭真、陆定一被通知参加会议，当然坐在了被告席的地位。
会议一开始，叫“介绍情况的座谈会”，由康生、张春桥、陈伯达讲话，清一色地揭露彭真如何对抗毛泽东关于批判《海瑞罢官》的一系列指示以及彭真、陆定一等人搞二月提纲的错误，并展开了激烈的批判。特别是当陆定一发言时表示他不了解他老婆写匿名信的问题时，林彪拍着桌子大骂：“你天天和老婆在一个炕上日吊，你能不知道？我想起来就恨不得枪毙了你！”
三天座谈会一结束，会议转入讨论《中央通知》，会议的主持人实际上变成了林彪。提到对毛泽东的指示贯彻不力时，政治局常委都作检讨，唯独他没有。康生明确他讲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层层剥笋，一直挖出修正主义的老根。按照分工，周恩来主持对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田家英四个小组的审查、批判部署，但很多事康生直接插手。
所以，5月19日上午，彭真被迫站起来检查，刚讲5分钟，在说多到“至于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等罪恶活动，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至于我同罗瑞卿、同陆定一有没有反党的联系，请中央审查”时，康生马上站起来吼道：“你说这话本身就是反对中央的通知，你口口声声说拥护中央这个决定，决定里有一段毛主席亲自加的揭露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的话，那就是针对你说的。这是最要害的，是通知的主要内容！林总昨天特别发挥了主席这个思想。你又怎么回答呢？你实际上是尖锐地同党、同主席、同林总对立！”
没等彭真答话，林彪就说：“其实你彭真是做梦也没有忘掉搞政变、想杀人！”
刘少奇也说：“彭真一贯反对我，是对我耍阴谋、搞诡计的。”
整个会议紧张极了，连姚文元这个旁观者都出冷汗，也许，有那么一天他们也会临上这么一天，杀头、坐牢、老婆离婚、开除党籍，这难道是革命者非准备不可的吗？说不怕，怎能不怕？不过，只要言听计从地紧跟毛泽东，这些事是不会摊在自己身上的。也许，这一切果然全凭上天的旨意，他们总有一天会在自己的职业中殉职的，这也许是命中注定。不过，他感到不解的是，林彪这个人很特别，会议中他异常积极，他的发言一下子成了会议的基调。但是，政治局常委会他总是不参加。会后的活动，他也啥事不管，老给人一种云里雾里的形象，神秘得很！
“文元，思想开小差了吧？”张春桥笑眯眯地说，“江青同志没有亏待你吧？是她亲自向毛主席保荐你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直到昨天，老夫子陈伯达还向江青嘟哝：‘姚文元讲进小组会给人留下把柄，他父亲是叛徒，一旦让反对派攻起来不大好。’江青火了，瞪了他一眼：‘你父亲是什么人？如果我们连不唯成份论的政策都把不牢，还怎么带领大家干革命？’一下子把他弄了个大红脸。”
这下，把姚文元的思路拉回到现实中来了，他感叹地说：“知遇之恩终生难忘，我这一辈子是下定决心跟着毛主席、跟着江青走的。”
“可是如果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们都是要吃家伙的。”
“总不至于被逮捕吧？”姚文元忍不住嘲讽地问。
张春桥笑了：“也难说，连江青同志都作好了杀头、坐牢、饿饭和与毛主席离婚的准备。”
姚文元吓了一跳：“真的？”
“这是她亲口给我讲的。”张春桥那双锐利的眼睛始终在他脸上横扫，“怎么，吃政治这碗饭不容易哪，不冒险不行，不准备走艰苦的路也不行，革命是你死我活的大搏斗，光想升官发财可是不行哟。”
几句话说得姚文元不好意思了。
“好了，好了，我们不说遥远的事了。”张春桥说着走过去拍了拍姚文元的肩膀，“跟着毛主席，我们一定会不断胜利的。现在，我们最要紧的是见一次毛主席，亲自谈谈我们对北大简报的看法。这会帮助毛主席作出英明的决断的。”
恰在这时，在他们谈话的这问屋里的电话响了起来。
张春桥奔过去抓起话筒，他听了一会，并用标准的山东腔作答。姚文元从桌子那一边半闭着眼睛看他。
“太好了！”张春桥兴奋地放下电话，走过来握住姚文元的手，故作神秘地说：“正想见毛主席呢，谁知毛主席也想找我呢，你看巧不巧？你知道刚才是谁来的电话？”
姚文元莫名其妙地眨巴着眼睛问：“谁？”
“江青！”张春桥说，“江青最近也收到不少材料，说北京大专院校的学生们都闹起来了，公开反对工作组。听说6月21日清华大学有位20岁的学生叫蒯大富，他公开写了一张大字报，说：‘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这等于向工作组下了战书。这个学生已引起了江青同志的重视。”
姚文元轻轻“哦”了一声，眼睛眨巴起来。
六
“清华大学是刘主席的点，我们一定要把这里的工作搞上去！”“王光美同志是工作组副组长，大家都要尊重她，照她的意见办，她的话就是刘主席的话。”
当清华大学出现了势头凶猛的反工作组大字报及其他活动时。叶林用这两段话结束了他在工作组核心成员会上的报告。
三四天以前，一辆高级加长红旗轿车开到了清华大学附近，坐在前面的一位年轻秘书模祥的男子下了车，走到轿车尾部，取出一辆小型飞鸽牌自行车，很快从轿车里又钻出一位身材修长的中年妇女，她剪发头，鹅蛋型的面孔上浮出笑容，一笑就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她接过自行车冲那位年轻男子笑了笑，将衣服往下拉了拉，骑上自行车进了清华大学的大门。
到了工作组办公室门口，正巧碰上刚出来的叶林，这位军队干部怔了一下，立刻认出来了，急忙迎上去：“哎呀，想不到您骑自行车来了，这种精神本身就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光美同志，快进办公室吧！”
不错，来人正是王光美。
她跟着叶林进了办公室，随后和各系工作组的负责人见面，再接着由她传达了刘少奇对文化革命的若干指示，随后听取各工作组组长们的汇报。
“现在，反工作组的声浪基本上得到了控制，但有几个代表人物是死硬派，其中最顽固的是蒯大富。他是化学工程系三年级学生，今年21岁。父亲是江苏省滨海县的一个农民，祖父是新四军战士，父母都是40年代的共产党员。对这样一位青年堕落成为右派势力，我们很难过。”
“这不奇怪。”王光美说，“根正苗红的好人最后变成反革命的例子多得很，这样才能从实质上理解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这个叫蒯大富的学生我早就听说了。他连薄一波同志都敢顶，薄一波是国务院副总理、工交党委第一书记，他于6月19日代表中央和蒯大富谈话，苦口婆心地劝他认识错误，他就是不听。现在公开提出要夺工作组的权，怎么办呢？我看只有斗争，发动群众批判他，把他搞臭。”
叶林和工作组的人都大为惊诧，虽然王光美刚刚报到，但整个清华运动的形势她早已成竹在胸了。
于是，叶林亲自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号召大家开始反击蒯大富这些人的反革命行为，他说：“李雪峰同志在市委工作会上说，一个游鱼三尺浪，现在反工作组的波浪中都有这种右派游鱼在活动。为了使文化革命能够健康地搞下去，我们必须集中一段时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抓‘游鱼’运动。在清华大学，就是开展反蒯斗争，一定要彻底地把他斗倒斗垮斗臭斗彻底！”
工作组一声令下，许多师生员工立即闻风而动，将蒯大富等人揪出来批判又批判，斗争又斗争，其中有一名学生自感前途绝望，上吊自杀了。
这下，整个学校内外议论纷纷，对工作组不满的情绪骤然而升。
王光美秘密回到中南海，和刘少奇商量下一步的对策。
刘少奇不主张对反工作组的人心慈手软。他看出全国到处都有人反工作组，绝非偶然。6月20日，自己女儿刘萍萍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两个叫陈永康、何芳芳的学生，写了一篇《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里面写道：“工作组的老爷们，你们有什么资格代表党的领导？你们对学校情况一无所知，凭什么下车伊始，指手画脚，大发议论？我们要正告你们这些工作组的老爷们，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唯一准则，谁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管他是什么人，他的后台有多大，他的魔爪有多长，他的伪装多么隐蔽，我们都要把他揪出来，砸个粉身碎骨。”他气得拍着桌子连声大骂，这明明是变看法子分裂党中央的语言嘛，如果容忍这种现象，整个运动就会转向！
他将刘萍萍和师大一附中工作组的负责人召到自己家里的办公室内，准备接见，就在这时，王光美也回来了。他稍微了解了一下情况，决定和他们一起谈话。
除了家里的人，工作组那几个军队干部都东张西望，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到处打量他的家庭摆设。跟喜欢雍容华贵、奢侈豪华的某些常委不一样，国家主席以艰苦朴素而出名。家具都是古色古香的白桦本，没有装饰，经济实用，除了公家发的腥红色地毯外，客厅里还挂着齐白石的几幅画。那里有两个檀木桌子，周围是几个椅子，靠墙壁摆着几个沙发，他们没得到允许，谁也不想坐下来。王光美认识他们，他们也点头打招呼。
“敌人出洞了，北师大第一附中的这两个学生其实就是小右派，这两条蛇出洞了，你们消灭他们就容易了，要把他们贴出来的大字报作为最典型的反面教材来讨论，然后发动群众斗争他们。”刘少奇那已出现寿斑的脸上呈现激动色，手指在空中不住地点动，好像那两个学生就在他的屋中。
王光美喜欢恰到好处地插话：“同志们应该想一想，为什么有人在这种时候目标一致地反对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