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中国古代的生物武器
2003年，既是伊拉克战争之年，也是非典肆虐世界之年。
非典时期，讨论细菌、病毒的书和文章铺天盖地。我有三个印象最深，第一，疾病是与时俱进，人有一张管不住的嘴，植物、动物，甚至人，什么都吃，人与人，人与动物、植物打交道越多，染病越多，这是报应，如新石器时代，我们有了农业和畜牧业，疾病才突飞猛进大发展；第二，治病是场持久战，归根结底治不好，人体自身有免疫力，细菌、病毒也有抗药性，消灭细菌和病毒，也就消灭了人本身；第三，人病大战主要靠两条，隔离（主动免疫）和药物（被动免疫），但关键是靠免疫力，免疫力的获得，历史上的代价，一般都是大批死亡，自局部观之，也是“予与汝偕亡”。这本身就是战争。
古人有鉴于疾病的传染性，特别是交叉感染，因而想到“蛊”。《说文解字》卷十三下蟲部有“皿虫为蛊”之说。古人相信，只要把各种毒虫放一块儿，让他们互相吃，就会产生剧毒和传染性，有些是立即见效，有些是效果缓慢。长江以南，自古就流行这类巫术。特别是西南地区，如云南和西藏，就是今天，也还保存着这类技术。参看李卉《说蛊毒与巫术》（《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9期，1960年）、邓启耀《中国巫蛊考察》，上海艺文出版社，1999年。
把“蛊”的想法用于战争，就是所谓“生物战”或“细菌战”（图一八）。
古人说，“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老子》第三十章）。大战之后，尸体腐烂，导致瘟疫蔓延，会引起更多死亡，这是战争的继续。1347年，蒙古人围攻克里米亚的卡法，曾将鼠疫患者的尸体投进热那亚人的城墙，热那亚人将细菌带回欧洲，造成鼠疫蔓延，就是一次细菌战。战争和疾病有不解之缘。
16世纪，西班牙人征服美洲，除快马利刃和枪炮，还有一件武器，是欧洲人带来的传染病：天花、麻疹、伤寒、斑疹伤寒和流感。欧洲人有免疫力，他们没有。这类疾病多是病毒类的疾病。满人征服汉地，也有天花的困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中国使用过细菌战。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也在中国使用过细菌战（利用日本的技术）。
1972年才有禁止生物武器的公约，但有些国家还偷着玩。
《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年）说，“朝鲜战争（1950－1953）期间，中国曾指控联合国军从事细菌战。20世纪里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实施过成功的细菌战”（“生物战”条）。
中国是细菌战的受害者，这不是一种说法，而是历史事实。
什么才算“成功的细菌战”？我们不知道。
十、《武经七书》
世界上很多擅长作战的民族（如匈奴、蒙古和满族）都不写兵书（有些民族连文字都没有），很多足智多谋的名将也没有兵书传世。
但中国不一样。
中国的特点，是兵书特别多，也特别发达。数量，见于著录，在四千种以上。深度，很多都是属于战略层次，甚至是哲学层次。这类古书，很早就经典化，两千年后的军人还是读两千年前的古书，不像欧洲，类似著作，要迟至19世纪上半叶才出现。
宋金明清，中国的军人都是以《武经七书》为武举教材。《武经七书》包括《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这些书，只有《三略》属于汉代，《问对》属于唐代，其他都是先秦留下的经典。
中国的兵书分四门。
《花间一壶酒》 生怕客谈榆塞事战争启示录（4）
四门，即《汉志·兵书略》的“权谋”、“形势”、“阴阳”、“技巧”。“权谋”、“形势”是谋略，“阴阳”、“技巧”是技术。谋略的地位，显然在技术之上。谋略是道，技术是器。道惟求旧，器惟求新，这也是特点。
四门中的谋略，传世经典比较多，主要都保存在《武经七书》里。中国的先秦兵典以齐地为最发达。名气最大，是《孙子兵法》、《司马法》和《太公兵法》（包括《六韬》）。《孙子兵法》（包括吴、齐两种《孙子兵法》）是兵法的代表，《司马法》是军法（也叫军礼）的代表。兵法脱胎于军法。《太公兵法》则是依托文武图商的历史故事（类似《三国演义》的历史故事）讲阴谋诡计的书，其实是通俗兵法的代表。它们代表了先秦兵书的三个类型。《吴子》、《尉缭子》是三晋系统的兵书，地位次之。今本《吴子》是唐代重编的节抄本，也属于兵法类的作品，但水平不如《孙子》。《尉缭子》的内容则与军法、军令有关，影响也不如《司马法》。汉代的韩信是传《孙子》和《司马法》，张良是传《太公兵法》。《三略》就是出于张良一派的传授，乃是《太公兵法》的延续。《李卫公问对》虽然也讨论当时的战争，但言必称三大经典。崇尚三大经典，仍是它的指导思想。
四门中的技术，古书多亡佚，没有经典。阴阳类，只有银雀山汉简中的《地典》是失而复得。技巧类，只有《墨子》讲城守的各篇保留下来。
中国的军事传统，特点是尚权而轻力，贵谋而贱技。这和西方的传统不一样。它对战争现象做超越时空的讨论，优点是高屋建瓴，缺点是下临无地，有利也有弊。今天的我们应该有清醒认识。
十一、《六韬》取名之义
欧洲的旗、盾徽章（arms）多以鹰、狮为饰（图一九），军人好以猛兽自况。
我国也有类似传统。
今本《六韬》包括六篇，即《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后汉书·何进传》李贤注说：“《太公六韬》篇：第一《霸典》，文论；第二《文师》，武论；第三《龙韬》，主将；第四《虎韬》，偏裨；第五《豹韬》，校尉；第六《犬韬》，司马。”他把全书比喻为《周礼》六官式的系统（前两篇象天地，后四篇象四时），即天子御将，将御偏裨，偏裨御校尉，校尉御司马。这是古人的一种解释。其中《霸典》、《文师》就是今本的《文韬》、《武韬》。“韬”的本义，是装弓矢的皮匣子。但这里所谓“六韬”，却是用来装六种阴谋诡计，好像后世说的“锦囊妙计”，是把各种阴谋诡计装在一个袋子里。《六韬》系统的古书，《文韬》、《武韬》，讲“文论”、“武论”，放在最前，后面四篇都是以动物命名。
这种习惯很古老。
《列子·黄帝》说，“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以鵰、鹖、鹰、鸢为旗帜”。
《书·武成》说，“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
我怀疑，《六韬》题篇，大概是象征文、武二王率龙、虎、豹、犬之师。
司马迁说，“秦与戎狄同俗，有虎狼之心”（《史记·魏世家》），形容秦始皇，也是“蜂准，豺声，少恩而有虎狼心”（《史记·秦始皇本纪》）。《荀子·议兵》说，齐国的士兵不如魏国，魏国的士兵不如秦国。古人都说，秦国是“虎狼之国”，秦兵是“虎狼之兵”。
中国的导引之式和武术套路，也多半是模仿动物。
在战争问题上，人最推崇动物。今天的美国还是如此，他们的军队名称，飞机、军舰和导弹，仍然喜欢以猛兽猛禽命名。
十二、由余的自尊
《汉志·兵书略》的形势家有一部兵法叫《繇叙》，今已失传。繇叙，就是古书中的由余。
孔子有句名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这段话，历来都以为是蔑视夷狄。但明清时期，也有人故意唱反调，如谢肇淛、顾炎武，他们认为，诸夏不如夷狄，历史上的例子很多。
由余本来是晋人，窜身戎狄，为戎王做事。戎王派由余出使于秦。秦穆公让他参观秦国的宫室和积聚，向他炫耀秦国的富有。由余说，这些东西，“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穆公感到奇怪，问他说，“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笑着回答他，“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於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於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於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史记·秦本纪》）
有余的自尊，令秦穆公惭愧。他一心想把有由余挖过来，所以让内史廖给他出主意。内史廖说，戎王住在偏远不曾开化的地方，从来没有见识过中国的音乐，您最好派一批能歌善舞的美女，让戎王沉溺其中，趁机邀请由余访秦，留而不发。他们用美人计和离间计，终于得到有余。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称霸西戎。
汉族的优势是文明，文明的优势是腐化。
但我相信，在打仗的问题上，戎狄一直是老师。他们没有兵书传世，却是最善于作战的民族。
十三、退避三舍
一部春秋史，晋楚争雄是重头戏。
晋承夏政，是北方大国，为周室之屏障，楚人北上，问鼎中原，晋是主要对手。楚人的特点，是性格暴躁，古人谓之“沐猴而冠”（《史记·项羽本纪》），即带着帽子的猕猴，表面像人，其实非常粗鲁，今人犹称“九头鸟”。张良曾说“楚人剽疾，愿上无与楚人争锋”（《史记·留侯世家》），周勃也说“楚兵剽轻，难与争锋”（《史记·绛侯周勃世家》），都劝刘邦不要和项羽硬拚。其实，这种印象，在春秋就有。当时，楚国正在崛起，其势咄咄逼人。晋人说，“天方授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未可与争”（《左传》宣公十五年）。
晋公子重耳流亡国外，曾受到楚国的接待。楚王问他，如果你能回到晋国，将怎样报答我。他说，假如托您的福，我能回到晋国，有一天，不幸兵戎相见，“其辟君三舍”（《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舍”，本指宿营。春秋时期，行军的常规速度是三十里，每到三十里要宿营。故“舍”又是计算行军速度的单位。三十里为一舍，三舍是九十里。他是以后撤九十里作为报答。古代谈判，前提是“退舍”，脱离接触。九十里是三天的路程，后撤九十里，也就是脱离了双方可能接触到的距离。这句话，后来演变成成语，就是“退避三舍”。
动物对距离十分敏感。当你离它太近，接近或超过它认为的安全距离，它会做出紧急选择，或者逃跑，或者进攻。人也是这样。
岳麓书院，门口有对联，上面写着“惟楚有材”。楚国人材丰富，但很多都叛逃，逃到了晋国，就像他们的齿牙革角和珍贵木材，物流的方向是北方。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