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未计算在内。蒋经国在讲述这一段历史时，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述：“对于北伐以后的革命大业，老夫人对党国确实有莫大的贡献，尤其是中华民国空军与民航的建立与发展，以及促进中国的国际关系，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老夫人的确是功不可没，我相信未来历史自然会有公评。”在宋美龄受蒋介石之命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一职的时期，确实是宋美龄的职权逐渐扩张的阶段。在那个时期，宋美龄的确可说是意气风发，不可一世。宋美龄内心的权力欲望，和她的活动力也是最外显的一个时期，尤其在她受命到美国去求援的抗战中期，对内权力和对美国的影响力，更是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期。
注一：宋美龄于1936年4月，受蒋介石之命，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之后，“航空委员会”曾经历了几次的组织人事上的变迁。
1938年初，也就是南京会战结束以后，“航空委员会”又做了新一波的组织调整，蒋介石还是“航空委员会”的委员长，宋美龄依旧是该会的秘书长，而这次的人事调整案中，委员人选包括了宋子文、孔祥熙、何应钦、白崇禧、陈诚、贺耀祖、徐永昌、宋美龄、钱大钧、周至柔等人，主任则为钱大钧。
1939年5月，蒋介石在重庆召集空军各单位主管，召开全军第一次干部会议。这次会议上，蒋介石指示，以后有关空军的建设及改进大计，应由“航空委员会”主持；至于普通事项则授权下级机关处理即可。
在这次改组之后，蒋介石仍兼任委员长，委员则增加唐生智、龙云两位，以周至柔和黄光锐继任正副主任。
1941年4月，为了划分空军的军令军政系统，复行改组，有关人事方面，蒋介石仍兼任委员长，委员有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周至柔、陈诚、唐生智、龙云、冯玉祥；陈庆云；当然委员有何应钦、白崇禧、程潜、徐永昌、张治中、商震、贺耀祖；主任周至柔，副主任沈德燮、黄镇球。
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为了配合国民党军队整个军事机构的调整，因而把“航空委员会”改组为“空军总司令部”，宋美龄手下大将周至柔成为首任的“国军”空军总司令，副总司令有两位，分别是毛邦初和王叔铭，王叔铭并兼任参谋长。
随着抗战胜利的步伐，宋美龄也从空军的幕前，隐身至幕后。
注二：中国最早的空军是建立于1913年，由北京政府建立筹组的，但是，当时只设立了一个“南苑航空学校”，并没有正式成立空军部队。紧接着，在1919年，山西省首开纪录，向国外采购了全国第一架飞机，紧接着，云南也在1921年设立了航空学校，东三省则更进一步在1921年成立了航空处，是中国第一个常设的航空事务机构，同年，浙江成立了航空教练所，江苏则于1923年成立了航空队，西北军于1924年成立航空处，山东则于1925年设立航空教练所。前述所有有关的航空单位的飞机全部是购自国外。
国民党部队首先成立空军单位，是在1920年，由孙中山领导成立了一个叫做“航空局”的机构，当时，国民党已经拥有5架飞机，曾经参与对军阀的战役多次。
国民党所属的“广州飞机制造厂”制造了一架“乐士文”飞机，是中国自制飞机创举：1924年冬天，孙中山在广州东山创立了“广东军事飞机学校”，并拥有“寇蒂斯”飞机3架，且从黄埔军校的学生当中，挑选了8名学员学习飞行技术。
1925年，国民革命军为了北伐，特地对外购买了DH。9A及BREGUET。14等飞机，积极备战。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北伐到武汉之后，把原来的“航空队”改组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航空处”，而东路军也收编了浙江和江苏两地的空军，统合运用。
1927年5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成立航空处，并将飞机重编为一、二两队。
1928年5月，北京被北伐军占领，国民党部队正式接收了北京政府的航空机构，中国的航空行政单位也开始统一，同年的11月，航空处改为航空署，直隶于军政部，辖下有航空队4队，共有飞机24架。
初期的国民党空军参与了包括湘北之役，阻截敌人舰艇、汀泗桥之役、津浦路、平汉路沿线支援地面部队作战，都发挥了很大的功效。
北伐胜利之后，国民党空军最大的任务，便是统合国内所有的空中武力，建立一支有组织有效率的空军。
1929年，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附设航空班，国民党军队开始有计划地培养空军幼苗；1931年3月，航空班迁往杭州，改称“军政部航空学校”；1932年9月1日，正式改为“中央航空学校”。
1933年2月，国民党军方制定了空军官制。8月，航空署改隶军事委员会，航空队编了轰炸、驱逐、侦察各1队，共为7队。
1934年，航空署迁往南昌，改为“航空委员会”，航空队增编为8个队，11月筹设中央航空学校洛阳分校。
一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的翌年，“航空委员会”才改名为“空军总司令部”。
中篇 大陆秘史之部第四章 丈夫授权，参与政事（5）
4。3 “新生活运动”土洋结合
关于“新生活运动”的推展，是1934年间的大事。但是，宋美龄认为，中国的“新生活运动”，同其他国家一样，与中国遭遇到世界经济衰退影响有关。
她认为，意大利有法西斯主义，德国有纳粹主义，苏联有两次五年计划，美国有新经济政策，其目的都是在解决各国本身的经济问题，而中国的“新生活运动”除了应付经济问题之外，还要把人民从愚陋、贫困、迷信以及种种的天灾人祸中拯救出来。
宋美龄的夫婿蒋介石认为，用武力收复了共产党原本占领的地区尚不能视为完成使命，还要在那些残破地区继之以社会和经济的复兴工作。
宋美龄为了顺利推动这个运动，她运用基督教会的力量，大力推动蒋介石十分看好的活动，宋美龄自己就曾经说过：“委员长和我到了各大城市，总要召集教会团体，开会谈话。他们莫不立刻表示，愿意在他们区域之内，与新运工作者共同合作。于是就请各省主席担任主席，组织了联合委员会。当政府厉行禁烟的时候，新运委员会方面就办理戒烟医院……”她说：“此后的教会，不应再离开了近代中国的发展而独自存在。中国整个的国家目标都在迈进途中，教会也应当跟她保持着同一步调而前进……”
可见教会在新生活运动当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就像“新生活运动”推展之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就和蒋介石的政府合作，在江西组织了11个农村实验区，配合作“新生活运动”的推展工作。
宋美龄说：“我们在江西可以找到教会和政府的合作成绩。”在全国卫生事业方面，也可以看出教会与政府的合作精神。中国最先成立的卫生机构，如卫生教育协进会，历年来就是在基督教管理之下进行工作的。经过卫生局、新生活运动会、医院、学校和礼拜堂的合作，人民种过牛痘的已有60000多人。”“广州最近成立了一个妇女祈祷会，会员达1000人，各会员每天同了他们的家属和中国的领袖作祈祷。这是表现爱国思想的一种方式。”
纵使宋美龄在当时的基督教会中，拥有广大的支持势力，然而还是偶见反对的声浪。
宋美龄自己都不讳言，“往往有许多人，他们以为和政府合作，很不容易得到美满的结果……南昌有一位教徒，他是热心社会事业的著名人物，因长期和该省妇女新生活运动会的合作，而受到同事的责难……”毕竟教会内的若干人士，对教会中有人不断和政府当局挂钩，搞“新生活运动”，这样违反“政教分离”原则的做法，颇不以为然。
宋美龄也是少数中国政治人物中率先使用媒体宣传的一个人，她要当时的铁道部部长特制了一种火车车厢，名为“轮上新生活”，开赴前线，凡是铁路经过的地方，这列火车专车，都可以到达，并且停留若干时间来宣传所谓“新生活运动”。这列火车上备有当时最新颖的电影设备，以及其它的视觉效果的宣传工具，宋美龄为了“新生活运动”的推广，可说是别出心裁，至于效果如何，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然而，“新生活运动”在许多人眼中，是一个很可笑的运动，连宋美龄自己都说：“一些轻薄的批评家，把警察的热心纠察，作为嘲笑资料，有的觉得新生活运动强迫他们负起启导群众的责任来，简直是干涉了他们的自由。有的根本没有把握住提倡四种旧道德的理由，武断地斥新生活为复古。”
之所以会有这些批评，这项运动本身就存在着很多问题，而且，下面的执行者也有许多和原意落差的地方，因而，造成各种笑话百出的情况。
例如，有一次，江西有一位传教士，在街上散步，交通警察就把此人拦了下来说：“你的衣服为何不扣扣子？”传教士觉得很讶异地说：“我穿的是西装，西装不用扣扣子的！”传教士当时在中国还是相当受到当局尊重的，所以，这位传教士就拉开嗓门，继续和警察吵闹不休，吵到后来，警察也拿传教士莫可奈何，只有不了了之。国民政府的警察拿穿中山装的方法，要求西方传教士，难怪引来各种反对和责怪的声浪。
还有另外的声音指出，蒋介石的政府要人民推行“新生活运动”，可是，蒋介石所属的军政人员，却依旧在封建和保守的思想中混日子，比如，宋美龄领导教会和学校学生，在火车站和戏院等公众场合宣传“新生活守则”，然而，蒋介石自己的军官士兵，在搭乘火车、欣赏戏剧表演的时候，却从不排队，横冲直撞，有的军警甚至还干预火车开车时间，若是自己来不及搭车，就强行要铁路局把火车停在月台等候他们少数特权分子，有的甚至要行进中的火车紧急煞车，让半路上的军警人员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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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西安事变，美龄惊魂
1936年12月12日，到西安视察陕北军务和“剿共”情况的蒋介石，突然在当天清晨，于完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被张学良和杨虎城领导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软禁挟持，张、杨要求蒋介石立即停止内战（意指“剿共”战争），全力对日本宣战，于是爆发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在营救蒋介石的任务上，宋美龄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力。如果不是宋家姐妹和张学良的老关系，恐怕蒋介石早做了兵谏军人的枪下鬼。西安事变中宋美龄的所作所为，可以从她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得知一些梗概。
一位蒋介石的旧属，在接受笔者的访问时，非常肯定地说：“蒋介石父子好几次要‘解决’张学良，说若不是张学良，怎么会有共产党坐大的机会，多亏宋美龄全力护着张学良，否则张学良就做了枪下冤魂了！”
而根据郭冠英先生所著《张学良侧写》（台北传记文学社，1992年9月30日初版）记载，张学良旧部王铁汉在向郭冠英口述时说：“1978年经国先生头任总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