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关你的事，走吧。”大夯一脸的不友好。
丁步堂迟疑了一下，从兜里掏出一包仁丹，说：“这是祖上传下来的，专治上吐下泻。”
大夯觉得月萍已经和丁步堂离婚，人们又不懂这药，就说：“医生马上就到，你把药拿回去吧。”
丁步堂着急地说：“我可是一片好心啊！”
“谁也没说你有恶意，等医生确诊了再说吧。”
大夯这么说，丁步堂不好再坚持。他跟大夯商量，“月萍病了，我把平安接走吧。”
平安望着丁步堂，好像害怕似的一个劲儿地往后抽，嘴里连连说：“我不去，我不去。”
大夯对丁步堂说：“你跟月萍已经没有关系了，以后就不要老缠着她。”
“平安这孩子……？”
丁步堂还没说完，大夯就打断说：“这孩子不跟你。”
“这孩子是俺丁家的骨血啊！”
“既然这孩子归月萍抚养，你就别管了。”
丁步堂还站在那里不动，人们就说：“丁步堂，你俩早就离婚了，还来粘糊啥！”
“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什么好心！”
这时医生到了。人们闪开，只见一个面色红润、白须飘飘、穿着一身藏青土布裤褂的老人，手里提着个药箱。人们都认识这位老中医，他叫左江，德高望重，是这一带的名医。他坐下给月萍认真诊脉。然后说：“不要紧，赶罗得有点火，下雨着点凉，吃几服药就好了。”
左江医生开了药方，嘱咐说：“先抓两剂，切两片姜作引子，熬两料儿，分两次吃，切忌生冷。”
左江医生要走。月萍有气无力地从炕上坐起来，要留他吃饭。左江说句“不客气”走出门外。大夯对文钗说：“你守她一会儿，我去抓药。”
人们见月萍没有危险，都回家了。文钗对平安说：“饿了吧？我给你做饭去。”
平安爬到炕上问娘：“娘，好些了吗？”
月萍笑笑，“娘没事。”
不一会儿，大夯抓药来了，月萍说：“这药我熬，你回家吃饭吧。”
平安紧紧搂着大夯的脖子说：“大舅，不叫你走，我叫你守着娘。”
大夯对文钗说：“你走吧，我熬药。”
月萍对大夯说：“你走吧，嫂子结记你。”
文钗说：“支书你事多，这药我熬吧。”
大夯不放心，执意留下熬药。等月萍吃完药，又打发平安睡下，才回家去，天已经很晚了。
小俊躺在炕上并没睡着。她明知大夯回来了，故意不吱声。因为有人告诉她大夯伺候月萍去了，气得肚子一鼓一鼓的。
大夯划根火柴点着灯，见小俊没脱衣裳，就问：“还没睡呀？”
小俊不言声。大夯又问：“你怎么了？”
“不怎么。”
“天不早了，睡觉吧。”
“不困。”
“你不困我困了。”大夯往炕上一躺，“我睡了。”
“你也不能睡！”小俊忽地坐起来，吼了一声。
小俊的反常使大夯想到了月萍，莫非有人对她说了？吃醋了？觉得她好笑。没好气地说：“有话就明说。”
“你跟月萍到底是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去伺候她？”
“她病了，我能不管吗？”
“为什么别人不管你管？”
“我是支书，应该管。”
“你从中午一直守到现在，还给她抓药熬药，也太过分了吧！”小俊的口气咄咄逼人。
“我愿意。”对小俊的责备，大夯挺烦。
小俊恼了，不依不饶起来：“既然你喜欢她，娶我干什么？去跟她过日子吧！”说着，嘤嘤哭起来。
大夯扑哧笑了。小俊一愣，用袖子抹抹脸上的泪，撅着嘴问：“你笑啥？”
“头发长，见识短。”
小俊呛他一句：“不准你喜欢她。”
“我要娶她，就轮不到你啦。”
“不准你再搭理她！”
小俊刚过门就要给大夯立规矩。他不是那种怕老婆的窝囊废，把脸扭过来说：“我做不到。”
小俊委屈地说：“你娶了我，为什么心里还装着她？”
“你不觉得很无聊吗？”
“别看我过门才一个多月，就看透了你的心。”
“我看你是闲的，没事瞎琢磨。”大夯打个呵欠，脸冲墙睡了。
夫妻俩在屋里争吵，惊动了石老大和石大娘。
石大娘劝大夯：“不要和小俊吵，你要让着她。”
“哎！”大夯不愿让爹娘替自己操心，捂住了小俊的嘴。
这些日子，区委书记杨旭的心情特别好。
自从县委召开全县互助合作会议以来，一年多时间，他领导的五区三十八个村，就有三十三个村办起了农业社，在全县名列前茅。为此，县委表扬了他，夸奖他工作有气魄，有能力，有成绩。他本来好胜心就强，这一表扬劲头更大了，觉得自己抓在了点子上，抓到了领导的心坎上，往前跑得更欢了。他心里想的是办社，嘴上讲的是办社，手上抓的是办社。还提出了“远学五公，近学东堤下村”的口号，并写在全区各村大街的墙上。在办社过程中，他特别强调党员带头，甚至拿党的纪律约束党员，逢会必讲：“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谁不带头办社，谁不积极入社，就是不执行县委决议，就违犯了党的纪律，就不够一个党员的资格。”这样，党员们就有了约束，有了压力，不管思想通不通，不管家里人反对不反对，都得入社。党员一带头，全区办社的进度就上来了。
区长鲁子凡主抓农业生产。他见杨旭一门心思地抓办社，放松了生产，眼下不少地还晒着麦茬。他心急火燎地找到杨旭说：“老杨，还是抓抓生产吧。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啊！”
杨旭不以为然地笑笑：“老鲁，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办社。咱们把社办好了，就 ‘一俊遮百丑’啦，‘一招鲜，吃遍天’嘛！只要咱把农业社抓上去，在县里就能坐上席。”
鲁子凡见杨旭不把生产放在心上，着急地说：“县委要求我们‘把互助合作与增产竞赛结合起来’。咱单打一，可要挨板子的。”
对于老鲁的提醒，杨旭付之一笑，“县里陈书记给我交过底儿，咱这个抓法对头。如果县委怪罪下来，我兜着。”
尽管杨旭大包大揽，鲁子凡的心还是轻松不下来。地里种不上庄稼，社员们指望什么？秋后吃什么？况且现在人们都瞪着眼瞅着农业社。如果社里减了产，怎么体现合作化的优越性？这是关系到农业社能不能继续发展的大问题。鲁子凡这么想，就不顾老杨对他的批评，把办社的事暂时放下，集中全力抓夏种夏管去了。
杨旭对鲁子凡的自行其是很不满。他跟鲁子凡交换过几次意见，老鲁依然我行我素。他觉得有必要召开一次区委扩大会，就当前工作重点问题进行一次认真讨论，以统一人们的思想，让大家的步调协调起来，在办社上争取全县第一。为达到他的目的，会前他给区委委员们分头做了工作，还特意把县委副书记梁才请来，说是指导，其实是压阵。
会议开始，杨旭首先分析了全区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的形势，用一系列的数字充分肯定了前一段的成绩，也指出 了当前存在的严重问题。他说：“毛主席关于‘组织起来’的号召，深受贫下中农的拥护，办社已成为我区势不可挡的潮流。然而，我们有些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却跟不上形势，落在了群众的后面，没有当好排头兵，甚至拖了群众的后腿。”他讲到这里，有意撩了一下眼皮，瞅了瞅坐在对面的鲁子凡。只见他正在用心看着一份文件，还不时地在上面画着道道，好像并没有听他讲。他提高嗓门说：“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是关系着带领群众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今天这个会，就是要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县委会议精神上来。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亮出来，不要有话不说，各行其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不是讲‘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吗？”讲到这里，他问梁书记讲不讲？老梁说：“今天，我是来听会的，有啥说的最后再讲。”于是开始了讨论。
会议出现了短暂的沉默，不少人把目光投向鲁子凡。杨旭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人们也知道这是说老鲁。平时他们也听说过，区委主要领导之间在办社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因而无所适从。大家觉得杨旭的开场白有些露骨，担心鲁子凡下不来台。老鲁却像局外人一样，在全神贯注地看着一份文件，或许他没有听见杨旭讲了些什么，直到老杨讲完也没抬起头来。
会议的沉默，反倒引起了鲁子凡的注意。他好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皱着眉抬起头来，惊奇地环顾了一下四周，见人们都用好奇的目光看他，感到有些纳闷。他说：“刚才杨书记讲了，让大家发表意见，有什么想法和看法，尽管开诚布公地讲出来。党的会议嘛，有啥讲啥，不要掖掖藏藏的。”他的脸是平静的，话语是真诚的。
原来人们担心鲁子凡会舌枪唇剑地跟杨旭干起来，起码会含沙射影地把话给他点过去，没想到他会这样大度。也可能他俩之间并没有什么分歧，只是人们胡乱猜测罢了。想到这里，人们的顾虑解除了，思想轻松了，发言多起来，会议气氛也活跃了。
这时，鲁子凡好像刚看完那份文件，那张严肃的脸抬起来，看了看周围的人们，说：“我们区办社的成绩应该充分肯定。但我们不能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更不能只看成绩，看不到缺点和存在的问题。我认为，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头脑有些发热，只求发展，对质量要求不够。在工作方法上，有的村也存在操之过急、简单粗暴的问题。这反映了我们一些同志思想认识的短浅，把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看得过于简单，因而草率从事，急于求成，没有看到它的深刻性、艰巨性和长期性。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伤害群众的情绪，影响办社的质量。再就是，要切实把建社后的工作认真抓起来，也就是要抓巩固。社建起来了，不是大功告成，万事大吉。这仅仅是开始，路还很长，而且不会一帆风顺的。我看咱们区当前工作的重点，不应一味地追求办社速度，要把重点放在巩固和提高上，最好能拿出一段时间整顿整顿。”
鲁子凡唱的调子与老杨大不一样。人们见杨旭那兴奋的脸一下子耷拉下来，看来很不高兴。老鲁刚一讲完，他就急不可待地表态：“老鲁讲的我不赞成。关键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用什么观点来看问题。如果站在贫下中农的立场上，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去观察分析问题，就会觉得社办得越快越好，越多越好。因为这既是党中央的号召，又是贫下中农的迫切要求。老鲁说强调办社质量。什么叫质量？在某种意义上，数量就是质量。没有数量，也就谈不上质量。如果不抓发展，单纯的讲巩固提高，就会落后于形势，做群众的尾巴，就会把一大批贫下中农关在农业社的大门之外，就会伤害群众的入社热情。前进中即便出现一些缺点和问题，也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们不能把枝节看成主流，不能停步整顿，这与县委的精神不符。”他说到这里，扭头看了看梁才，问：“梁书记，最近县委没什么新精神吧？”梁才没有表态。他又把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