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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大夯不愿揭那块伤疤，他打断胖刘的话说：“现在平反了，不提它了。”接着问，“胖刘，你怎么在这儿？”
“大学一毕业我就分到市政府了。”胖刘热情地说，“走，到我家去坐坐。”
大夯说：“俺还有事。”
“有什么事尽管找我。”胖刘仗义地说，“我现在是市政府办公室综合处长，在市里熟人不少，办事挺方便。”
天上掉下个活菩萨，就凭胖刘这个处长，给他们推销点淀粉肯定不成问题，于是就跟他去了家。
一进家，胖刘就沏茶递烟地照应，刚坐下又自责越来：“老书记，我们真是太对不起你了！”
大夯见胖刘又提四清的事，有些不耐烦了，“我说不提它了，就把这一页翻过去。三中全会叫咱们团结一致向前看，还翻那陈年旧账干什么！”
多么宽阔的胸怀啊！胖刘用敬佩的眼光打量着这位一心为公的老支书。他越不让提那事，胖刘心里越不安。他说：“老支书，整你的那个武云英＋职了。”
大夯对这些并不感兴趣。他说：“这也不怪他一个人。不说这个了。”
胖刘问：“这次来省城干啥？”
石大夯说明来意，胖刘说：“这事我帮你。我一个同学在国棉三厂当厂长，他们浆线可能用这淀粉。”
胖刘打电话叫爱人马上回来，说家里有贵客，嘱咐她买些酒菜。他爱人问：“什么贵客？”
“你认识，回来就知道了。”
大夯感到奇怪，“你爱人认识我？”
“我和小姚结婚了。”
“就是工作队那个小姚？这太巧了。”
小姚放下电话赶紧回来了，见是石大夯，不免问起了村里的一些人，特别是月萍，还一个劲地赔礼道歉。胖刘说：“天不早了，快做饭吧，吃着饭聊。”于是帮她弄了几个菜，几个人便边吃边聊起来。
晚来说起爹复职后抓集体企业的事，胖刘感动地说：“真是宝刀不老呀！农村干部都像你这样，农民早就富了！”
大夯感叹地说：“现在工作真难干呀，农民的积极性再也不像从前了。”
胖刘说：“现在安徽一些贫困地区实行了一种叫大包干的办法，挺受农民欢迎。”
石大夯心里有事，积压的淀粉压得他没心思听外地新闻，催促说：“胖刘，快吃饭，吃了饭我到国棉四厂去看看。”
胖刘说：“你轻易不来，今天咱要喝个痛快。”
晚来说：“俺爹不喜欢喝酒，你帮俺多推销些淀粉，比请他喝酒强多了。”
吃完饭，石大夯抬屁股就往外走。胖刘急了，拉住他说：“你这脾气也太急了，横是喝杯茶呀。”
“不喝了，不喝了。”大夯走下楼梯，向胖刘摆摆手说，“等我把事办妥了，咱们坐下慢慢喝。”
胖刘看着大夯走路一瘸一拐的样子，心里热呼呼的。
石大夯和晚来来到国棉四厂，厂长说每月用你们十吨，立马签了合同。
首战告捷，石大夯信心倍增。他从国棉四厂签订合同后，顾不得喘气，又和晚来去外贸局、棉纺厂、食品、包装公司。因胖刘打了招呼，一路绿灯。
晚上，他和晚来又到省食品三厂找许厂长。因为白天没等到，只好晚上去。
一连去了三趟，许厂长家都黑着灯。当他俩第四次去的时候，已是夜里十一点多了，楼道里一片漆黑。石大夯摸索着一磴一磴地慢慢往上爬，突然一只脚登空了，从楼梯上滚下来。
“爹！”晚来尖叫一声，赶紧下去扶他。
“没事。”石大夯说了一句就想爬起来，不料那条伤腿钻心疼。晚来说：“爹，把腿摔折了？”
大夯动了动那伤腿说：“好像没折，我慢慢站起来。”
他忍着巨痛站起来，听到有来了，赶紧拐着腿走过去，冒昧地问一声：“你是许厂长吧？”
许厂长警觉地问：“你是谁？”
“我是东堤下村的石大夯。”
许厂长舒了一口气，惊讶地说：“是石书记呀！胖刘给我打过电话了。走，快家里坐。”
进了家，许厂长拉开灯，见石大夯滚得浑身是土，关切地问：“在楼梯上摔了一跤？”
石大夯不好意思地点点头：“楼道里挺黑，一不小心就……”
“真难为你们了。”许厂长动情地说，“就凭你这全心全意为社员办事的精神，我不仅支持你们，还要当你们产品的的义务推销员。”
“太谢谢了。”石大夯感激地握住许厂长的手，随后签订了每月供应二十吨淀粉的合同。许厂长还给他们介绍了一些销售门路。
石大夯像打了胜仗回归故里的将军，带着七八份合同回到了东堤下村，受到了全厂干部职工和社员们的热烈欢迎。前些日子因产品积压而耷拉脑袋的职工们，又像久旱逢甘露一样抖起了精神。晚来说：“爹，赶紧给鲁书记打电话吧，他还掂记着咱们呢。”
石大夯兴致勃勃地说：“电话里说不清，我还是亲自去一趟，向他详细汇报吧。”
转眼又到了秋天。社员们忙着割谷子，削高梁，砍豆子，摘棉花，抓紧腾茬、浇地，准备种麦子，忙得昼夜连轴转，简直连屙屎撒尿的工夫都没有。
种完麦子，石大夯抓紧给晚来和李秋荷办了婚事。这时晚立也定了亲，对象是韩正香。大夯戴帽子时，韩天寿拆散了正忙和晚霞，也反对正香和晚立来往。现在大夯又上了台，他后悔自己眼光短浅，也就不再阻拦正香和晚立好。
韩正忙又有俩月不回家了，可他一直惦记着晚霞，不知现在对他是什么态度，决定回村看看。他想问张文然往家捎东西不，就去家找他。文然问他在厂里怎么样？他叹口气说：“县城人的等级观念太重，我这农村来的临时工事事低人一等。要不是搞了几项小发明，他们绝对不会吸收我入党。尽管入了党，没有门子也转不成正式工。既没有福利，看病也不能报销，越干越没劲。”文然说：“这种差别不是三天两早晨能够消灭的。”
正忙在厂里听到一些外面的新鲜事，就问文然：“听说南边闹大包干哩，是真的吗？”张文然说：“是真的，报纸上都登了。我看大包干不赖，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如果早这么干，农村早就富起来了。”
张文然毕竟在城里，消息灵通，知道的事多。正忙开阔了眼界，长了见识。第二天一回家，一伙子年轻人就凑过来，向他打听外面的新鲜事。正忙煞有介事地说：“安徽有个凤阳县，就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老家。那地方喜欢唱花鼓戏，过去穷得掉渣，连饭都吃不上了。现在把地分到户里种，‘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人们的积极性可高了。”
这消息，村里业务员回来也说起过。有一次让石大夯听见了，严肃地喝斥他们：“别瞎叨叨，咱们是社会主义，决不会走单干的回头路。”大夯这么一说，一个个大眼瞪小眼，吐吐舌头不敢言语了。
这次正忙从县城回来也议论起大包干，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大夯就把正忙叫过来。他知道正忙在厂里入了党，夸奖说：“你入党前厂里来村里调查过，说你干得很好，还搞了几项革新，比你爹强多了。你爹不干正事喜欢玩心眼，总让人提防着。你俩不对脾气，一蹶子尥到城里去了。现在村里工作不如以前好做了，人心散了。我也上了几岁年纪，感到力不从心。希望你回来替我挑点担子，给咱村做点贡献。不知你愿意不？”
老支书说得十分中肯，字里行间充满了信任。正忙抬头看了老支书一眼，确实显老了，他仍在不分昼夜地为集体奔波操劳着。他从小就敬佩老支书，并把他作为自己的楷模，立志要做老支书这样的人。现在老支书要他回来替他挑担子，有些受宠若惊。想到自己不是城镇户口，在厂里处处低人一等，就有回来干一番事业的冲动，又觉得爹在村里名声不好。正犹豫着，老支书说：“正忙，外边传的大包干我也想过了。那都是三类队搞的，社员们连肚子都填不饱，集体咋会有吸引力？所以吵着闹着要分。这个教训我们要记取，必须壮大集体经济，你说是不是？”
正忙连连点头。他真想回来助老支书一臂之力，把村里工作干好。又一想，别看自己虽是临时工，转正不是没有一点希望。当工人确实比农民强得多，不受风吹日晒，月月能发工资，回村干多么好也是个农民。这事关系着自己的前途，必须好好掂量掂量。
他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对老支书说了。大夯说：“这事是要考虑好。但想事要有个立足点。为集体着想和为个人着想，得出的结论就不一样。现在你是党员了，希望能为咱村的工作着想。”
韩正忙陷入了深思。
韩天寿被开除党籍后情绪很不好，一直闷在家里。
他听说正忙从城里回来了，到现在也没进家，非常生气。晚上回来，就盘问他：“到哪儿去？”
“老支书找我。”
韩天寿一听大夯找他，脑子里立即绷紧了根弦：“他找你干什么？”
“他想让我回村帮他干。”
“这老小子真是居心不良！”韩天寿说，“他看你在厂里入党了，有了转正的希望，就想让你回来……”
韩正忙知道爹想歪了，打断他的话说：“其实，我早就不想在厂里干了。”
韩天寿不由地瞪大了吃惊的眼睛：“在厂里干得好好的，怎么不想干了？”
“农村去的临时工没人瞧得起。”
“领导器重你，又入了党，转正有希望，不该丢弃。”
“你不懂我的感受，反正不想干了。”
韩天寿见儿子不听他的，气得肚子一鼓一鼓的。但他没有发作，耐着性子说：“在城里不仅月月挣现钱，还不受风吹日晒，丢了多可惜。在农村有什么出息啊！”
“你不总是宣传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吗？怎么一下子又瞧不起农村了？”正忙讽刺了爹这么一句，郑重其事地说，“听说往前要实行大包干，有奔头哩。”
韩天寿也听说过外省分地的事，但他不相信是真的。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一直警惕资本主义复辟，怎么会允许分地单干呢？又一想，现在政策确实变了，什么事情也可能发生。他对分地的事吃不准，嘱咐正忙：“这事可不要在外面乱说。”
正忙没有跟爹争执，跟他争也是白费口舌。其实，韩正忙决定留在村里，跟大包干无关。是老支书让他留下来，给他当帮手。他对石大夯比对亲爹还信服。他觉着老支书干的事业，是为全村社员谋利益的事业。这种事业是伟大的，受人尊敬和称赞的。他愿留下来，但要听听晚霞的意见。晚上就去找晚霞。
晚霞还在生他的气。见正忙来了也没动弹，依然躺在炕上。灯也没开，屋里黑咕隆咚。
正忙感到纳闷，“晚霞，你怎么了？病了吗？”
“你来干什么？”晚霞像刚出笼的包子，气挺冲。
“来看看你。”正忙说着进了屋，伸手拉开电灯，“不欢迎吗？”
晚霞一撩被子坐起来，没好气地挖苦说：“呵，你是伟大的工人阶级，俺是跟土坷垃打交道的庄稼妞，巴结不上！”
“什么时候学会挖苦人了？”
“你一拍屁股走了，连个屁也不放！”晚霞的责备变成了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