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严重罪行，党和人民是不能容忍的，是要清算的。人民日报从现在起要听党中央的，要执行正确路线，不能宣传那些奇谈怪论了。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到人民日报工作，愿意和大家通力合作，把人民日报办好。希望大家同心协力，把应该干的工作干好，让全党全国人民放心。第三，在关键时刻，每个同志都在经受着考验。在座的有的同志可能会不高兴，感到突然。这也不奇怪。不过，谁唱反调，谁逆潮流而动，谁就没有好下场。我再说一遍，我们是受党中央的委托来的，我们会严格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事，照中央的政策办事。”
为了使新生的人民日报更好地传播党中央的声音，就在这天夜里，我们又组织了另一场战斗一一突击写社论。当时，大家多么想利用夺回来的这块阵地，首先把粉碎“四人帮”的特大喜讯，告诉给全国人民啊！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当时还不能这样做。怎么办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议论了一阵，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命题，确定社论的题目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写的是筹建毛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的事，同时，也把大家对粉碎“四人帮”的喜悦心情溶化进去了。
10月8日，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做出《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10月9日，《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以大字标题头版头条刊发了这两项决定。
10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两报一刊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
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
“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采取断然措施，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消除了党内一大祸害。”
从10月21日起，首都军民580万人，连续几天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与此同时，上海、天津、沈阳、成都等全国各大城市都先后举行了集会游行，欢呼：
“我们党胜利了，无产阶级胜利了，人民胜利了！”
是的，我们的党胜利了！这个胜利是在付出巨大牺牲和代价后，在特殊历史条件下，采取非常手段取得的。
从血的历史教训里，党和人民不能不思索许多问题。怎样才能避免类似十年浩劫的灾难呢？
答案只有一个：必须把权力交给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军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进行改革开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末日的挣扎（1）
粉碎“四人帮”之前，党中央估计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可能出一点乱子；出不了大乱子，会出一点小乱子，乱子可能出现在上海，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上海成了“四人帮”控制下的一个重要据点。粉碎“四人帮”之后，稳定上海局势对全国具有重大作用。
调虎离山
如何才能迅速稳定上海的形势呢？在讨论时，有人主张，驻在无锡、杭州一带的野战军，借拉练的机会，向上海靠近，来个“兵临城下”。
但是，多数同志认为，这样做会很快形成与上海民兵的对峙，并且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甚至会导致发生小范围的战争，势必会给党和人民带来损失。
党中央在作了慎重考虑之后，决定采用“调虎离山”办法，调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到中央开会。
1976年10月7日晨，中央办公厅通知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市委书记周纯麟立即到北京。
上午九时，马天水在上海市委常委会上宣布了这件事，当时，大家都感到惊异。
按往常习惯，每次上海市委到北京开会，张春桥、姚文元都预先向他们通气、打招呼，为什么这次事先不打招呼了呢？这次为什么中央首先通知的是警备区，而且叫周纯麟司令员同去，不是让徐景贤同去呢？从这些情况，大家心里已经预感到不祥之兆。于是，商定马天水一到北京，两小时后就给上海回电话。
十点一刻，马天水在徐景贤、王秀珍陪同下来到上海虹桥机场，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已经在等候他们了。周纯麟告诉马天水说，专机要在南京停一下，接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委的同志，一块到北京。临上飞机，马天水再次向徐景贤叮嘱：“你不要光抓笔，还要抓枪！眼下，枪比笔重要啊！”
飞机上了天空。马天水依然闷在葫芦里：这次开会，为什么不是春桥、文元亲自通知呢？
这个1931年在河北家乡当小学教员时入党的老干部，四十多岁当了上海市的工业书记。最初，马天水对“文化大革命”也很不理解，抵触情绪很大。1967年1月上海爆发“一月风暴”，造反派夺权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
他马上给张春桥、姚文元写信说，跟着首长有一种“幸福感，安全感、光明感”，表示“今后愿做一匹好马，在两位书记不断鞭策之下，拉革命之车，走革命道路……”
马天水拼命为“四人帮”卖力。1972年，王洪文调中央工作，张春桥安排他主持上海工作。从此，他与在京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建立起“热线”联系，是张春桥在上海最赏识的头头了。他准备这次也像往日那样，一下飞机就找张春桥……
晚上八点，飞机到了北京。他们随即来到京西宾馆，不一会，又到了一座大院里，走进会议厅。在一片严肃的气氛里，他们看到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等中央领导同志，全都神态庄重地坐在一排桌后，注视着每一个进场的人。
同机来的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江苏省委彭冲、许家屯到了，上海市马天水、周纯麟到了，济南军区杨得志、王平、曾思玉，山东省委书记白如冰到了。此外还有湖北省委的两位同志。
晚十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九号楼召开会议。继华国锋讲话之后，叶剑英用浓重的广东口音说：“跟大家打个招呼：昨天晚上，中央己采取断然措施，把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隔离起来了。”
叶剑英的话，说得平静而缓慢。但是，他的声音却像春雷震撼着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心。全场刹那间鸦雀无声，有的人还未来得及辨清是否听错了话。突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中央领导同志相继揭露了“四人帮”的罪行，阐述了党中央采取这一重大决策的原因，鼓励大家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做好工作，维护全国团结安定的新局面。
会议开到深夜12点。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十分高兴地走出会场。上车时，扬手扔掉了拄了两年多的拐棍，一见马天水就说：“大家都高兴，你为啥不高兴啊！”
马天水连连摇头，叹着气说：“我好像被打了一闷棍！这些事，以前我一点也不知道！”
热锅上的蚂蚁
马天水走后，在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一伙，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办公室里急得团团转，急切要探听北京“首长”的消息。
根据罪犯的交待，10月8号上午，上海市委召开常委会议议论形势，一致肯定北京出了事。其他“小兄弟”们一早就围住电话机，争相打问：可有“首长”的消息？
他们当天，分别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迟群、谢静宜等人打电话，均未找到人。
好不容易找到马天水的住处，马天水却不接电话。他对秘书说：“我们一到北京，中央就作了四条规定：参加会议的人不准私自和外面打电话，不准写信，不准外出，不准会客！”
当上海市委又来电话问时，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只好在电话中说：“马天水有点感冒，现在正在洗澡。”王洪文秘书廖祖康抢过电话，急忙问房佐庭：“你们到北京机场时，谁来接的？”
房佐庭答：“是穿军装的。”
廖祖康又问：“有没有见到中央办公厅的同志？”
房佐庭回答：“没有。”
廖祖康问：“你们那里不准往外打电话的规定，是谁通知的？”
房佐庭说：“是我问其他省的同志知道的。”
当廖祖康再追问时，房佐庭没头没脑地回答：“我的老胃病复发了！”
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廖祖康，分头往北京打电话，也都找不到主子。后来找到原《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他吞吞吐吐说：“……出大事了！”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末日的挣扎（2）
王秀珍把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金祖敏的秘书缪文全叫来，悄悄地说：“你去北京打听一下消息，立即打个电话回来。”
他俩相互约定三个联络暗号：平安无事报“健康”；有点小事说“胃病”；“四人帮”出事就说“心肌梗死”。
八日下午，康平路市委办公大院的门口站了双岗，在通往院内的巷道里，每道门口也都加了岗。周围戒备森严，气氛紧张，小汽车进进出出，人来人往，每张面容都呈现出惊慌神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谁也不清楚，谁也都暗暗猜想：大概北京“首长”出事了。
市委学习室里，聚集着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等人。李彬山、施尚英、钟定栋等民兵指挥部的人也都赶来了。徐景贤分析了北京传来的“不正常情况”：于会泳突然不出国了；鲁瑛讲话吞吞吐吐；在京的“领导”都联系不上；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又暗示“老胃病发作”等等之后，他心慌意乱地说：“可能出问题了！”
晚上八点半钟，缪文全按照约定的暗号，从北京打电话来了：“我娘心肌梗死！”
接着，“四人帮”安插在公安部任党组成员的祝家耀来电话：“人员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
“四人帮”提拔的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也来了电话：“我们这里也有病情。”
这些信息，像晴天霹雳，把“四人帮”的一群党羽震懵了。
群魔乱舞
八日下午五时，由徐景贤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相互通报了情况，分析形势。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说，中央发生了右派政变，修正主义上了台，我们要对着干。
晚八时，徐景贤、王秀珍再次召开有民兵、公安局造反派头头参加的市委会议。最后发言的是王秀珍。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原是上海第三十棉纺织厂技术员，“文化大革命”中造反当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她说：“各位当年造反的老头头们哪，实话实说吧，今儿个可大事不好啦！”她接着说：“江青首长今年3月2日，亲自当我面讲过，我已有精神准备，杀头、坐牢……而我只不过一个头吧。春桥说过，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早就准备杀头了，文元呢，说得比算卦还灵，无产阶级的预言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