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后来大肆吹嘘，称“安亭事件”是“巴黎公社起义”，是“震惊世界”的“中国的十月革命”。小小的安亭车站，被封为“革命基地”。
《解放日报》事件
“安亭事件”在上海点了一把火，但是上海并没有大乱起来。
1966年11月15日，王力受江青的指派，把聂元梓秘密接到花园村“中央文革”记者站，受到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人的接见。江青说：“上海是华东最大的城市，影响很大，上海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华东全局，我们要是打算要上海，就得派红卫兵去支持上海工人、学生造反。”
派准去呢？据戚本禹交待，聂元梓造反最早，同江青的关系又好，江青决定让聂元梓带人去上海。
江青在长途电话里，亲自告张春桥说：“我给你调来一门大炮，专轰上海市委！”
聂元梓等三人，于19日窜到上海。聂元梓立即向“中央文革”驻上海记者站的负责人提出，要见张春桥。嗣后，在“中央文革”驻上海记者站所在地延安饭店，张春桥单独会见了聂元梓。张春桥为她出谋划策：“你要打倒常溪萍，要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你必须跟王洪文见一次面。他是‘工总司’的头头。你只有依靠‘工总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胜仗！”
打倒常溪萍，是聂元梓上海之行的目标之一。常溪萍当时是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长、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65年北京大学进行社教运动时，他受党组织的派遣出任北京大学“四清”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在“四清”中保过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聂元梓因此与他结下仇冤，多次扬言要打倒常溪萍，才解心头之恨。聂元梓四处煽动：常溪萍是上海市委派到北京去的，是黑帮分子彭真、邓小平、刘少奇看中的人物，是他们的黑干将。
王洪文同聂元梓谈话以后，12月13日，聂元梓召开“打常（常溪萍）会议”，进一步煽动说：“打倒常是打开陈、曹（陈丕显，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曹荻秋，上海市市长）的一个缺口，对上对下都有影响。”
聂元梓还亲自召集上海市“工总司”、“上三司”、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等造反派头头开会，要他们“联合起来采取同一行动”，“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组织一个15万到20万人的大会，通过一项决议，代表全市人民要求中央罢曹荻秋的官，改组上海市委”。
11月25日，聂元梓在“批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上，气势汹汹地叫嚷：
“上海乱了几次，但是还没有真正乱起来。这一次我到上海来，就是要上海大乱。乱，就是革命。乱而后治。不乱，就无法革命。现在，上海正乱起来。这乱，乱得好。要继续乱下去，大乱特乱。要乱掉上海市委的阵脚，要乱出个红彤彤的新上海！”
聂元梓在发表长篇讲话后，高呼口号：“打倒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上海必须大乱！”
大会后第三天，1966年11月29日深夜，上海爆发了第二次影响全国的事件，即持续了九天九夜的《解放日报》事件。
这天深夜，简称“红革会”的三百多年轻人，佩戴袖章，手拿已经出版九期的《红卫兵战报》，冲进了上海市邮电大楼，要求将他们的第九期《红卫兵战报》，同《解放日报》一块发行，并说《解放日报》放了很多毒，《红卫兵战报》要跟着“消毒”。毒放到那里，就要消到那里。因此，提出要把两家报纸夹在一起发行。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一月风暴（4）
《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的机关报，怎么能允许同红卫兵的报纸同时发行呢？这个无理要求，当即遭到报刊发行处同志的拒绝。
所谓发行问题，只是一个借口。制造这一事件的真正目的，就是要从《解放日报》打开缺口，把中共上海市委打垮。聂元梓煽动红卫兵冲进解放日报社。与此同时，王洪文、陈阿大操纵的“工总司”调来大队人马，强行占领报社大楼，停止了《解放日报》的发行。
少数坏人的捣乱，激怒了上海人民。在九天九夜里，一百多万群众纷纷走上街头示威，把解放日报大楼团团围住，日夜高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为保证党报的正常出版，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负责人韩哲一、王一平、宋季文等被迫到解放日报社同王洪文等人进行谈判。1966年12月10日，由市长曹荻秋签字，答应了“工总司”的“四个条件”，公开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承认“工总司”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
12月11日，“工总司”等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号称有60万人参加的“反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庆祝在“《解放日报》事件”中的胜利。
在这次大会上，曹荻秋等人再次被批斗并且被迫签字同意“工总司”出版《工人造反报》。曹荻秋还公开违心地表示“赤卫队”的大方向错了。
这次表态，激怒了“赤卫队”。“赤卫队”即“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作赤卫队”，是以共产党员、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为骨干，于11月26日宣告成立的。他们为表明自己不是“保皇派”，提出了“炮轰上海市委”、“炮轰曹荻秋”的口号。12月23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向曹荻秋提出“八项要求”。曹荻秋于24日签字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拥有80万人的“赤卫队”，同拥有60万人的“工总司”，形成尖锐对立。12月25日，“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曹荻秋在大会上又被迫宣布撤销对“赤卫队”的支持。
处在两大派夹攻中的曹荻秋，在风暴漩涡中左右为难。这个1929年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后曾任重庆市市长，是继陈毅、柯庆施之后的第三任上海市长，他本不愿支持“工总司”，但是由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了，不得不表示支持。他本认为应支持“赤卫队”，但是不符合中央文革小组精神，又得违心表示不支持。他就这样，被两大派夹攻着，吃尽了苦头。
12月28日，“赤卫队”得到曹荻秋撤销支持“赤卫队”的消息。一万多赤卫队员涌向康平路上海市委办公地点，要求曹荻秋接见，要求上海市委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
就在这时，张春桥乘乱挑起康平路事件。
康平路事件
12月28日，张春桥得知“赤卫队”进入康平路，听到马天水向他汇报流传的谣言“赤卫队抄了他的家”，当天夜里打电话给王洪文。
他要他们警惕赤卫队接过“打倒曹荻秋”的革命口号，“乘机捞取造反派英勇奋斗得来的胜利果实”，指示他们立即调动人马，向“赤卫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当天深夜，“工总司”调动车辆和十几万人，将进入康平路的不足三万人“赤卫队”，一层层地包围起来。
王洪文说：“有了‘工总司’就不许有‘赤卫队’。不吃掉‘赤卫队’，‘工总司’就站不稳脚跟。对‘赤卫队’就是要砸！”
30日凌晨二时，康平路喊声四起：“赤卫队是保皇队”，“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震天的喊声中，“工总司”十万人发起了总攻，打垮了赤卫队，使上海变成了工总司一派的天下。
“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据记载：
“30日六点多钟，康平路书记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七点钟，近两万名赤卫队员排成单列，分成六路，到四周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六大堆。这天共有91人受伤送至医院治疗。工人造反队还缴获几百箱饼干。”
100多赤卫队员被打得遍体鳞伤。
12月31日，“工总司”发布“特急命令”：把“赤卫队”各级领导干部抓起来。全市各机关企业有240余人被捕，单是上海国棉17厂被捕的赤卫队员就有25人。
张春桥对他指挥的这场武斗，十分得意。1967年3月8日，他对山西太原市造反派进京代表说：“得知‘赤卫队’进入康平路，我们就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跨了，讲话没人听了。赤卫队也跨了，造反派占优势了！”
正在这时，自鸣得意的张春桥被他女儿打了一巴掌。在“赤卫队”被“踏平”的这天，张春桥的女儿写了一张《造谣派破产》的传单，在上海流传开来。传单说：
“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情况，赤卫队员是到我家来过，也到柯老（笔者注：即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家了，但他们并没有抄家。”
“传单”揭露了谣言。张春桥知道后，打电话给妻子说：“抄家不是孤立的，这是政治斗争，是形势的需要，没有抄家的说法，不利于造反派，是右倾。”
后来，尽管“工总司”和张春桥妻子一再声明，否认“传单”，可是却无法掩盖铁的事实：上海大乱了。
镇压了赤卫队之后，张春桥又从北京打电话给徐景贤，倒打一耙，诬陷康平路事件“是市委一手搞起来的”，指使他“要各个群众组织快点商量，揭露市委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不要放弃批判反动路线的旗帜”。
“后院起火事件”
解放日报事件和康平路事件之间，上海市委机关内部还发生一起所谓“心脏爆炸”和“后院起火”事件。上海市委写作组徐景贤、朱永嘉等，配合“工总司”，从市委机关内部起来造反。
早在1966年10月25日，张春桥、姚文元就对来北京的朱永嘉说：“你们应该造反，从市委内部把市委搞乱。”
朱永嘉立即打电话回上海，把张春桥、姚文元的话向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支部书记徐景贤汇报了。
11月28日，徐景贤打电话给张春桥、姚文元，表示同意起来造反。张春桥听了，说：“很好。”
第二天，姚文元给徐景贤回电话，具体指示写作班子造上海市委的反。
12月12日，姚文元又给徐景贤打电话，催问市委写作班子：“是写文章，还是上第一线？”鼓励他们立即起来“造反”，“上前线”，踢开上海市委，把写作班子转变为夺权的工作班子。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一月风暴（5）
14日晚，姚文元再次打电话给徐景贤，询问写作班子“造反”进展情况，并指示说：“不能停留在仅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要搞得更深！”
徐景贤当即汇报了13日秀才们深夜开会的情况。他说：“我们要坚决执行中央文革的指示，要杀市委的回马枪，里应外合，抛出陈丕显、曹荻秋的材料，从内部向上海市委夺权！”
28日，上海文化广场举行“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大会由“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主持。坐在主席台上的，有徐景贤、王洪文等人。坐在台下接受批判的有陈丕显、魏文伯、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