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进一步逼问邓小平：“你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邓小平当场批驳江青：“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
说罢，邓小平愤然走出了会场。
政治局会议无法继续下去，不欢而散。这时，张春桥马上站起来说：“我早就知道你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
江青一听，神经质地说：“政治局不务虚，又不向主席报告。今天这个问题要辩论清楚。邓小平同志１１１１１１这样说，不是对我的态度问题。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我们几个要马上碰碰头，得想个法子对付。”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幻梦的破灭（1）
长沙告状
1974年10月17日政治局散会后的当天晚上，江青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钓鱼台她的住处“碰头”。
据王洪文、姚文元交待，在碰头会上，江青说：“邓小平所以吵架，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反对文化大革命。总理在医院不是养病，搞串联。总理、小平、叶帅都是一起的，总理是后台。”
张春桥说：“邓小平所以跳出来，可能是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对总参谋长的提名有关，这是一次总爆发。”又说：“邓在风庆轮问题上跳出来，不是偶然的，他以前就主张，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17日晚的政治局会议，是二月逆流。”
王洪文说：“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不支持新生事物。邓在民主革命时候会打仗，社会主义革命时候不一定会打仗。”他诬蔑造船工业是“崇洋媚外”。
姚文元说：“毛主席说过，路线对，好合作；路线不对，难合作，今天果然碰到合作问题。过去邓小平同志很少讲话，今天发这么大的脾气，实在意外。每次到开人大的时候，总要出点事，果然发生了。”
王洪文知道邓小平很快就要陪同丹麦首相前往长沙会见毛泽东，所以提出，是否要把江青同邓吵架的事报告主席，同时把政治局讨论四届人大选举、总参谋长人选等问题也报告主席。
几个人密谋以后，都同意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报告。
恶人先告状。江青说：“你要去就早去，最好赶在毛主席接见外宾以前去。”
王洪文立即打电话到长沙，由机要秘书张玉凤转报毛泽东，征得同意。
第二天，10月18日一早，王洪文背着政治局多数委员，匆匆忙忙坐飞机向长沙出发了。
81岁高龄的毛泽东，当时正住在长沙养病。10月18日下午两点左右，毛泽东接见王洪文。当时在场的有机要秘书张玉凤。
1980年7月18日，张玉凤在给特别法庭的证词里写道：
“王洪文开始询问了一下毛主席最近的身体情况，然后便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我们四个人，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让我向主席汇报。总理还在休息，主席同意后，我马上就动身来了。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王洪文还说，为了这件事，江青同邓小平同志发生了争吵，吵得很厉害，并把江青和小平同志当时讲的一些话重述了一遍。王又说，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还猜测说，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因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
“接着，王洪文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并说，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还在毛泽东面前，对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分别做了一番吹捧……
“谈话结束时，王洪文说，今天要赶回去，他们几个人还等待传达主席的意见呢。”
另据王洪文交待，毛泽东听他说到他也同江青吵过嘴时，哈哈大笑起来，笑了很久，还用两个手指做了一个姿势，说：“顶起来了吗？”
毛泽东告诫王洪文说：“我看不出什么大事。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
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以后，参观了湖南师范、橘子洲头，于当天下午飞回北京。在长沙时，主洪文当面向毛泽东说，一定要按主席指示办。但是一回到北京，他不是去找周恩来、叶剑英，而是先到钓鱼台，向江青等人汇报他的长沙之行。
当天夜里，“四人帮”再一次聚集到钓鱼台11号楼。他们还特地把毛泽东接见外宾时担任记录、翻译的王海容、唐闻生也找了去，争取她俩的支持和同情，再向毛泽东汇报一次。
碰头会上，张春桥先介绍了所谓形势问题。张春桥把批林批孔后国内财政收支不平衡和外贸中的逆差，说成是国务院领导同志“崇洋媚外”造成的。张春桥再次把17日的政治局会议，比作“二月逆流”。
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到长沙，在陪毛泽东接见外宾时，再次诬告邓小平。
王海容、唐闻生表示，既然王洪文已经向主席报告过了，何必还叫我俩去报告？当即拒绝了江青等人的要求。
江青一再坚持要她俩再去报告。她俩深知江青的为人，感到江青又要“闹事”了。第二天，俩人到305医院向病中的周恩来，汇报了同江青等人的谈话情况。
面容消瘦的周恩来，静静地听着，皱着浓眉说：他们四个人事先就计划好要整小平同志。他们已经多次这样搞过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忍了很久，这回是忍无可忍了。”
唐闻生、王海容随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会见毛泽东。接见外宾以后，王海容、唐闻生把这几天北京发生的事情，把跟周恩来谈话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听后，毛泽东很生气地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登奎同志已经在解决，但江青还在闹，这么搞，很不对头嘛！”
“江青还在闹”
为扭转社会混乱，逐步实现安定团结，10月20日毛泽东要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转告周恩来、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毛泽东还建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同唐、王二人谈话时，还赞扬邓小平在政治局会上顶江青。并指示她俩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文件。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幻梦的破灭（2）
11月12日，邓小平同志陪同也门外宾再次来到长沙。毛泽东在接见邓小平时，再次谈到邓小平在10月17日政治局会上顶江青的事。
毛泽东幽默地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小平笑着说：“主席也知道了。”
毛泽东点点头说：“好！”
邓小平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泽东说：“我赞成你！”
邓小平说：“她（指江青）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
毛泽东说：“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接着，他用手指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她们都不高兴！”
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邓小平表示：“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毛泽东笑道：“没办法，只好担起来了！”
毛泽东鼓励邓小平把工作担子担起来，并把起草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任务交给邓小平。
邓小平这里谈的去见江青，是指政治局会上吵架以后，邓小平依照周恩来的建议，主动去看过江青一次。
据姚文元交待，邓小平看过江青以后，江青很高兴地对姚文元说：“小平同志来看了我，谈得还好。邓说：会上吵架，钢铁公司碰上钢铁公司了。延安时，我也被叫过钢铁公司……”
“不要由你组阁”
王洪文长沙告状，没有达到汪青一伙的预期目的。在此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利用掌握的报刊阵地，连篇宣传“法家路线”，为争夺领导权鼓噪不息。
《红旗》杂志刊出署名梁效的文章《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鼓吹要坚持法家路线。上海出版的《学习与批判》杂志，刊登罗思鼎的文章《西汉初期的政治与黄老之学》等文，公然叫嚷，要使法家路线后继有人，必须“不断提拔坚持法家路线的新人”，“使中央政权中法家领导集团中既有老一辈法家人物，又有在斗争中成长的青年法家力量”。
江青一伙还积极通过调整四届人大代表，将他们物色的骨干塞进党政要害部门。
1974年3月，王洪文指示：“上海要尽快物色十名年轻干部，分别担任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公安部、商业部、建材部、邮电部、中组部、卫生部以及人民日报的领导工作。”
1974年4月，上海市委组织部还提出一个88名中央各部部长备选名单，报送到中央来。
早在1973年，江青一伙就开始网罗帮派骨干。据上海帮派骨干朱永嘉交待，张春桥曾向在上海的一伙心腹交底说：“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现在这个‘换’字不够了，要改成‘撵’字。旧人不肯走，就要撵！”
党的“十大”期间，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一同到京西宾馆上海代表团驻地，向他们交底。
王洪文说：“从上海选出这么多中委和候补中委，准备把你们调中央来。”
张春桥说：“你们要做出思想准备，把你们调出来，调各部掺沙子。”接着又说：“我和文元、洪文商量，准备调一个工人中央委员到人民日报当社长，他不管编辑业务，那些知识分子也攻不着他。他在那里至少可以直接向我们反映些情况。”
江青一伙私下多次密谋以后，1974年11月12日，由江青出面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她的“组阁”计划名单。例如，让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迟群任教育部长，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列席政治局，作为党中央未来的“接班人”来培养。
当天，毛泽东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写完，毛泽东问站在一旁的汪东兴：“你有什么意见？”
汪东兴坦率地说：“江青这个人没有自知之明。”
毛泽东提笔又在信纸上加写上：“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这一天，毛泽东让唐闻生、王海容给江青带去三句话：“第一，不要出风头；第二，不要乱批东西：第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
对毛泽东批评江青的“积怨甚多”，就连王洪文也都深有体会。他对江青的恶劣作风，曾在一次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
“她的弱点也是很明显的，例如，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