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爱炫耀，好吹牛。这个年龄挺讨厌的，我觉得。我这么说有点过分。不过——”
“在分析谋杀案时说说被害人的性格没什么过分之处。”波洛答道，“这是非常、非常必要的。被害人的性格是许多谋杀案发生的原因。当时屋里有多少人？”
“你指的是参加晚会的？嗯，我记得有几位母亲，一位教师，一位医生的妻子或者妹妹，还有几个中年人，两个男孩子约十六到十八岁之间，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另外两三个十一二岁的女孩，还有五六个女人——差不多就这些了。一共可能是二十五到三十个左右。”
“有陌生人吗？”
“我觉得他们互相都认识。有些更熟一些，有些不那么熟罢了。好像女孩子们都在同一所学校上学。有几个女人是来帮忙做饭准备食品之类的。晚会结束时，大部分母亲都带着孩子走了。我跟朱迪思·巴特勒还有另外几个人留下来帮罗伊纳·德雷克（主办者）打扫一下，好使明天上午清洁女工来的时候不至于那么狼藉。要知道，到处都是面粉、饼干包装纸之类的东西。我们简单地打扫了一下，最后来到书房。就在这时——我们发现了她。后来我记起了她说过的话。”
“谁说过的话？”
“乔伊斯。”
“她说什么了？我们现在来谈谈。好吗？现在说说你为什么来这里？”
“好。我想过告诉大夫或警察或者别的任何人可能都没什么意义，但我想告诉你也许就不一样了。”
“请告诉我吧。”波洛说，“是乔伊斯在晚会上说的什么话吗？”
“不是的——是那天说的，但时间要早。是在下午我们帮忙做准备的时候。在他们谈论完我的谋杀案故事之后，乔伊斯说‘我看见过一次谋杀。’她母亲还是别人说‘别傻了，乔伊斯，怎么说这种傻话。’一个年纪大点的女孩说‘你不过是编的罢了。’而乔伊斯说‘我真的看见了。真的。我看见有人杀人。’但没有谁相信她的话。他们都嘲笑她，她非常生气。”
“你当时相信吗？”
“不信。当然不会相信的。”
“我听懂了。”波洛答道，“对，我听明白了。”他沉默了一阵。用一个指头轻轻地敲着桌子。然后说，“我想问你——她没有细说——没有指出人名吗？”
“没有。她继续吹嘘着、大声叫着，别的女孩子都笑话她，她弄得十分气愤。我觉得，母亲们以及其他年纪大一些的人对她都很恼火。而女孩子们和男孩子们都嘲弄她！他们说什么‘接着说吧，乔伊斯。是什么时候？你以前怎么从不告诉我们？’乔伊斯说‘我全忘了，过了那么久了。’”
“啊哈！她说是多久以前？”
“好多年以前，”她回答说，“要知道，说话可像个大人呢。”
“‘那你当时怎么不去告诉警察呢？’一个女孩子问。好像是安，或者比阿特丽斯。是个很高傲自大的女孩子。”
“啊哈，她怎么回答的？”
“她回答说，‘因为当时我不知道是在谋杀。’”
“这话很有意思。”波洛说，他坐得比先前更端正了。
“这时她有点弄糊涂了，我认为，”奥列弗夫人说道。“大家都讥讽她，她努力地想解释。同时还十分生气。”
“他们坚持问她为什么不去报警，她老说‘因为我当时不知道这是在谋杀，只是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我看到的一切。’”
“而没有任何人显出有丝毫相信她的样子——连你自己也不相信她——一旦见到她死了，你突然觉得她说的也许是实话，是吗？”
“是的，一点不错。我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或者我能做什么。后来我就想到了你。”
波洛庄严地点点头表示感谢。他沉默了一会，然后说：“我必须向你提一个严肃的问题，你考虑一下再回答。你认为这个孩子真的见过一桩谋杀案吗？或者你觉得她只是认为自己看见过？”
“我觉得是前者，”奥列弗夫人说，“但当时不这么认为。当时我只是猜测她模糊地记得曾经见过的某件事，然后添枝加叶使之听上去很重要很刺激。
她变得非常狂热，说‘我真的看见过，告诉你们。我的确亲眼所见。’”
“于是……”
“于是我来找你了。”奥列弗夫人说，“因为她的死惟一能说明是真的出过一桩谋杀案，而她是见证人。”
“那就涉及到一些事情。意味着参加晚会的某个人下了毒手。这个人那天早些时候一定也在，他听见了乔伊斯的话。”
“你不会觉得我只是在胡思乱想吧？”奥列弗夫人问，“你是不是觉得这些都是我异想天开？”
“一个女孩被谋杀，”波洛说，“杀她的人有足够的力气把她的头摁进一桶水。歹毒的凶手。而且怎么说呢，看准时机，他就马上下手。有人害怕了，一找到机会他就毫不迟疑。”
“乔伊斯不会知道她看到的凶手是谁，”奥列弗夫人说，“我是说她要是知道当事人在屋里她肯定不会说的。”
“对，”波洛答道，“你说得对。她看见了一桩谋杀案，但她没看见凶手的脸。我们也不能太拘泥。”
“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有可能那天白天有人听见了乔伊斯的话，他知道谁是凶手，也许凶手与他有密切的关系。也许他一直以为惟有自己知道他的母亲或者妻子、女儿或者儿子的所作所为。也许这是个女人。她清楚她丈夫或母亲、女儿或儿子是凶手。她以为除了自己再没有人知道。而这时乔伊斯说起来了……”
“于是——”
“乔伊斯非死不可？”
“是的。你有什么打算？”
“我刚刚想起来了，”赫尔克里·波洛说，“为什么伍德利新村听起来那么耳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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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赫尔克里·波洛的目光越过大门，往松冠宅里看去。这是一所新式的可爱的小房子，建得很不错。赫尔克里·波洛有点上气不接下气。面前这所整洁的小房子与它的名字十分相称。依山顶而建，山顶上稀疏地种着几棵松树。有一个布置得井井有条的小花园，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人推着一只铁皮水罐沿路浇水。
警监斯彭斯先前只是两鬓斑白，如今已是满头银发。他腰围不见变小。他停下手中的活看了看了门口的客人。赫尔克里·波洛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上帝保佑，”警监斯彭斯说道，“一定是他。他怎么可能来呢。可就是他。对，一定是。是赫尔克里·波洛，到死我也不会弄错。”
“啊哈。”赫尔克里·波洛叫道，“您认出我了，真叫人高兴。”
“衷心祝福你的胡子。”斯彭斯笑道。他放下水罐走到大门口。“邪恶的毒草，”他说，“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的？”
“这股风把我吹到过许多地方，”赫尔克里·波洛回答说，“它也曾经在很久很久以前把你吹得去找我。是谋杀案。”
“我早就跟谋杀案不沾边了，”斯彭斯说，“除了‘谋杀’杂草。我现在就干这个。天天用剪草机。远没有你想像的简单，总有地方不尽人意，通常是天气。不能太湿，又不能太干燥，如此等等。你怎么知道上这儿来找我？”
他一边问一边开了门，波洛走了进去。
“你给我寄过一张圣诞贺卡。上面有你的新地址。”
“哦。对，我是寄了。你看，我这人挺老派的。圣诞节的时候总喜欢给一些老朋友寄贺卡。”
“我很喜欢。”波洛答道。
斯彭斯感叹道：“我老了。”
“我们都不年轻了。”
“你的白发还不多。”斯彭斯说。
“我染过啦，”赫尔克里·波洛回答说，“没有必要满头白发出现在公共场合，除了自己愿意。”
“嗯，我觉得乌黑的头发跟我本人不太相称。”斯彭斯说道。
“我也觉得，”波洛答道。“满头银发使你显得更有名望、更杰出。”
“我哪是什么杰出的人物。”
“我觉得是。你怎么住到伍德利新村了？”
“实际上我是来这里与一个妹妹‘会师’的。她丈夫去世了，孩子们都结婚了住在海外。一个在澳大利亚，另一个在南非。我就搬来了。如今退休金不太顶用。但两个人住在一处就舒服得多。来，坐下谈。”他带波洛走到镶着玻璃的小阳台上。那里放了几把椅子，还有一两张桌子。
“来点什么？”斯彭斯问，“恐怕没有迷幻剂。没有黑醋栗或蔷薇果糖浆之类的你的专利产品。啤酒行吗？要不我让埃尔斯佩思给你沏杯茶？要不我可以给你弄杯混合饮料或者可乐。可可茶？我妹妹埃尔斯佩思喜欢喝可可茶。”
“非常感谢。我就来杯混合的吧。是姜啤和啤酒混合而成的？对吗？”
“没错。”
他回到屋里，很快取来了两只大玻璃杯。“我也来点。”他说。
他搬了把椅子到桌子前坐下，把两杯酒放在他和波洛面前。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他一边说一边举起酒杯，“别人又提起案情了。
我再也不管什么案子啦。你说的大概是那桩案件吧。我猜你准是为它而来的，因为我想不起最近还发生过什么案件了。我不喜欢本案的那种特殊形式。”
“对。我知道你不会喜欢的。”
“我们是在谈论那个被人把头摁进水桶的孩子吧？”
“是的。”波洛说，“我说的正是这个案子。”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来找我，”斯彭斯说，“如今我跟警方毫无干系。很多年前就洗手不干了。”
“一朝当警察，”赫尔克里·波洛说，“永远是警察。也就是说，你除了做一个普通人以外，还往往总会在一个警察的立场上看问题。我跟你说这话，自己也是有亲身体会的。我在祖国最初也当过警察。”
“对，没错。我记得你告诉过我。嗯，我觉得一个人的看法有一定的倾向性。但是很久以来我跟他们都没怎么真正打交道了。”
“但是据说，”波洛说，“你在老本行中有不少朋友。你能打听到他们怎么想的，对什么产生怀疑以及他们所了解的情况究竟如何。”
斯彭斯叹了口气。
“人们了解的东西太多了，”他说，“这是当今社会的一大问题。倘若出现了一个案件，作案的手段比较常见。那就意味着插手此案的警察知道得很清楚，作案者很可能是谁。他们不告诉报纸的记者，而自己进行调查。于是把案情弄清楚了。但是他们是否要继续下去——不过，事实都不那么简单。”
“你指的是那些太太、女朋友之类的？”
“部分正确。最后，也许都能嫁出去。有时一两年都过去了。我想说明一点，波洛。总的来说，如今更多的姑娘没有嫁个正经人。我是与我们那个时候比。”
赫尔克里·波洛捻着胡须沉思起来。
“对，”他回答说，“我觉得可能是的。我怀疑，正如您所说的，姑娘们向来有些偏爱坏小子，但在过去有人保护监督她们。”
“完全正确。人们都照看她们。她们的母亲监督着她们。婶娘姨妈以及姐姐们都监督着她们。弟妹们也都知道一切情况。她们的父亲也决不反对把一个不合适的年轻人踢出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