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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探很清楚地记得藏在皮革代用品垫子底下不受时间影响的那几根弹簧，你往沙发上坐时要特别当心，所以他总是坐窗旁的椅子。
古罗夫进来时，侦查主任只是点了下头，继续迅速地写着。如果说密探为了谋生，得在大街上奔跑、爬阳台、钻地下室的话，那么侦查员便要经常书写或者打印，而且任何一个经验丰富的密探都宁肯有时毫无意义地埋伏在臭气熏天的门洞里，而不愿去坐侦查员温暖的办公室。然而侦查员则宁愿得痔疮、脸色苍白，也不愿去当密探。人各有志嘛！
侦查员写得很快，词句精确，字行整整齐齐，像打好格子似的。他终于在自己写好的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沉思地望了古罗夫一眼。
“今天是基督诞生以来的一九九五年九月十八日。”古罗夫说完抽起烟来了。
戈依达是个四十来岁的淡黄发男子，他写好日期，把公文包盖上，然后开始按摩发胀的手指。密探和侦查员在一起工作，为时不久，但相互是关心的，态度上甚至有点随便，因为他们知道，像他们这样专业不同的人能够友好相处是相当罕见的。其实猫与狗也同时生活在一个人家里，有时还共一个盆子吃食。
“好啦，朋友，你工作时经常违法吗？”戈依达挺起身子，靠在围椅的高背上。
“肯定会有的，”古罗夫微微一笑，“你总是走在最边缘上，说不定一下就摔倒了。”
“我们英勇的民警工作连狗屎都不如。”
“我们向检察院看齐，它是标兵，朝前看，可我们总是向右看齐，所以就要经常挨骂了。”
“偶尔挨点骂，还是可以忍受的。”戈依达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信封，越过桌子递了过来。
古罗夫接过信封，从里面取出几张照片，粗略地看了一下。
“我曾经看见过尸体。这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是被自动步枪打死的，清早作的检查。”他把照片放进信封里。
“为什么是清早检查？”戈依达大吃一惊，说。
“我说得不对吗？”
“说得对。”戈依达拿起信封，把照片晃了晃，看了看，就收进公文包里。“你太聪明了。”
“我本来可以挂电话说的，你跑了很久，跳一跳吧！”
“这是目前首先要办的一件凶杀案。死者是银行经理，一出家门就被击毙了。”
“这种事常有。”
“别厚颜无耻，这可不合你的身份。”
“哪个密探负责这个案子？”
“莫斯科市刑事侦查局，他们人不坏，很努力。”
“亲爱的伊戈尔，快说吧，别扯橡皮筋啦。”古罗夫抓起窗台上的烟灰缸。
“你懂吗，一家银行破产，没有支付能力，这是很普通的事。从各方面看，死者是个正派人，最近一个月他卖掉了一座别墅、两部汽车，尽力还债……他的妻子和女儿不是住在澳大利亚，就是住在德国。好像他弟弟受到过警告，说他如果在两个星期之内不付出五十万美金的话，那么一个月以后他将和死去的哥哥葬在一起。”
“他弟弟在哪里工作？他能付出这么一大笔钱吗？”古罗夫关切地望了侦查员一眼，问道：
“弟弟是同一家银行的董事。”
“你说他似乎收到过警告信，他到底收没收到？”
“有人打电话告诉我，说他收到过。他们两兄弟姓阿里亚辛，死去的哥哥名叫阿纳托里，活着的弟弟叫波里斯。我审问过他，顺便问过他，他哥哥死后有没有人威胁过他，向他提过什么要求？他竭力否认！我觉得他是在撒谎，他害怕。”
“阿里亚辛成家没有？”
“没有，他是单身。”
“把他的全部资料给我吧。”
侦查员开始写，密探则继续往下说：
“你出什么事啦，伊戈尔？你不是聪明人吗，怎么在两棵枞树中间迷了路呢？”
“你给我解释一下。”侦查员把写有波里斯·阿里亚辛的全部材料的一页纸，递给古罗夫。
“单靠卖去一座别墅、两辆汽车，是还不清银行所欠的债的。死者打算逃往国外，但据我的当事人说，贪婪毁了这位公子哥儿。他本应该抛弃一切飞走的。”
“别欺侮人，列夫·伊凡诺维奇，我想过此事。从各方面来判断，死者是个聪明而又小心谨慎的人，但别人抓住了他，掐住了他的脖子，他企图不还清银行的全部债款，而只还某几笔具体的债款。搜查他的住所时，没有发现外国护照，可死者本来是有的。有理由假定他的护照连同他的机票一起被人拿走了。”
“很可能，死者已将一笔很大数目的款子转到了他弟弟的名下，黑手党解决了他一个，又转而对付另一个了。你哨声一吹就开球。今天上午将军说他怀疑刑事犯罪机构里面……”
“出现了新的组织，”侦查员打断他的话，“分析人员得出结论，已经建立了一个讨债的组织。”
“对，我们把这个组织叫做‘生活服务部’。”
“那么火葬场就该挂出一块透明标牌：‘欢迎光临’。”
“可你却说我厚颜无耻。”古罗夫把烟熄了，站了起来，把烟灰缸往纸篓里抖了抖，然后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很可能我们正是要与这个‘服务部’打交道。银行的债主中有熟人吗？”
“叶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雅申。”
“老朋友！我对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他在总统保卫局。有意思的是他怎么搞到金融界去了呢？我说远了。既然民警局和检察院都知道有人在开始集中索债，那么‘服务部’的领导肯定事先得到了警告。”古罗夫坐下来，叹息一声。“我的处境，说轻一点，也是糟透了。”
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坐在自己的办公桌旁写东西，古罗夫则在办公室里一边走来走去，一边口授：
“对阿里亚辛建立户外观察，监听他的电话。”
“谁去执行？”克里亚奇科冷淡地问道：“谁去同检察长斗呢？”
“奥尔洛夫中将。”
“把玩笑话也写上吗？”
“写上，写上，”古罗夫嘟嘟哝哝说道，“如果局长和我们心爱的朋友认为，他参加目前的工作仅限于作一般性的指示，那他就大错特错了。”
“将军就大错特错了，”克里亚奇科重复了一遍，不过他写的当然是另一番话。
古罗夫对玩笑没有反应，他继续往下说去：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设计人员感兴趣的，主要看是否对阿里亚辛进行了观察。一旦观察被发现，应该将注意力从阿里亚辛那里转移到进行观察的人身上，而且马上向设计人员报告。写好了吗？”
“纸上写什么都是受得了的。”
“访问阿里亚辛的住所，并检查它里面是否安装了窃听装置。”
“也许，访问一词需要作一番解释才行？”
“我不是扫盲学校的老师，不打算教这些专业人员如何钻进住所里去。他们可以切断电话，然后派个师傅进去，或者找个别的借口进去。”古罗夫开始发怒了，不过还是说道：“你说得对，访问与拜访，拜谒差不多，所以绝对不合适。你就简单地写上‘检查’吧，看阿里亚辛的住所里是否有窃听装置。”
“万一有呢？”什么都喜欢问得一清二楚的克里亚奇科问道。
“那就糟了，反间谍局是不会承认的，我们只会猜想是谁安的窃听器。不是同行，就是刑事犯中有威信的头目。我们是不会指示在这方面搞间谍活动的。”
“其实正是间谍才可以查出具体的结果来。”克里亚奇科忍不住说道。
“你是聪明人，但也是个傻瓜，”古罗夫反驳说，“我并没说在这种工作上不搞间谍活动。我要一个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提供给正副部长、甚至新闻记者的公文包，让这些记者认为没有什么不让他们知道的秘密，也不应该有任何秘密。坐探搞来的情报和对情报的分析我们将分开保存。”
“我的助手所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克里亚奇科说道。
“我在猜。我想，即便是我的哈里托诺夫，刑事犯头头利亚列克的右手，也帮不了多少忙。在最好的情况下人家可以给我们指一指房门，但开门却谁也帮不了忙。斯坦尼斯拉夫，你觉得什么人能够组织起这么个‘服务部’来呢？”
克里亚奇科把自来水笔放下，把公文包推开，沉思起来。古罗夫耐心地等着，不慌不忙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
“不是正在守法的小偷，他们很保守，对新玩意儿很警惕，甚至觉得很难忍受，因为他们的威信依靠的是古老的偷窃方法。”
“然而这人得在一定的范围里有份量才行，否则他马上就会被人盯死并受到讹诈的。”古罗夫说道。
“要不他就是过去克格勃的人，也就是说是很了解坐探工作原则的人！”克里亚奇科停顿了一下，“我们假定他是干我这一行当的，一名高级侦探。首要的，最复杂的事是挑选人。为了防止渗进坐探，我认为身边最多不超过三个人，最好是不让他们相互知道。”
“我同意，对他们三个都要信任，但对他们每个人都要监督，”古罗夫补充说，“三个中间应该有一个守法的小偷，以便同其他的小偷和他们各自的区域保持联系。”
“干嘛要与小偷保持联系？”克里亚奇科反对说，“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对，过去了，不过，这一点小偷们并不承认，正是他们还保持着各自的区域。同他们可以不合作，但打起来却很麻烦，不管你怎么说，组织里反正得有一名正在守法的小偷。”
“还需要一名刑侦局的侦查员或者反间谍局的侦察员，他得领导其他的作战人员。这样的一个人，我得亲自从我过去认识的人中去寻找。最好他现在有工作，如果是开除的更合适，当然是没判过刑的，”克里亚奇科沉思起来，连连摇头。“也许判过刑的更好？”
“这可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古罗夫回答说，“还需要一个年轻的、有头脑的、可以控制得了的、而且在那些‘冻坏了的人’中间有威信的土匪。”
“他们没有有权威的头头。”
“有的，斯坦尼斯拉夫，不过，他们活不多久就是另一回事了。身边的人都得是明白人，我们也可能犯错误，不过，我认为不会错得太厉害。俗话说各种方案都是可能的。我以为他们的首领是俄罗斯人。波罗的海沿岸的人，可以排除，乌克兰人或者白俄罗斯人是不会去莫斯科的，至于阿塞拜疆和高加索人嘛，他们又正在闹矛盾。俄罗斯人在刑事犯罪分子中间似乎不讲民族性。”
“你对我们的评价很高。”
“这不是我对我们的看法，而是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古罗夫嘿嘿一笑。“如果有人向你求助，难道仅仅因为他是俄罗斯人你才肯伸手吗？不，车臣人对车臣人，阿勃哈兹人对阿勃哈兹人，都是会伸手的，而且不是伸一只手，而是伸两只。我们人多，曾经有过俄罗斯帝国，过去的苏联也在莫斯科地下活动过，因为俄国人联合起来，不是因为民族特征相同，而是由于利益一致。总的说来，这是个复杂问题，我认为新成立的犯罪组织的头头是俄罗斯人。”
“年龄在三十五到四十五岁之问。”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