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她的话，我不免东想西想起来。我当然有所警惕，知道自己又惹下麻烦了。同时我极为感激老宋，患难见真情，我真高兴又寻到一个知己。接着我开始气恼，恨自已被人愚弄。看这些人在我背后，在我浑然不觉的情况下，都干了些什么勾当，哪天他们在背后把我脖子抹了，我还一点都摸不着头脑呢！
我更憎恨高的行为。她不但未经我同意偷看我的日记，还为了讨好领导把我给卖了！她怎么这么卑劣？背后捅我一刀。为什么？就我所知，我从来没有得罪过她。严指导员也够可恶的，他怎么能鼓励知青做这号事！还动员大家批判我！他应该批判高才对！教训她一下什么是做人应有的诚实和礼貌。现在倒好，他就因我这本该死的日记判我有罪，我连申辩的权力都没有，只能老实认错儿反省。一切都颠倒了。公理何在！是非何在！
老宋走后，我又把整件事想了一遍，还是不明白高为什么对我这样。我的日记中没什么真扯得上反动的思想。而且一开始是一个革命英雄的日记，到后来我觉得呆在这儿没前途，希望能离开，如此而已。更何况这些话我也并未直说，全是用的隐喻。我其实只把当时聚集在我脑子里一连串的左道旁门和不吐不快的想法，选了百分之十最不具危险性的放在了日记里。
唯一的解释是高想在她上大学的道路上搬掉我这块绊脚石。她知道我在这儿的贫农中间小有威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应该可怜她，而不是恨她。她比我还傻，她于嘛不和袁过不去？她才是赵的心腹党员们的红人儿。至于村里的贫下中农，难道她看不出连他们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仅仅几个月前，虎林县弄出一起〃特大反革命事件〃，一夜之间，这个地区几乎家家户户都搜查了一遍，天知道多少贫下中农受了牵连。单在我们村，就有十好几个人被捕，我的朋友花儿和她母亲季大娘都不幸卷入其中。她们的罪行是用针刺毛主席的脸和身体。而她们自己却对此一无所知。那时毛主席像铺天盖地，报纸上天天都登。村里人用旧报纸糊墙，而女人们又爱在墙纸上临时插一插针。谁一不小心把针插错了位置，便大祸临头，贫下中农立马也成了反革命，得拉去关几个月的牛棚。
花儿关起来后，偶尔我会在远处看到她，我们谁也不敢和对方讲话。她见了我，总是眼圈红红的。真可怜！这孩子已是三分像人、七分象鬼了。她蓬头垢面，衣冠不整，长了一身虱子。对〃犯人〃的惩罚是：在拘留期间，不让他们洗澡，不让他们梳头。
现在看来轮到我了，牛棚、审讯、虱子……我当然担心啦，无产阶级专政可不是随便闹着玩儿的，3岁孩子都晓得。但这次不知怎的我绝没有上次笔误被赵抓住小辫子那么惊惶失措。
姓严的！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判我个反革命，把我送上刑场？那又如何？倒省了我在自杀的问题上伤脑筋。〃死猪不怕开水烫〃，此言不虚。再说，你也不见得真能把我逼上绝路，没你想象得那么简单。我会跟你周旋到底，玩玩刺犯和黄鼠狼的游戏。即使走到山穷水尽，我也不过就这条性命。但你就不同了，我会叫你这个生全村第一把交椅的人丢尽面子。姓高的，我也得叫你自食其果，从此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不能那么便宜了她。鱼死网破，咱们走着瞧。
严能猜出我的心思么？或者他担心我的日记会在知青心中引起巨大共鸣，就像老宋的感觉一样？我无从得知，但有一点，批判我的群众大会往后推了。他又酝酿了一轮，还是没能如期举行。到了最后差不多一个月过去了，他把我叫到他家，说因为我思想有严重问题，不适宜再做养猪场的班长。现在领导决定，由方来接替我的位置，我去拖拉机队干活。他又说在未来日子里，我必须更认真地向贫下中农学习，改造自己云云。
原来不过尔尔！闹了半天他只是把我撸下了原已对我毫无意义的位置。多年后回头再看这件事，端的是因祸得福，盖因那些天我突然发现有人欲置我于死地，我便本能地奋起自卫。镇日预料我的对手下一步要出什么招儿，走哪步棋，倒把自杀这件事远远抛到脑后去了。我不想在〃敌人〃面前示弱，更不想让他们说我畏罪自杀。那时因为我感到自己蒙受冤枉，这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我对于在〃文革〃初期冤枉他人而受到的良心的重责。别人跟自己过不去，总比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要好过些，不过最好别让他们置我于死地。
这件事的确给我造成了伤害。它摧毁了我的自信，使我神经紧张，这是显而易见的。打这以后，我在日记本里一个字都不敢写了，我的日记在老宋夜访的那天划上了句号：1972年4月30日。在这以后，不论什么不速之客叫我的名字，我都会突然头皮发麻，总觉得最坏的事情就要降临。我常常提防着突如其来的灾难和打击，再也不想被暗处的冷箭射中。这样一来我少不了失眠，少不了做恶梦。
除了日记，信件也是定罪的依据，如果落入一个想整你的人之手。我每收到一封信，读完后马上小心翼翼把它烧了。这也是我父母再三关照的。当时我不觉得有什么可笑，现在想来真令人啼笑皆非。父母的来信每一个字都无懈可击地浸透了革命的词语，用放大镜也找不出任何暇拈，而信的结尾无一例外写上豆大的一行：读完此信，务必立即烧毁。切切！
我在屋门外的走道里烧信，往往并不孤单。其他知青也戒心重重，做这档子事儿实繁有徒。这种场合，彼此心照不宣，只当别人并不存在。每个人都面壁而作，专心对着一小堆火，一张纸一张纸往火里送。烧完后还得用火钳搅一下，确保每一页信都被焚尸灭迹。这一情景使我经常联想到我们是在坟墓上烧纸钱：阴沉的脸，鬼火跳跃，纸灰像黑色的蝴蝶随着旋风飞舞。是谁死了呢？为什么要祭他们？我了无头绪。
22 我的初恋，大错特错？
我把所有的钥匙和帐本交给方后，长长舒了口气。4年来我起早贪黑在猪号改造社会和改造自己，到头来落得跟老陈同样的下场。而老陈是我当年想与之一试锋芒的人，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好在所有的恩恩怨怨终于告一段落。
我于是去了拖拉机队十班报到。老隋是班长，李和周是师傅，香和我是助手。
老隋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和我心目中的英雄还真有些距离。他40岁光景，个头矮小，身材瘦削，干活时总一副兴味索然的样子。我后来听说他在机务队以嗜睡闻名，只要手一碰到操纵杆，他立刻就打瞌睡。助手叫醒他，他便索兴把拖拉机交给他们，自己在地头躺下呼呼大睡上几个小时。
李和周都曾当过隋的助手，现在他们成了师傅。他俩对香和我都很好。李对我们的拖拉机了如指掌，他远比隋要精通业务。如果我们有问题解决不了，总是第一个去找他，有时他只要听我们把问题讲完，就分析出症结所在。和他在一起干活是件有意思的事。他心灵手巧，从他那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有时我也感到拘束，因为他百般小心，自己的事他守口如瓶，别人的事也讳莫如深。当然这都可以理解，他虽和我们一般年纪，却不是知青，而是困难时期从四川来的盲流。人们还说他的父亲是地主。
我们的另一个师傅周，则是北京来的知青。1968年他还演过肖继业，当时我们选中他是因为他热情肯干，和戏里的主人公肖继业一般无二。这出戏演过之后，城里来的年轻人唱歌跳舞的热情已成强弩之末，谁也无心再排演第二出戏了。大家各忙各的，我在猪场干活于得晨昏颠倒，周开拖拉机春种秋收，大家逐渐相忘于江湖。
现在我们忽然得以朝夕相处，有很多时间交谈。整个夏天，我们干的活就是在大豆和玉米地里中耕。漫长的白昼，亮丽的太阳，中耕机白色的帆布雨檐下，凉风习习。我们的拖拉机在大豆和玉米的幼苗中穿行，闪亮的犁铧翻起层层黑土，将野草埋进地里。我们镇日像是航行在广袤的绿色海洋上，船尾卷出千堆波涌。
那段日子，我对周充满好奇。我想知道为什么别人说他父亲有严重的历史问题。但这个问题实在太敏感，提出来肯定尴尬。同时我想周也是听了我的日记的，不知他作何感想。当然他对日记这件事三缄其口。我们只好聊别的。
我记不太清楚那年夏天我都对他说了些什么，零零落落，我讲的不外乎二姨、瑞士和机关大院这类事。他也对我讲了他家的情况：一家六口，父亲在起重机厂工作，母亲是家庭妇女，他是家中老大，三个妹妹还年幼，上小学和中学。
闲聊中，我还了解到他离开北京前家境相当不好。六口人挤在一间不大的屋子里，屋子是他父亲的单位50年代分的，那时只有周一个孩子，而且他还小，所以不显得太拥挤。后来，其他孩子相继出世，房间越来越逼厌。他们又在屋子的南头搭了一间简易房。简易房占满了院子的地，还挡住了大房间的阳光，但他们总算又多得了几分空间。邻居们也都这么做。他们的简易房白天是厨房，晚上就成了周的卧室，他在这间小棚里一直住到离开北京。
周的父亲是四级工，每月挣54元，当然这不足以养活六口之家。他家里的人必须到邻近的工厂揽点活儿来：晚上他们全家常在一起糊火柴盒。中国的火柴盒由匣子和小盒子组成，周一家人得分工合作，有人糊匣，有人糊盒，等两者都吹干了，才能将小盒子套到匣子里。每一步都是手工操作的，如此折腾才做成一只火柴盒。
后来我到北京探亲时去他家拜访，坚持要试一试糊火柴盒。整整一个晚上我们5个人紧赶慢赶，才做了200来只，工厂每11只付8分钱，也就是说，整个晚上我们才挣了不到两毛钱。做到后来，我越来越心浮气燥，心想要我于这种活儿糊口，我宁愿饿死！周却说有火柴盒糊就不错了，工厂并不保证供这份活给他们，其他工人家庭也一样困难，愿意干这活儿的人多着呢。
听了这话，我一时语塞。突然我想起小时候，到了夏天，母亲每天都给我5分钱买冰棍儿。我也觉得理所当然，就这么点小钱。我的同学都有零花钱买冰棍儿。现在我才意识到这是多么奢侈的事，对周家来说，5分钱意味着糊63只火柴盒，一瓶一毛五的汽水差不多等于糊200只火柴盒。周和我虽然同住北京，我们却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
也许周听了我的童年故事后，对我也一肚子怜悯。又或者他心地好，并不单止乐于帮助我一个人。到天气转凉时，我们得一天两班、一班12小时日夜翻地，赶在地上冻之前将它犁一遍，为的是不误来年的春耕播种。这样我们得在地头吃饭，有时送过来的饭不够吃，周总是让香和我先吃饱。有时变天，我们没带足衣服，他会把外衣脱下来技在我们身上。他有几分幽默，看见我们精疲力尽，他会编出几句笑话，逗我们开心。轮到上夜班，他往往在子夜时分把我们打发回去，自己一个人干到天亮。
我实在愿意与周一起干活，连里100多男青年，谁也比不上他挺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