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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着企业情况的改善是没有用的。如果一位企业家要行使他的职能的话，他必须把他的价格降到人们愿意出的程度。不管情况如何，总会有一个人能够也愿意为生活必需品而出的价格。并且如果有这种愿望在的话，这种价格能被满足。
通过降低质量或短视的节省——这只能引起劳工们的不满——是无法实现的。它没法通过四处糊弄而实现，只能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实现。并且，当所有的企业都被称为陷入萧条时，企业界的人士应该把这看做是对自己头脑提出的挑战。把注意力集中在价格上而不是集中在服务上，这点可以肯定地表明，这种企业家是不能为他作为业主的存在提出公正的理由的人。
这是用另一种方式说销售应该建立在真正的价值的自然基础上。这真正的价值就是一件产品中凝聚的人的精力。但是这一简单的公式并不被认为具有“企业味”，它是不够复杂的。我们有的是这样的企业，它们获取大多数人类的诚实劳动，使它们成为那些精明的投机者的手中之物。这种投机者能人为地制造食品或其他某种商品的短缺，并因此刺激社会的需求焦虑。我们得到的是错误的兴奋，然后是错误的麻木。
经济的公平经常被无心地违背。你可以说是经济条件使人类成为其所是，或者你也可以说是人类使经济条件成为其所是。我们会看到很多关于是经济体制决定人类存在的论断。他们为那些我们看到普遍存在人类身上的错误而指责我们的工业体系。我们还会看到其他的人说是人类自己一手决定了他自己的状况。如果说经济、工业、社会体制是糟糕的话，那它只是人类自身罪恶的反映。我们工业体制的坏处是人自身的坏处的反映。企业家们迟疑着承认，目前的工业方式的错误，至少部分是他们自己的错误的系统化和扩大化。如果把这个问题摆在与他不那么密切相关之处时，他是完全能够看出这点的。
毫无疑问，如果人类天性中的弱点更少的话，那么，从中成长出的将是一个缺陷更少的社会制度。或者，人类天性比其自身更坏的话，将由此产生出一个更坏的社会制度——虽然也许一个更坏的制度不会像目前的这一个一样持续得那么长久。但是没有人宣称人类是有意地建立起一套错误的社会制度，毫无保留地认定一个社会制度的所有缺陷都是来自于人自身的缺陷，这并不能推断出他是有意地组织他的缺陷并把它们建成制度。我们得把很大一部分原因归于无知，我们得把很大一部分原因归于幼稚。
看看我们现行的工业体制，在最初时候，并无迹象表明它将会怎样成长。每一个新的进步都受到欢呼，没有人想到过“资本”和“劳动”是敌对关系，没有任何人能想到他成功的事实当中隐藏着危险，并且，随着体制的发展，其中潜伏的每一处缺陷都会展露出来。一个人的事业发展到如此规模，以至他的工人多得他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但这一事实并不令人遗憾。它也是受到了欢迎的，而它由此导致了一个非人的体制，在其中工作被当成不是人的某种事物——只是一个体制的一部分。当然，没有人相信这种非人性的过程是有意制造的。它只是自发地生长起来。它在整个早期体制中潜伏着，但没有人看得见它，没有人能预言到它。只有巨大的、闻所未闻的发展能将它带入光天化日之下。
再看产业的理念。这理念是什么呢？真正的产业理念绝不是为了赚钱。产业理念是表达一种服务性的观念，复述一个有用的观念，满足成千上万的需要它的人们的需要。
为生产而生产。把一个死气沉沉的体制变成一件精致的艺术，把生产奠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将为扩张和建立更多的工厂、生产更多的被需要的物品而提供手段——这是真正的产业理念。产业理念的负面是想通过投机而不是工作而获取利润。那些短视的人看不到企业比任何个人的利益都大。商业是给予和获取的过程，是生存和让别人生存的过程，它是很多力量和利益的协作。当你发现一个人相信商业是一条河，这条河的有益流动一到他身边就应当停下来，那么你遇到的是一个自认为可以停止商业的流通而使商业活跃的人。他可以停止财富的生产而产生财富。
服务的原则是治好企业的病根，它将引导我们把服务和金融的原则应用于实际。
第二部分第6章 金钱——主人还是奴仆？（1）
我们能这样减少人数是由于贯彻了一条规定：任何东西任何人必须有助于生产，否则就坚决清除。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了怎样通过加速资金周转而使我们的使用资金减少。我并不是在讲述一项业绩，而是要指出一个企业怎样能从自己内部发现财源而不用去借。
1902年12月——这是一个令全国所有企业都刻骨铭心的月份。在这个月里，倒闭的汽车制造厂遍地都是，而且大大超出了新开张的工厂数量。它们中的大部分已经完全陷入了银行家的债务中。到处都流传着几乎每家公司经营状况糟糕的小道消息。我对此产生兴趣的原因，是因为有报道坚持认为福特汽车公司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周转，而且根本无法弄到钱。我已经习惯了所有关于我们公司的谣言，谣传如此之多，以至于我现在几乎不做任何解释了。但是这个报道和以前所有的谣言都不一样，它说的那么详尽和具体，从中我才“知道”自己已经克服了对借贷的偏见，天天都在华尔街上走来走去，拿着帽子向人要钱。谣传还进一步说没有人愿意借钱给我，我很快就要破产了，从此灰溜溜地退出汽车业。
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些问题，这是真的。1919年，我们为了把福特汽车公司的所有股份买下来而借了7 000万美元，此外，我们还有3 300万美元的所得税，同时我们还想给工人发放每年的奖金，这笔钱是700万美元。在1921年1月1日到4月18日之间，我们总计要支付5 800万美元，而我们在银行里只有2 000万美元——我们的收支状况或多或少是人所共知的。人们普遍认为不通过贷款，我们是不可能弄到所需要的3 800万美元的，因为那是数额巨大的一笔钱，没有华尔街的帮助，这样一大笔钱是无法很快轻易地弄到手的。而且我们的经济状况相当不错，两年前我们借过7 000万美元，由于我们的整个财产没有抵押负担，我们也没有商业债务，一般来说银行借一大笔钱给我们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上，这的确是一笔很好的银行业务。
但是，人们却误以为我们借钱是公司即将破产的先兆。虽然谣言从全国各地报纸的新闻栏目中传来，但我开始怀疑但它们可能都是从一个源头而来的。当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肥胖的《克里克战斗报》（Battle Creek）的金融编辑散发了有关我们金融状况严重的公告后，这种想法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因此，我并不想去否定这些谣传。而在我们制定了的财务计划中，并没有包括贷款这一项。
我不能过于强调说你借钱的最糟糕的时机，是好些银行的人们认为你需要钱的时候。在上一章中我讲述过我们的金融原则，我们只是应用这些原则。我们打算进行彻底的家产清理。
让我们稍作回顾，看看当时情况具体怎样。在1920年的初期，便有迹象表明由于战争而产生的投机企业将难以维持下去了。一些从战争中诞生而并没有真正存在基础的企业都失败了。人们放慢了购买的速度。虽然我们自己的销售量仍然正常，但我们知道或迟或早它都会受到影响。我认真地考虑着降低价格的事，但各处的生产成本都已经无法控制了。工人们为他们的高工资而做的工作回报越来越少，原材料的供应者根本就拒绝进行脚踏实地的考虑。总之，暴风雨将要来临的警告根本就没人理会。
六月份，我们自己的销售量开始受到影响。从六月到九月销售量的增长越来越小，我们得做一些事情以使我们的产品处于公众的购买力范围之内，我们得做出大的动作以向公众证明我们确实是在动真格的，而不是玩虚的。因此，在九月份我们把旅行车的车价从575美元降到440美元，价钱降到了生产成本以下，因为我们仍在用高价时期买的材料进行生产。这次削价产生了相当大的轰动效应，我们受到了一大堆的批评，他们说我们是在以低价扰乱市场。这确实是我们想要做的，我们想尽我们的一份力把价钱从人为的高价降到自然的价格。我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即如果这时候或更早一点的时候，所有的生产厂家和批发商都进行大幅度的降价，并进行彻底的家底清理的话，我们便不会有这么长时间的经济萧条了。吊死在获得更高价钱的希望上只能是延误调整的时机。没有人能获得他们所希望的高价。只要舍得这一点点的损失，不仅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和购买力可以变得和谐起来，我们也将省去这漫长的一段普遍懒散的时期。总是抱住获得更高的价格不放，只能使损失变得更大。因为那些等待的人得为他们的高价存货付利息，同时也失去了在合理的基础上经营可能获得的利润。失业减少了工资分配，因此买者和卖者变得越来越对立。
有很多人谈论把巨额信贷转向欧洲，这样高价存货就可能销售出去。当然，那些提议并不是如此随便地提出的，我相信相当一部分人们真诚地相信如果大量的资金流向外国的话，即使没有希望收回本金或利息，美国的企业也会因此在某种方式上受益。这倒是真的，如果这些信贷是由美国银行接受的话，那些有着高价存货的人很可能出售存货获得利润。但银行宁愿保有那么多冻结资金，以致它们更像是冰窖而不是银行。我想，抱着谋取利润的想法一直坚持到最后是很自然的。但这并不是好的经营方式。我们自己的销售量在降价之后增加了，但不久又开始下跌。我们并没有充分地进入全国的购买力范围之内而使销售容易，零售价一般来说都没有降到最低价，而且公众对任何价格都不信任。我们又实施了再一次削价的计划，并把我们的产量保持在一个月10万辆左右。这种产量与我们的销售量并不相称，但我们想在停工之前尽量把我们的原材料转化成汽车。我们已经知道为了处理库存我们将要停工，当我们想要开工时又有一次大的降价，并且手中要有车以供需要。然后，新车将用低价购进的材料制造。我们下定决心要把价格降得更低。
果然，我们在十二月停工了，希望两个星期后能重新开工。我们发现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所以实际上我们近6个星期没有开工。在我们停工的那一刻起，关于我们的经济状况的谣传就更如火如荼了。我知道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希望我们到外面去找钱，因为如果我们去找钱的话，我们就得接受条件。我们并没有去找钱，因为我们并不需要钱，而我们也有愿意提供钱的人。纽约银行的一位官员拜访了我，并带来了一个金融计划，其中包括一大笔贷款和一个协议，协议规定银行家的一位�